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是指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叶周武王克商灭纣，建立周朝。建都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直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在骊山被杀，周平王迁都洛阳。西周前后延续280余年。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西周的政治文化取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成为儒家十分推崇的“盛世”，是大陆古代文化的奠基时期，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孔子就曾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研究西周历史的专家都对西周这280多年的历史感到头疼，一是时代久远，缺少文献典籍的记载，致使西周的年代错乱，军国大事不详。因而西周的历史一是靠战国时期儒家所修订的反映西周历史的《诗》、《书》、《礼》、《乐》几部经典。但由于儒家们的家派的局限性，有许多重要的史料都被删除而未能保存。二是主要依靠建国后地下出土的青铜器，上面都有铭文，对研究西周历史都是重要的史料。
西周一代的历史研究尚如此困难，在西周一代我们东海之滨的２８０多年又是怎样度过的，这恐怕要难上加难了。然而，西周建国初期所发生的武王克商、三监之乱、东夷叛乱以及周公东征等几件大事却又都和东方这块土地有关。
商代，江苏全境为荆蛮之地，淮河流域是淮夷聚居的地方，后为徐夷，并建立了势力强大的徐国，她的初都，杨宽先生认为是在战国时代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后迁入泗洪。今日苏北及其接壤的莒、郯、日照一带，是为东夷中的鸟夷。鸟部落在沿海一带可谓小国林立，人方的力量逐渐强盛。到了武丁时期，曾几次征服人方，降而复叛。东夷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直到商末，攸侯喜率领十万大军征伐东夷，经过几次大的征伐，终于翦天了苏北的许多小国，诸夷朝商，沿海地区归属商的版图。虽然商朝曾经多次攻克东夷，甚至杀了人方的首领无 ，也并没有真正地把东夷征服。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一件从殷墟发掘出来的一件青铜器——“般 ”。铭文为“王且人方无 咸王商作册般贝用作父已尊来册。”它记述了一件这样东征史实。商王杀了东夷的首领无 ，完毕，商王赏赐作册般贝，般作此 ，用以祭祀亡父父乙，来这个人记下此事。这是商朝末年的一件青铜器。
公元前1040年，周武王克商，殷纣王鹿台自焚，商灭国。按当时的惯例必须保存商的祭祀，武王封纣王子武庚为诸侯，分商地为三部份，并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监察武庚，历史上称为三监。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即去世，由其子成王继位，因成王太小无法管理朝政，由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这个政治上的变动，引起了周王朝上层贵族的疑忌，三叔也乘机造谣说周公旦要谋害成王。管叔、蔡叔并且开导武庚，要乘内乱复辟。同时管叔、蔡叔还招诱东夷，主要是东夷中的奄、蒲姑和淮夷中的徐国属下的鸟夷各小国起来反周。
这一叛乱可以说对初始灭商后的西周政权影响十分巨大，因而周公旦调动大军，进行第二次东征，经过三年的残酷征伐，据《孟子·滕文公下》说：“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终于平定了三监之乱和武庚的复辟。平定了东夷各国的反叛。
据《书序》和当时三监一起叛乱的是淮夷：“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淮夷是东夷中的一支，是后来徐国的主体。但据郭沫若先生的分析，参加叛乱的是熊盈二姓主要是淮夷、人方和林方。与商的关系都是十密切的。《逸周书》说熊盈族有十七国，应该就是人方。东夷中的鸟夷即是人方。当在今苏北、鲁南一带。监于他和淮夷以及殷商之关系，不可能不加入到反周的联盟中去。武庚叛乱失败，其近臣飞廉向海隅逃跑，寻求人方的庇护就是重要的佐证。周公东征的部队一支“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说明西周的远征军已达到东部海滨。而这个“海隅”，当指今天的黄海之滨，是古代东夷“人方”的聚居之地。
历史往往有它的巧合。1953年11月由南京博物院王英、尤振尧主持发掘的大村两座西周铜器墓，其中的墓主人有可能就是“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的领兵将帅，战死或病死后埋葬在这东海之滨的青山脚下的台地上。三千多年后重见天日，见证了史书上语焉不详的这段历史。
1953年11月，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在云台大村水库的工地发掘了两座西周的墓葬。墓葬遗址已沉没于碧波浩淼的水库之中，而它出土的铜器却在向我们无声地叙述着早已湮没的历史。这批铜器共7件：有铜鼎4件，铜 3件。其中大青铜鼎口径48厘米，是江苏省出土铜鼎中口往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现仍陈列在南京博物院的展览大厅中。其它三个铜鼎分别为口径28.5厘米、高40.2厘米。铜鼎制作质朴纯厚，从器形上看和商代末年的一般铜鼎相似，但已不象商代铜鼎上有那么繁复的纹饰，素面占了很大的比例，纹饰也十分疏朗简单，器身上有常见的雷带纹和弦纹。腿上的兽面纹也非常简单，它最大的自身特点即是器身与足均有突出的钩戟来代替一般的直棱装饰。（图3）三个铜 分别高53.5、54.9和52.3厘米。颈部均有突起的弦纹两道，器身上下连为一体，中间缺稗，足中空，腹束腰。完全显示了西周初年的铜器的特点。这批铜器在东海之滨的“郁州”被发现，可能与西周初年周公伐夷有关。已故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尹焕章先生在其《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的文章中，认为大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和丹徒烟墩山及仪征破山口、江宁陶吴镇出土的青铜器都是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并直接指出大村出土的青铜器，是“周公镇压了东夷人的反抗之后，可能派其属下领兵在此镇抚。因此，揣测这两座墓大致是属于当时周王室派来的统冶者。而墓葬中所出的铜器，则可能都是中原铸造带来的。”
郭沫若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稿》中，将大村青铜鼎选入书中，作为西周初年的青铜器的重要代表，可以显示出这批铜器的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