追憶晉劇名伶李子健，民國歲月，風塵往事，梨園舊韻恍如隔世

劉明山（口述），謝江、祝占宗（整理）；李子健曾數次來包演出，在我市梨園界很有影響，故寫此文以紀念。

張家口市自秦漢以來即屬古上谷郡所轄。明嘉靖、萬曆年間，張家口的上堡、下堡相繼建成。每年早春二月，從堡内交易中心綿延四方，車輛挂輕，氈篷林立，各類商灘鱗次栉比。大自駿馬、駱駝、肥羊，菜牛；小至氈毯、獸皮、羽毛、錦帛、杯瓶、酒器，比比皆是。中原地區的足球遊戲、雜技表演也不斷傳到邊陲，是以張家口市就逐漸成為北方貿易中心與皮毛集散之地。随着商業與手工業越來越繁榮，戲劇業也出現了興盛的景象。我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來到張家口的。

我叫劉明山，藝名五月仙。原籍山西忻縣忻口鎮。父名劉法榮，藝名“雲遮月”，是馳名北方的晉劇名藝人。光緒十八年曾被請到北京在“廣德樓”演出，後被慈禧招進皇宮，打袍戲露了個“雙官诰”，受到了“老佛爺”的賞識。她親自賞了我父鳳冠一頂、蟒袍一件，從此“雲遮月”的藝名便名震京師。正當我父在梨園界大顯身手之際，由于舊社會藝人收入菲薄，我家人口衆多，負擔日重，以緻父親憂勞成疾，不幸于1913年3月20日病逝于故鄉，年僅四十四歲。因我父生前曾于光緒十七年來張家口大新院演過戲，當時的班主是山西蒲州人鬧兒紅。我父在大新院演出時曾與謝天寶（小常黑）配過戲，同時也結識了當時的四大花臉孟來黑、魏南黑、八百黑與武生王天恩（藝名“飛蛾”）等人。是以在我父臨終之時，即囑咐我母，他去世後，可讓孩子們投奔張家口，托靠生前的朋友，在梨園界培養成人，以繼其志。遵照先父的遺囑，慈母的教導，我當時年僅十五歲，即與二弟劉寶山（藝名十二紅）于1913年10月底來到張家口，先投奔小常黑謝天寶，住了小新園。不久又拜“飛蛾”王天恩為師，住了長勝班。當時李子健也住長勝班，從此我們便開始結為藝友。他當時年僅十九歲，比我大四歲，在張垣的梨園界已初露頭角，每月拿五十五吊錢的工資，我那時才開始學徒，一年隻賺十幾吊錢。長勝班住在張家口的七裡茶坊，班主王天恩，他原籍是山西蒲州人，早年唱武生，後因壞了嗓子，是以不唱戲了。但他武功甚強，翻躍如飛，是以群衆便取其“飛恩”，“飛恩”的諧音起藝名為“飛蛾”。王天恩與我父在生前是拜把子磕頭弟兄。舊社會的藝人們特别講究哥兒們義氣，是以王天恩師傅待我親如父子。李子健原籍是山西祁縣，據說他早年是山西祁縣“十萬班”裡打出來的娃娃，是以有較深厚的功底。他本性常，藝名“多慶”，又名“二滿慶”，工青衣。他哥哥名叫常新業，藝名“滿慶”，亦工青衣。民國廿年在太原“山西大戲院”為受水災難民搞救濟演出時，我與“大滿慶”同台合演過“金沙灘”，我裝北國小雲王，他裝南海佛，在表演中創造了梅花調的唱腔，受到戲劇界的好評。

李子健，早年喪父，母寡居，常興業和李子健都靠一個名叫“二忙”的領戲的，把他弟兄二人帶來張家口。常興業住少新院，班主是内蒙薩縣人獅子黑張玉玺和延慶人十一紅陳寶林。同班的演員還有玉娃娃（北京人，由平劇改唱山西梆子）、董玉山（山西忻縣人）等人。李子健小名叫“獨子”，據說原取“獨占鳌頭”之意。“二忙”比他大卅多歲，我們都叫“二大爺”，同年人稱“二忙”為“二班主”。在長勝班與李子健齊名的，還有山西汾陽人二保紅，山西忻縣人青衣盧鳳桐（藝名二毛旦），這三個人都是頭等演員。二毛旦與我父在生前同拜過山西蒲州人孫竹庵（藝名一枝梅）為師，是以我叫一枝梅師大爺。二毛旦曾親自給我傳授過“三上轎”、“蜜蜂計”、“忠保國”、“牧羊圈”等傳統别目。他的拿手戲是“三上轎”。以後嗓子雖然壞了，但作戲非常細膩，傳戲帶徒弟亦很認真，是以二毛旦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李子健的拿手戲是“鳳台關”、“英傑烈”、“百花點将”、“陰魂陣”、“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等戲。他在表演中文武兼備，唱功作派均好，是以成名較早。此外他還掌握着許多頗有風趣的小戲，如“布換花”、“拾玉镯”（他裝劉媒婆）、“王婆罵雞”（裝王婆），頗受聽衆歡迎。據說李子健的“王婆罵雞”是從山西名藝人後在張家口市郊區許家莊落戶的三圪旦口中學來的（三圪旦與我父同年），而水上漂（二明旦）的“罵雞”又是李子健傳授的，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們彼此的師承關系。

當時的藝人入戲班，要具備“三本”、“六會”、“十二出”的本領。李子健因少年成名，在這些方面還比較欠缺。同齡人中有個名藝人叫蘇大友，比李子健大兩歲；其父名“十裡忙”，是張家口市著名的老藝人。“十裡忙”重視獎掖後輩，他經常給李子健說戲，再加上子健虛心好學，是以他的藝術水準提高很快。1914年10月我二人分手，他到了北京。

不久王天恩師付的長勝班即到各處演戲，如正月十六在宣化牌樓東的火神廟演出，二月十九在張家口南營坊路南的觀音廟演出，四月初八在賜兒山，四月十八在營城子，四月廿八在堡子裡奶奶廟演出，六月間在橋東的河神廟、深溝的馬王廟演出，八月十五在圈裡演出。有時還去萬全的三裡屯、洗馬林，宣化的舌樹營、大倉蓋一帶演出。

1919年我們長勝班又被請到宣化城内牌樓南的興華茶園演出。為了擴大劇團的影響，我們又從北京把李子健請回，這時他已正式由姓常改為姓李。因為他到北京後又拜了河北梆子的名演員張二魁為師，在北京與河北梆子的名演員李翠芬配戲時，借劇傳情，建立了愛情關系，不久便結為伉俪。李翠芬的父親是北京市的著名珠寶玉器商人，家中擁有萬貫之财，但膝上卻無一子，于是李子健便在李家入贅為婿（俗名招女婿），正式将姓常改為姓李。李子健與李翠芬來了以後，住在宣化草市東的萬和棧，當時他們已有了一個兩歲多的男孩，乳名叫“福根兒”，長得天庭飽滿，地闊方園，這個孩子就是後來馳名平劇界的四小名旦之一的李世芳。據說李世芳是他父母外出演出時，在内蒙薩拉齊城的炭市街誕生的。當時長勝班把李子健夫婦請來是付出很高的代價的。一個人一天給他們六塊錢，還外加一塊菜錢。如不演出，一天一人也供一進制錢，一斤白面，另外還給他們專找了三間住房。當時我在長勝班已經開始負責。班中的主要演員有山西蒲州人玲玲生周福慶、小二保、十裡香、玉娃娃，還有花臉閻天德（藝名大頭黑）。戲院的代管院主是前清的一位武舉，宣化人，姓王，人稱弓箭王。“興華茶園”原為旗人所蓋，清亡後，便由弓箭王代管。我師傅王天恩與宣化火神廟的老和尚吳當家是好朋友，彼此交情甚厚，是以一寫就是八台戲。宜化城内還有陽原、芋縣、大同、祁太會館，有萬隆昌、積厚成、千和永、大興号等錢鋪，另外還有老爺廟、财神廟等，這些地方都來寫戲，是以生意特别興隆，五月十三我們還專門在宣化西街搭彩演戲。每天各商号均給戲班送“犒台物品”：一般都是一刀肉十斤，一包面五十斤，一捆幹粉條，一壇子酒。演完戲廿人共排兩桌席。有時掌櫃子還給賞錢。有一次萬隆昌賞了小二保五吊錢，其它人至少也賞一吊錢，戲班搞得特别興盛。

過了春節，我記得李子健的嶽父、嶽母也從北京到宣化來看女兒和女婿。子健的嶽父風雅端莊，談吐不凡，大有富商之風，他嶽母是旗人打扮，亦頗有風度。我們對他們都按貴賓招待。李子健與李翠芬當時頗有點革新思想，他們在宣化帶頭上台演新戲。我記得他們演過的新戲有反映義和團運動的“一進制錢”、“鋸碗釘”等，還有“黃大救主”、“探親家”、“剖腹驗花”等平反冤案的戲劇，李翠芬多演正面的旦角，李子健多演反面人物，夫妻二人互相配合，相得益彰。此時李子健的唱腔已改成了河北梆子的音調。我每天代表戲班請李翠芬的師傅張二魁和司鼓到宣化朝陽樓吃飯。三個人一頓飯花兩三塊錢，飯菜吃得相當可觀。李子健夫婦在宣化演的新戲，一時震動了上谷古城，真可謂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此外他們在宣化也演過一些傳統舊戲，如：“蜜蜂計”、“玉堂春”、“豆汁計”、“宋金蘭”等等。

到了正月初八與二月十五左右，宣化城裡的皮行、牙行、錢行都要互相請客。在這期間各家商号都要請客人點戲，最後由東家給賞錢。他們所點的戲大都是一些表示吉祥的傳統劇目，如“滿床笏”、“忠保國”等等。每天演戲時宣化鎮守使唐慶林還要派軍隊和警察去給維持秩序。戲院要以煙茶、瓜子招待。唐慶林的司令部設在宣化城内牌樓東街。過了二月十五以後，我們的戲班又要到各縣和鄉鎮去演出，李子健全家便回到北京，我們又二次分手。但思念之情，未嘗一日忘懷。

直到1924年4月間，我在張家口演出時，李子健又從山西來到張家口，我們第三次又見面了。李子健來張以後，在大新院演出，他還帶着著名旦角綏遠人高根梅，藝名自來香。自來香的兒子名叫高年根，藝名小香香，是李子健的徒弟，他們都在大新院演出。他們主要演的戲是“拾玉镯”、“布換花”、“鳳台關”、“英傑烈”、“百花點将”、“陰魂陣”等傳統劇目。此時李子健的技藝已達到爐火純青，獨具一格的程度了。他一年淨賺五百五十吊錢，我當時已成了長勝班的少老闆，但一年賺的也才有三百廿吊錢：工資遠沒有他高。我在外台演出時，為了互相學習，他親自看了我演的“蘆花記”、“南天門”。在大講門外路西的野台子上，我演完以後，他主動上台向我緻賀，并贊揚我在表演藝術上的獨特工夫。我們彼此的友情也日益深厚了。

1925年我與李子健又都到了宣化“興華茶園”。他一天賺三塊錢的工資，這時李世芳在北京已入戲校，和毛世來、張君秋、宋德珠、袁世海等人一塊學戲，在藝壇上已經初露頭角了。我與李子健在宣化共演了一冬天，當時同台演出的著名演員還有蓋天紅（大名李景雲）。他1913年從山西來張後，先在小新院演出，在“上天台”中扮劉秀，在“大報仇”中扮劉備，在“下河東”裡扮趙匡胤，作派細膩，唱腔悲沉婉轉，一台顯紅。蓋天紅比我大七歲，在山西人稱“灌腸紅”（注：另一名關勝，藝名亦稱蓋天紅，其父是邯鄲人，有功名，在山西做過官，關勝從小棄學從藝，與太平紅同科。比李景雲大廿三歲，是光緒年間的演員，這兩個蓋天紅不可混淆）。另外還有張家口的老演員與四盞燈齊名的雞毛醜。李子健在“興華茶園”演了一個冬天，又給上谷古郡的梨園史冊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篇章。過了二月，我們長勝班的演員又要出台演出，李子健再次回了北京。

1926年，軍閥混戰，正為民諺中所說：“軍閥來，鬧打仗，白臉下去黑臉唱”。我和李子健在北京與張家口都呆不下去了，于是我便和李子健的哥哥“大滿慶”常興業、馬武黑（太谷人，趙科甲，是月亮黑的外甥）相商組成了一個班子，一塊跑到了西標頭。在前街南的“興華茶院”演出。在標頭演出時，我與李子健、水上漂曾演出過反串戲“轅門斬子”、“坐樓殺惜”，震動了全城。本來我們都是唱旦角的，可是在“斬子”中我裝八王千歲，水上漂扮六郎，李子健裝穆瓜。在“坐樓”中水上漂裝閻婆惜，前場由我裝宋江，殺惜一場由子健裝宋江，很受群衆歡迎。標頭“興華茶院”的院主名叫連應合，是山西忻縣人，他以前在標頭開布鋪，後改行包了戲院。演出不久，因當時標頭交通不便，民生凋敝，是以演到七月底便開不了帳了。

不得已我們八月底又到了歸綏（即呼市），在“宴美院”演出。在這裡包戲的是山西忻縣忻口鎮人王太和。我們在歸綏演出時，為了做到陣容整齊，一台顯紅，便與張家口舊院的戲合了班。他們班中有鴻耀春、楊仲武、元元生、太平紅、獅子黑、七百黑。但由于當時的綏遠社會一片混亂，是以戲班四十多天未能演出，王太和給墊了一百多塊錢，以維持大家生活，解決了燃眉之急。社會現實使有些人看到戲班裡油水不大，兩班一百多人，不久走得隻剩下七十多人了。後來開台以後，因為演員中有李子健的哥哥大滿慶、元元生、太平紅，還有鴻耀春的女兒鴻寶珍、我弟劉玉山之師姐山西汾陽人小金香，是以生意尚稱興隆。但因當地雜牌軍隊很多，軍紀很壞，大都是白看戲不花錢的。演到年底，沒辦法，隻好向當地的忻縣人開的買賣家借了一千塊錢，給演員們散了資。

不得已，隻好與常興業去了標頭，標頭的糧行、錢行、茶行都是山西人，我與常興業演出時互任主角，再加上山西商人的捧場，是以一下子在標頭唱紅了。那時在標頭演出的還有北路梆子的演員花女子，她大名叫李桂林，是山西右玉人，從小父母雙亡，被開剃頭鋪的哥哥李順子賣給蒲州人三月旦的兒子福紅當童養媳婦，以後三月旦把她帶到左雲城中的玄帝廟打成“把式”，和“金蘭紅”、“臘玲子”均參加了懷仁武繼周的戲班，在豐鎮演出成了名。是以她生、旦、淨、末、醜樣樣都行，有一次演“忠保國”她本為旦角，卻扮演了楊延昭，深受群衆歡迎。是以當地老鄉有句土語說：“福魚兒會唱，拉犁兒會浪，不如花女子的戲囊（即多之意）”。此外還有王金鳳、拉犁兒、金蘭紅、魚兒生，我與他們互相切磋，彼此取長補短，學到了不少的技藝。

到了民國十八年，綏遠省遭了旱災，老天爺隻打雷不下雨，赤地千裡，寸草不生，老鄉們賣兒賣女，四處流浪，哪有心思去看戲。我們不得已又回了山西。先在忻縣演出，四月十八日又移到了原平縣的大牛店鎮演出。有一天晚上我正與月亮黑合演完“雞架山”，回店裡便遇到了李子健。他還帶着一個演小戲的演員，名叫“二貨”。我趕快讓下邊準備飯菜，席間二人共叙了别離之情。同時我又把他挽留下在此一塊演出。以後戲班又轉到原平、奇村、布樂等地去演。奇村有個大紳士叫鄧漢成，曾在大同龔富魁手下當過軍需官，在當地頗有勢力。他出面包了我們的戲，在奇村共賣票七天，李子健隻開客股，正、末兩場由他演出，由于他的出場，票價大為提高，李子健在這裡露了“九曲黃河陣”、“新安驿”、“鳳台關”，一下轟動了忻州。演出一直延續到十月，他才離開忻縣回到了老家山西祁縣。

1934年，即民國廿三年，我在太原又與李子健見了面。當時由李子健、李翠芬、張玉玺和我二弟劉寶山，包了我的戲斑。那時班裡的主要演員有宣化人假二保、黃金柱、十八紅李松山等主角。每天演出的地點是太原市的“山西大戲院”。該院的經理是天津人姓楊。該院白天還代放啞聲電影。以後我因為到集甯去接一個專演關公的名角蓋連忠，便留在了集甯橋西二馬路“福慶茶園”演出。當時在那裡有名的演員很多，如腮兒紅、平旺黑、新新血、虎頭生、十七生、刀子紅、肚剝羔、一條魚等。戲團由當地人陶春元、武生張福連、賭頭秃子根兒三人成班。我六天演了六個戲“二堂舍子”、“張公趕子”、“三娘教子”、“拾萬金”、“斬判官”、“蝴蝶杯”。在集甯一下子唱紅了。以後王太和（字茂三）又來了電報重新請我回綏遠。他的戲班由我帶到了標頭，他在綏遠又經管了平劇。

民國十四年李子健又從北京來了標頭，我們又得以相會。他來後就住了我的班子。當時標頭平康裡有間窯子裡的房租給了劇團，李子健就住在那裡。李翠芬住在了天盛魁雜貨鋪。因為這個雜貨鋪是女掌櫃當家，人稱“喬老闆”，此人風流倜傥，善于交際，原籍是山西人。她與李翠芬是磕頭幹姊妹。雜貨鋪專賣煤油、洋臘、汽燈。李翠芬住在那裡非常友善。

當時在標頭戲壇上紅極一時的人物，是晉劇界的後起之秀、山西五台人王玉山，藝名水上漂，又叫二明旦。水上漂幼年時入崞縣文友班主的戲班，拜正堂旦為師，以後成名。當時他年僅廿六歲，比子健小十五歲。山西老鄉有句俗話說：“五台出了兩件寶，一個是閻錫山，一個是水上漂。甯叫閻錫山不坐了，也不叫水上漂不唱了。”他在群衆中的威信之高由此可見。水上漂除了他的唱腔作派出衆以外，還因為他用了一個進階琴師，給他拉胡胡的是忻縣南關人，藝名“五魔”，老鄉們說：“五魔的胡胡會說話”。五魔比我大四、五歲，可惜他藝雖高，卻因大煙瘾沾身，損壞了健康，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水上漂還有個特點是虛心好學，善于取各家之長。古人雲“海江百川，有容乃大”确實是至理名言。他不但虛心地向我學習青衣的表演藝術，還虛心向李子健學習刀馬旦的技藝。李子健這次在標頭親口給水上漂傳授了“石佛口”、“盜銀壺”、“罵雞”等等具有獨特風格的傳統劇目。這便使水上漂的藝術水準達到了更高的境界。

民國廿四年四月在標頭呂祖廟演戲，那時邊陲鬧市——標頭，碧水漣漪，綠草如茵，大青山上已是春花怒放的季節，滔滔的黃河也泛起了春汛。在這鳥語花香的季節裡，晉劇界的名伶們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是以這次演出更給標頭市增添了風光。打袍戲是李子健與水上漂合演的“百花公主”，前半部由水上漂演，後半部由李子健演。真是兩峰對峙，各顯風流。李子健來包還帶來了許多新戲的本子，如：“一進制錢”、“探親家”、“黃犬救主”、“鋸碗釘”、、“破腹驗花”（肝花）等等，他的行動，給邊陲草原之城，多少吹來一點戲劇的革新之風。我與李子健、水上漂還同台演過一出新戲“破腹驗花”。子健扮審案官，我裝姨姨家的女兒，水上漂裝姑姑家的女兒，孟常榮裝醜角，李殿甲扮小生。戲演得很叫座，喝彩之聲不絕于耳。此時李世芳在北京已經登台表演，他經常從梅蘭芳、馬連良等大師們手中學到不少技藝，已經初步表現出“青出于藍”的姿色了。李子健夫婦不久即傳回北京，我們的劇團又開始跑外台，先後到磴口、安北，固陽等地演出。

民國廿五年，我又到標頭住了前街侯如山、侯林山、侯俊山（李天順胡子生的内弟，本標頭人）三人合辦的班子。班内的主要演員有李小霞，侯俊山之妻侯玉香，她是十裡香的徒弟。以後侯俊山又把李子健請來，到班裡給青年演員們說戲，有時他也示範性地搞點演出，多裝小旦和生角。民國廿七年二月間，李子健又來了標頭，與朔縣人立眉紅、其女五月梅及月亮黑、露水珠配過一段戲。不久即回到北京。這時李世芳已經名揚藝壇，成為大名鼎鼎的四小名旦之一了。李子健的嶽父是家有萬貫的富翁，是以李翠芬、李子健已經不再唱戲，隻在家中坐享清福了。

1947年7月，我因領着女兒劉玉蟬到北京看病，就住在了北京辟材胡同李子健的家中，适逢子健外出，李翠芬熱情地招待了我們父女。他家中有客廳，有夥房，還有三間住室，并雇有專車，一切生活事宜均由李翠芬的三叔代為掌管，當時李世芳已因為飛機失事而離開人間，是以我們不願提起此事，怕引起李翠芬的傷心。我弟劉寶山在早年曾給李世芳買過一套衣服，李翠芬談起此事，仍念念不忘。住了幾天之後，翠芬為了對我們表示歡迎之意，專門設家宴招待了我和玉蟬。赴席的記得有宋德珠，生前給世芳拉過二胡的琴師，還有小蘑菇常寶堃。因為小蘑菇與李世芳是拜把子的磕頭弟兄。這桌家宴比較豐盛。臨别時她還送了我一把扇子，上面有李世芳的題詩，内容大意是“拜梅蘭芳為師，成名得意”之義。可惜這樣珍貴的遺物，已經失散了，思之令人内疚。

我回張以後，便從標頭市鄂友三部隊的劇團中把水上漂請來，在張家口市裕民大戲院演出。不久李子健又從北京來張，住在趙步橋家中。他經常來我家中吃飯，彼此感情更加親密。李子健并以滿腔的熱情給我女兒劉玉蟬抄寫、傳授“打金枝”、“百花公主”等傳統劇目之技藝，是以玉蟬的成長，老友李子健是花費了很多心血的。

趙步橋是山西徐溝人，先唱武生。他第一個女人白翠蘭因病早逝，又娶了生角筱桂芳，後未與筱桂芳離婚，便以老鄉名義和牛桂英挂上鈎，以後結婚。是以趙步橋逐漸發展成了梨園界的一霸（二次解放時被政府鎮壓）。在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中間，趙步橋通過李子健的關系曾把張君秋、袁世海、高玉倩等名演員請來張家口演出。李子健在趙步橋家中也親自給牛桂英說過戲，在吐字發音傳情達意方面，給牛桂英傳授過不少獨到的功夫，牛桂英唱腔圓潤清晰的表演風格，這與李子健的熱情幫助是分不開的。

以後我二弟劉寶山和水上漂、金鈴黑等人，通過李子健的介紹，到北京吉祥大戲院演出，使山西梆子能在北京古城得以生根傳播。

在1947年到48年期間，張家口市的戲劇界又通過李子健的引薦，把名演員喜彩蓮、小蘑菇請到上堡的“中正堂”演出達一個多月，至今在山城人民的心目中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當時傅作義占領下的張家口，僞市長是秦豐川，他原名秦源，原籍是綏遠豐鎮人，早年畢業于宣化一中，後留學日本、德國。1949年1月随傅将軍在北京起義，解放後任内蒙教育廳長、文史館長。秦豐川在張家口市成立了一個西北戲劇學校，地點在張家口市中正堂内。他便請李子健來張出任該校校長，并兼中正堂經理。西北戲校的師資力量是非常雄厚的，當時在校任教的有南定銀、田月樓、張少池等。學校的學員共有一百餘人，他們由于經過了名師的指點，是以後來不少人都成了戲劇界的良才。如袁喜青（旦角，在涿鹿演出，去年死，黨員）、王喜愛、鐘桂枝、郭西元、何西柱、馬西蘭、米西志（其夫妻為太原名演員郭美英）等等，都是西北戲校培養出來的名角。

1947年的臘月，李子健與趙步橋、牛桂英等人到了北京。1948年過了八月十五，趙步橋、牛桂英連日相邀李子健打牌、飲酒，因勞累過度，八月十七子健腦溢血突發，溘然長逝，享年五十五歲。子健逝世後，全賴李世芳的小兄弟們慷慨相助，妥善安葬。子健一生獻身梨園事業，未能看到新中國成立後百花齊放的動人景象，實為憾事。遺孀李翠芬，解放後受到黨和國家的多方照顧，一九五五年病逝。李世芳生前曾與平劇界的一名琴師姚玉芙的姑娘姚寶蓮結婚。留有三個女兒，小女被李子健的女兒晉劇界的名演員李碧蘭帶到台灣。現大女在北京工作，二女兒在太原。總之，縱觀李子健的一生可謂：“藝壇建樹頗多，手栽桃李芬芳。”他對晉劇事業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他遠在台灣的門徒與後裔，應該不忘其師傅與祖輩的遺風，早日傳回祖國，葉落歸根，為新中國的戲劇事業做出新的貢獻，為國争光，也為李子健先生與李世芳先生争光！是為至盼。

資料來源：《標頭文史資料選編（第13輯）》，原标題《回憶晉劇名伶李子健）

資料整理：黃翔，網名“陰山小蟲”，標頭市本土文化研究中心 秘書長、標頭九原博物館 理事、標頭烹饪餐飲飯店行業協會 副會長。讀萬卷書、行千裡路、嘗百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