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胡子老杜
宋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正月，69歲的杜衍上疏朝廷，請求退休，遂以太子少師緻仕，累加至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從此閑居當時的商丘南京應天府。
定居南京應天府的杜衍，經常與另外幾位同樣退休居住于此的北宋重臣朱貫、畢世長、王渙、馮平，在一起宴集賦詩，飲酒作樂，共度晚年時光，時稱“睢陽五老會”。
杜衍緻仕後居南京應天府的十年，并不像其他官員那樣，蓋房子買地置辦家産，而是一家人借了簡陋的驿站居住，第室簡陋，葛帷布衾，晚間一燈，熒然欲滅，居之裕如。直到去世。
杜衍不到四十歲頭發胡子就白了，被宋仁宗戲稱為“白胡子老杜”。并且晚年的杜衍為人低調，從不奔走于權勢之門，偶爾也隻是參加老朋友的聚會，自寫的名片，隻題“前鄉貢進士”為銜。以至于有些人沒有認出他這個昔日的宰相，把他看做一位普通的白胡子老頭。
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記載：一日，杜衍受邀請參加河南府舉行宴會，杜衍頭戴居家便帽，身着土裡土氣的便裝前往赴宴，端坐一隅，靜默不語。這時候，恰巧河南府知府外出，有位本路的發運司管勾文字（官名）來到桌前，大家紛紛起立熱情地跟他打招呼。這位小官僚少年得志，見大家如此熱情，唯有旁邊那位白胡子老頭兒穩若泰山，屁股穩穩地坐在凳子上紋絲不動，不由火冒三丈，厲聲問：“足下以前官居何位？”杜衍依然埋着頭，不動聲色地輕聲呢喃道：“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位官員頓時面紅耳赤不言一語。
這段轶事既顯示了這位官員的年少輕狂，同時彰顯了杜衍衣着樸素，為人低調的優秀品格。更充分襯托出杜衍為官清正廉潔的道德操守，這也是杜衍德高望重，倍受人尊崇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出身貧寒，奮發有為
杜衍(公元978—公元1057)，字世昌，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北宋名臣，著名書法家。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進士及第，曆任揚州觀察推官、秘書省著作佐郎、平遙知縣，禦史中丞、刑部侍郎、樞密使等職，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官拜宰相。最受時賢和史家頌美。
杜衍出身于官宦之家，其九世祖杜佑為唐朝名相；祖父杜叔詹，官至鴻胪卿，追封吳國公；父親杜遂良，任宋太宗朝尚書度支員外郎。杜衍的家庭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官宦之家，他本應該過着衣食無憂，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杜衍的母親正懷着杜衍的時候，杜衍的父親杜遂良突然暴病身亡，而杜衍成為了遺腹子。
母親含悲生下杜衍後，在他很幼小的時候便改嫁河陽錢氏。杜衍在祖父的呵護下漸漸長大，不幸的是在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杜衍15歲的時候，祖父也遽然撒手人寰。杜衍在家中倍受欺淩，無法安身，于是杜衍又去投奔母親。然而，繼父卻不肯收留杜衍。他隻好辭别母親，孤身一人四處流浪。
此時此刻的杜衍無家可歸，流浪在外，“往來于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年少的杜衍嘗盡人間凄苦，也倍感人世間的冷暖凄寒，替人抄抄寫寫糊口為生。
自古雄才多磨難，纨绔子弟少偉男，這一段早年的貧寒歲月，對于杜衍來說這既是一種意志磨難，也是一種人生的考驗，對于年少的杜衍來說更是一種無形的激勵和精神資産，使他過早的成熟起來。
杜衍流浪至濟陽，遇到了當地富豪相裡氏。相裡氏見杜衍儀表不凡，認定他必是一位奇偉之士，未來定然不凡。便将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并資助他讀書求學。杜衍束發苦志厲操，尤其酷愛讀書。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30歲的杜衍金榜題名，中進士甲科第四名。杜衍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實作了人生的逆襲。
三、清正廉潔，善于治獄的治世能臣
杜衍進士及第後，被朝廷任命為揚州觀察推官，不久，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平遙知縣。此後，朝廷遣使者巡察平遙，因政績突出，鼎力舉薦，又擢升杜衍為晉州通判。
朝廷下诏令推舉品質優良政績卓異的官吏，杜衍名列其中，遂被擢升為乾州知州。後來，朝廷又調杜衍知鳳翔府，因事遭罷免，及罷歸，二州的百姓将他阻攔在州境上，說：“為什麼要調走我們賢太守？”
杜衍處理政事公正明斷、不徇私情，以善于決獄而著稱。杜衍後以太常博士之職提點河東路刑獄，升任尚書祠部員外郎。他巡視潞州時，澄清冤案，知州王曙是以寫了《辨獄記》。
高繼升任石州知州，有人舉報說高繼升勾結外族策劃變亂，将其逮捕拘囚治罪，久不判決，杜衍辨明這是一起冤案，于是将誣告者治罪。
甯化駐軍将領審訊将人定為死罪，沒有根據實情，杜衍複審後予以改正。守将不服，上訴朝廷，诏令刑獄複審，果然罪不當死。
杜衍斷獄明決，屢為冤案昭雪，被當時人稱頌。章獻太後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後歎曰：“吾知之久矣！”
随後杜衍朝廷與各地之間職務頻繁變換，但是杜衍都恪盡職守，盡職盡責，處理政務恰如其分，深得朝廷和群眾的稱贊。真可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杜衍人品高，官風正，能力強，善決大事，所至政聲皆佳。杜衍為政不以威刑，善于條分縷析，很有方法，并且公正無私，非常讓人信服。是以民不敢慢，吏不敢欺。被人贊譽為“開封府常出能吏，但能擅長民政者，惟公一人。”
北宋中期，随着社會危機和宋朝财政危機的加深，統治階級内部的沖突也日益加劇。對此情況北宋君臣也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尋求解決之道。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八月，範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條陳十事》，提出了以改革吏治為中心的十項改革綱領，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拉開了序幕。
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杜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宰相），支援“慶曆新政”，為相僅120天，史稱“百日宰相”。
杜衍治政期間，力革弊端，善決大事，好薦賢士，為人稱道。慶曆新政中的一些骨幹人物，如範仲淹、歐陽修、孫甫，都得到過杜衍的熱情栽培、大力提攜和竭誠維護。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稱贊杜衍在慶曆新政的作用是說：“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當英才們備遭庸衆排擠诽議，杜衍“複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實在無力回天，“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
雖說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鞏固了北宋王朝統治，緩解了社會沖突，改善了普通群眾的民生，但受到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團和守舊勢力強力反對，他們攻擊範仲淹、歐陽修、富弼等人為朋黨，對他們進行诋毀污蔑抹黑，在衆多的攻擊之下優柔寡斷的宋仁宗逐漸失去了對這些改革者的信任和支援。而身為宰相的杜衍又處處庇護着他們，這使仁宗大為惱火。範仲淹、富弼等被貶出京師，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杜衍也被罷相。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實施不過一年就宣告失敗。
宋仁宗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正月，69歲的杜衍上疏朝廷，請求退休，遂以太子少師緻仕，累加至太子太師，封祁國公。杜衍晚年，從此閑居南京應天府十年，與王渙、畢世長、馮平、朱貫合稱“睢陽五老”。成就了中國曆史上的一段風流雅事。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寓居驿舍十年的杜衍病危，宋仁宗聞訊，緊急派使者問醫賜藥，帶着太醫前往看望，尚未趕到，杜衍已溘然長逝。杜衍臨終前，誡其子要竭忠盡孝，喪事從簡，收殓自己時隻用一枕一席，以小墓矮墳薄葬。并給宋仁宗留下遺疏，“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财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全疏之中，沒有一句言及私事，着實令人心生敬意。
杜衍年八十卒，自作遺疏贈司徒兼侍中，谥曰“正獻”。杜衍次子将其葬于應天府宋城縣（今河南商丘市睢陽區）東南仁孝原。歐陽修作有墓志銘。
杜衍宦海一生，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剛正不阿，清正廉潔，名垂青史。其從不設定私産，退休後一直住在驿舍之中直到去世。真的讓人肅然起敬，敬佩不已。
宋史評價他說“勁正清約，皆能靳惜名器，裁抑僥幸，凜然有大臣之概焉。”
歐陽修在撰寫的《太子太師緻仕杜祁公墓志銘》中高度稱贊杜衍道：“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裡，至公為人尤潔廉自克。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于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
南宋史學家洪邁《容齋續筆》中将杜衍與唐代名相褚遂良、張九齡、裴度和宋代名相趙普、寇準等并列，稱之為“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
杜衍善詩，工書法，正、行、草書皆有法，尤以草書見長，為世所重。《兩宋名賢小集》收有《杜祁公摭稿》一卷，《全宋詩》錄有其詩。蘇轼雲：“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乃一代之絕，清閑妙麗，得晉人風氣。”
如今，杜衍的作品草書《仲冬嚴寒帖》，行楷書《題懷素自叙帖後》作為國寶級文物被收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這無疑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就像《睢陽五老圖》，《富貴山居圖》一樣，它們的回歸将預示着國家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我們真誠盼望着那一天早日的到來。
杜衍，這位清正廉潔，倍受人尊崇的曆史人物已經長眠于商丘這片土地上，成為商丘曆史上一段不朽的曆史傳奇，杜衍身上的兩袖清風，清正廉潔的一身正氣，剛正不阿，忠于職守，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的優良品格，對于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對于當今黨政各級幹部自身的清正廉潔，以及各級政府的廉政建設都有着示範和标杆作用。
同時，以杜衍為首睢陽五老的風流佳話也成為商丘文化史上最燦爛的華麗亮色，成為商丘文旅發展的最珍貴文化财富。
如今，漫步于商丘城湖外環的睢陽五老路上，在冬日的暖陽裡透過浩瀚飄渺的城湖，遙望這千年的商丘古城。天藍地闊，水天一色，蘆荻飄飄，水鳥飛翔，諾大的商丘古城仿佛就是一座飄浮在水上的城。頓時，千年的滄桑凝為一瞬，古老的曆史都幻為這吹拂的風。杜衍這個曆史人物的故事和傳說早已和這城湖，古城融為一體，成為古城永恒的曆史記憶。現在的商丘古城正以嶄新的姿态迎接世人，而古城的春天也為時不遠了。
（作者劉金芳系網商社科特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