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柳傳志等一批來自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機關、軍隊國防、教育、科技、醫療、文化、體育、網絡等各領域各行業的精英，被黨中央國務院隆重授予改革先鋒稱号，頒授改革先鋒獎章。
其中，柳傳志被認定為科技産業化的先行者。
中央的表彰決定是這樣說的：
“這次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鋒，為推動改革開放作出了傑出貢獻，發揮了突出的示範引領作用，是人民群衆的優秀代表。他們擁護中國共産黨上司和大陸社會主義制度，擁護改革開放，堅持正确改革方向；他們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奮鬥在改革開放一線，引領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變革，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們帶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愛崗敬業，無私奉獻，作風優良，赢得人民群衆廣泛贊譽。”
最高規格的授獎機關，最高規格的授獎評語，因而也是最高權威的頒獎活動。
如此，司馬南和他的粉絲就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看待柳傳志獲得改革先鋒稱号？
有個網友是這樣解釋的：
“人一時好，不代表一輩子好。過去是好人，不能說明他現在也是好人，更不能保證他以後也是好人。”
言外之意，2018年授獎時柳傳志是好人，不代表現在他還是好人，是以司馬南說的和柳傳志獲獎沒沖突。
我是這樣回答的：
“難道柳傳志在2018年時還是好人，到了2021年底就成了壞人，這變壞的速度也忒快了，比三伏天帶魚變臭的速度還快。而且按司馬南所說，柳傳志幹的那些壞事是在十幾年前啊，也不是2018年以後幹的。這在邏輯上講不通啊。”
又一個網友這樣舉例解釋:
“貪官在台上時你知道他是貪官嗎？不都是出事被揭露被抓後你才知道嗎？”
言外之意是柳傳志本來就不咋地，但表彰那時沒被揪出來，被他蒙混過關了。
這話有一定道理。看看那些貪官，包括前幾天才在電視上痛哭流涕地被判死緩的貴州省政協原主席王富玉，哪一個在台上時不是道貌岸然，滿嘴都是高調。
但問題是，這些貪官污吏，都是被紀檢監察機關乃至公檢法部門查處後證據确鑿才坐實罪名的。請問，到目前為止，有一家紀檢監察機關或者公檢法部門說柳傳志如何如何了嗎？
沒有，真的沒有。
既然沒有，那為什麼司馬南這麼言辭鑿鑿地說柳傳志和聯想如何如何，司馬南的粉絲就更進一步，徹底把柳傳志罵成“漢奸”、“賣國賊”、“資本家”，把聯想打成“賣國企業”、“美帝良心”。
想當初搞評選，在全國範圍内隻有100個候選人，層層推薦、層層審查、層層把關，最後中央稽核确定名單，難道你司馬南比黨中央、國務院還英明，還正确，中央都沒發覺到的事，你都發現了？況且那時還在全國範圍内進行了公示，你司馬南為什麼不出來揭發呢？
估計司馬南那時還在美帝家中享福呢。
過去四十年裡，“轉型中國”可謂混沌不清。後計劃經濟的烙印遍布社會的每一寸肌理。有些時候，權力肯讓道，資本才能搭橋，兩者之間的關系錯綜複雜。民營企業家賺的每一個銅闆，身上都可能帶有時代的特征。是以這個“原罪”問題，就猶如達克摩斯之劍，不知道什麼會落下來。
而且你曆經千辛萬苦，翻越了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之後，終成一方霸業，可能也會遭到更多觊觎的眼光。一旦處理不慎，就可能是一副手铐，一紙訴狀，幾十年的商業帝國崩塌離析。
這樣的悲情故事，曆史不是沒有發生過，顧雛軍和他的格林科爾系的下場，就是一個最鮮活的例子。
難道柳傳志和聯想也要步顧雛軍和格林科爾的後塵？
不可否認，近幾年，中國輿論界暗流湧動，極左風起，一時衆說紛纭、人心惶惶。司馬南炮轟聯想，不過是這股逆流中的一道而已。
竊以為，司馬南現在自以為嗅到了風聲，看到了苗頭，就跳出來引領風尚，就像前些日子李光滿寫的那篇殺氣騰騰的文章《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一樣，被胡錫進駁斥為“确屬嚴重的誤判和誤導”，“是對近期國家出台一系列市場監管措施的誤讀和曲解”。
今天，中國的經濟邏輯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比起以往任何時刻，今天的中國都更需要市場化的力量，需要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來對抗國内外的劇烈變化。如果民營企業稀裡嘩啦地都倒了，或者都攜款潛逃了，或者躺平了，就是什麼也不幹了，我也不掙錢了，我也不受這罪了，那對中國經濟來說，非常嚴重的事情馬上就來了。那不光是黑天鵝了，那灰犀牛都來了。
這是中國經濟不能承受之重。
習近平總書記1月17日在2022年世界經濟論壇視訊會議發表演講，強調“中國要實作共同富裕，但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要先把‘蛋糕’做大，然後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分好，水漲船高、各得其所，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中國将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中國改革開放永遠在路上。不論國際形勢發生什麼變化，中國都将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中國将繼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做“蛋糕”靠誰？靠司馬南之流嗎？他隻會做夢、畫餅。靠的還是千千萬萬的勞動者，靠的還是包括柳傳志在内的大批企業家。
筆者看到這樣一段話：不少理論刊物和體制内學者，在頻繁發表一些非常極端的文章和觀點，在社會上都引發了極大争論，這種情況應該要引起關注。在揣測上意的同時遂行“甯左勿右”并進行政治投機，這個毛病，不僅官僚有，在學術及理論領域其實更嚴重。
對司馬南的文章，亦可如此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