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作為中國曆史發展的新紀元，是指公元前十一世紀末葉周武王克商滅纣，建立周朝。建都于鎬（今陝西西安西南），直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被殺，周平王遷都洛陽。西周前後延續280餘年。在夏、商兩代的基礎上，西周的政治文化取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成為儒家十分推崇的“盛世”，是大陸古代文化的奠基時期，對兩千多年的中國曆史有着極為深刻的影響。孔子就曾說：“周監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研究西周曆史的專家都對西周這280多年的曆史感到頭疼，一是時代久遠，缺少文獻典籍的記載，緻使西周的年代錯亂，軍國大事不詳。因而西周的曆史一是靠戰國時期儒家所修訂的反映西周曆史的《詩》、《書》、《禮》、《樂》幾部經典。但由于儒家們的家派的局限性，有許多重要的史料都被删除而未能儲存。二是主要依靠建國後地下出土的青銅器，上面都有銘文，對研究西周曆史都是重要的史料。
西周一代的曆史研究尚如此困難，在西周一代我們東海之濱的２８０多年又是怎樣度過的，這恐怕要難上加難了。然而，西周建國初期所發生的武王克商、三監之亂、東夷叛亂以及周公東征等幾件大事卻又都和東方這塊土地有關。
商代，江蘇全境為荊蠻之地，淮河流域是淮夷聚居的地方，後為徐夷，并建立了勢力強大的徐國，她的初都，楊寬先生認為是在戰國時代的徐州，今山東滕縣東南後遷入泗洪。今日蘇北及其接壤的莒、郯、日照一帶，是為東夷中的鳥夷。鳥部落在沿海一帶可謂小國林立，人方的力量逐漸強盛。到了武丁時期，曾幾次征服人方，降而複叛。東夷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直到商末，攸侯喜率領十萬大軍征伐東夷，經過幾次大的征伐，終于翦天了蘇北的許多小國，諸夷朝商，沿海地區歸屬商的版圖。雖然商朝曾經多次攻克東夷，甚至殺了人方的首領無 ，也并沒有真正地把東夷征服。
中國曆史博物館儲存着一件從殷墟發掘出來的一件青銅器——“般 ”。銘文為“王且人方無 鹹王商作冊般貝用作父已尊來冊。”它記述了一件這樣東征史實。商王殺了東夷的首領無 ，完畢，商王賞賜作冊般貝，般作此 ，用以祭祀亡父父乙，來這個人記下此事。這是商朝末年的一件青銅器。
公元前1040年，周武王克商，殷纣王鹿台自焚，商滅國。按當時的慣例必須儲存商的祭祀，武王封纣王子武庚為諸侯，分商地為三部份，并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據一部，監察武庚，曆史上稱為三監。周武王滅商後第二年即去世，由其子成王繼位，因成王太小無法管理朝政，由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攝王位，代行國政。這個政治上的變動，引起了周王朝上層貴族的疑忌，三叔也乘機造謠說周公旦要謀害成王。管叔、蔡叔并且開導武庚，要乘内亂複辟。同時管叔、蔡叔還招誘東夷，主要是東夷中的奄、蒲姑和淮夷中的徐國屬下的鳥夷各小國起來反周。
這一叛亂可以說對初始滅商後的西周政權影響十分巨大，因而周公旦調動大軍，進行第二次東征，經過三年的殘酷征伐，據《孟子·滕文公下》說：“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終于平定了三監之亂和武庚的複辟。平定了東夷各國的反叛。
據《書序》和當時三監一起叛亂的是淮夷：“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淮夷是東夷中的一支，是後來徐國的主體。但據郭沫若先生的分析，參加叛亂的是熊盈二姓主要是淮夷、人方和林方。與商的關系都是十密切的。《逸周書》說熊盈族有十七國，應該就是人方。東夷中的鳥夷即是人方。當在今蘇北、魯南一帶。監于他和淮夷以及殷商之關系，不可能不加入到反周的聯盟中去。武庚叛亂失敗，其近臣飛廉向海隅逃跑，尋求人方的庇護就是重要的佐證。周公東征的部隊一支“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說明西周的遠征軍已達到東部海濱。而這個“海隅”，當指今天的黃海之濱，是古代東夷“人方”的聚居之地。
曆史往往有它的巧合。1953年11月由南京博物院王英、尤振堯主持發掘的大村兩座西周銅器墓，其中的墓主人有可能就是“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領兵将帥，戰死或病死後埋葬在這東海之濱的青山腳下的台地上。三千多年後重見天日，見證了史書上語焉不詳的這段曆史。
1953年11月，江蘇省文物工作隊在雲台大村水庫的工地發掘了兩座西周的墓葬。墓葬遺址已沉沒于碧波浩淼的水庫之中，而它出土的銅器卻在向我們無聲地叙述着早已湮沒的曆史。這批銅器共7件：有銅鼎4件，銅 3件。其中大青銅鼎口徑48厘米，是江蘇省出土銅鼎中口往最大的一件青銅禮器。現仍陳列在南京博物院的展覽大廳中。其它三個銅鼎分别為口徑28.5厘米、高40.2厘米。銅鼎制作質樸純厚，從器形上看和商代末年的一般銅鼎相似，但已不象商代銅鼎上有那麼繁複的紋飾，素面占了很大的比例，紋飾也十分疏朗簡單，器身上有常見的雷帶紋和弦紋。腿上的獸面紋也非常簡單，它最大的自身特點即是器身與足均有突出的鈎戟來代替一般的直棱裝飾。（圖3）三個銅 分别高53.5、54.9和52.3厘米。頸部均有突起的弦紋兩道，器身上下連為一體，中間缺稗，足中空，腹束腰。完全顯示了西周初年的銅器的特點。這批銅器在東海之濱的“郁州”被發現，可能與西周初年周公伐夷有關。已故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尹煥章先生在其《古代江蘇曆史上的兩個問題》的文章中，認為大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銅器和丹徒煙墩山及儀征破山口、江甯陶吳鎮出土的青銅器都是西周初年的青銅器，并直接指出大村出土的青銅器，是“周公鎮壓了東夷人的反抗之後，可能派其屬下領兵在此鎮撫。是以，揣測這兩座墓大緻是屬于當時周王室派來的統冶者。而墓葬中所出的銅器，則可能都是中原鑄造帶來的。”
郭沫若先生在他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将大村青銅鼎選入書中，作為西周初年的青銅器的重要代表，可以顯示出這批銅器的重要的曆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