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揚談枕邊書

20世紀50年代您在中戲讀書，“名著選讀”是作為必修的内容。能否談談這裡包括了哪些名著？當時的老師對于閱讀這些名著有沒有指導？

鐵揚：必修的方式有兩種，一種為考試記分，一種為考察，隻記及格。授課形式一是導師講授，如莎士比亞，由孫家琇先生講授。孫先生是中國當時“莎學”界為數不多的大家之一。還有張君川先生也是莎學的著名學者。記得在張先生的授課内容中還包括了希臘悲劇乃至意大利喜劇家哥爾多尼的作品，至于中國元曲及晚清戲曲的盛行，由著名戲曲理論大家周贻白先生授課。周先生是完整戲曲史著作的國内第一人。另一位是日本的青木正兒。除幾位先生個人的授課外，學校還會安排大量的中外名著讓你閱讀。閱讀書目如俄國的、德國的、英國的和中國的。由任課老師為你開出大量書目，限期讀完。随時抽查提問。其間還約請過著名作家、理論家如曹禺、田漢作講座，還有解放區的作家沙新、石丁先生及一些年輕任課教師指導閱讀。

從俄羅斯的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爾斯泰到蘇聯時期的高爾基和肖洛霍夫……您都喜歡嗎？是否也有讀不進去的名著？

鐵揚：閱讀俄羅斯（到蘇聯）作家的作品，當然是最大的閱讀量。但巴爾紮克、雨果、羅曼·羅蘭、莫泊桑、狄更斯也在“選讀課”内。當然，閱讀這些作品，并不是都喜歡，有些屬于理性認識，如果戈理等。如你所知，最有興趣的還是契诃夫、托爾斯泰、巴爾紮克和莫泊桑，他們的某些篇目留給我的印象是終生的。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卻有讀不進去的時候，如《卡拉馬佐夫兄弟》，但我不會放棄。從另一個角度如從曆史背景去再認識，哪怕是理性的，因為不了解作家所處時代，就不可能讀懂其作品。讀其他作家也同樣。放棄的也有。我體會，讀書有三種形式，面對大量的讀物，隻有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一是研究，二是讀，三是翻。

今天的中學生也有課外閱讀的書目，這些書目褒貶不一，很想請教您的觀點？

鐵揚：目前在我所處的大學，這現象也不奇怪。我覺得一些學子們對名著連褒貶都談不到，因為褒和貶要了解在先。我做過實驗，在講座中提問，大多學生都知道孫悟空是西遊記中的“人物”，一小部分學生知道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但他們認為吳承恩是宋代人。如果再問賈政是哪部書裡的人物，卻無人舉手。

如果再讓在座的學子對巴爾紮克、狄更斯有興趣，怎麼可能。怎麼對待目前這種“貧讀”現象，是擺在目前大陸教育中的一個問題吧。從教授的角度隻能從某個作品的細節使他們對全部著作感興趣，就像對幼稚園小朋友講故事一般。這是目前我唯一可行的做法。比如我說《聊齋》中有個道士，當衆把一個梨核中的種子種在地下，瞬間長成一棵樹，瞬間又開花結果，長成果實；有個變成人的狐狸，能和一個人同騎一根竹竿飛上天……這樣或許才能引導他們去了解《聊齋》，對契诃夫的《萬卡》我講過無數次，目前隻能用這一辦法激發出同學們的讀書興趣。但我自覺收效甚微。目前我們所提倡的美育教育或許也能使年輕學子重視文化積澱，使自己重視起讀書是文化積澱的一種重要形式。

讀關漢卿、孔尚任也是中戲的必修課，蒲松齡和羅貫中是您久讀不厭的。能否具體談談原因？為什麼對蒲松齡和羅貫中情有獨鐘？

鐵揚：我作為一位在中戲讀書的學子，對莎士比亞、布萊希特乃至哥爾多尼，包括俄羅斯那些大師們，或許是以“研究”的眼光對待。中國的關漢卿、孔尚任是中國的“戲聖”，也是在自己注重“研究”之中。當然我還不是一位戲劇史家和演劇理論家。而對于蒲松齡，我喜歡他基于兩點，一是他能把狐狸和鬼寫成中國的狐狸和鬼。那些善良的、狡猾的、有心眼（兒）的和缺心眼（兒）的特點，都是中國式的。一個鬼和狐狸的世界，能和人類社會共同自然生存。二是，我常常提到優秀的文學作品大約基于兩個因素，一是選題嚴，一是開掘深。我在做講座時每次都講到《種梨》這篇隻有幾百個字的小故事。蒲松齡在這篇作品中的選題和開掘是文學作品的一個典範。

至于羅貫中，從他講述的三國故事中能看見中國人的生存狀态，這種生存狀态是由中國人的性格形成的。劉、關、張的桃園結盟：不是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月死。關公的“挂印封金”“千裡走單騎”，諸葛亮能把周瑜氣死。黃蓋作為東吳老臣甘願挨周瑜的打……都是在中國人之間發生的中國式的故事。其次我贊成羅貫中的邏輯性。邏輯性是作品成功與否的基礎。《三國演義》中的邏輯合理是作品耐看、傳世、久讀不厭的重要特點。從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尤其赤壁之戰，就能發現羅貫中的邏輯的嚴密。

您曾買過《契诃夫論文學》——從契诃夫那裡受到怎樣的影響？

鐵揚：我買《契诃夫論文學》是在1960年，我大學畢業那年。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的新書。書價2塊1角5分，厚厚的一本。在學校期間那麼“迷”契诃夫，剛看到這本厚厚的400多頁的新書，如獲至寶。書中大半是契诃夫的書信和日記。我喜歡契诃夫當然不是從這本書開始。但是這本書裡的隻言片語都屬于契诃夫的藝術主張。我曾在書中畫過不少“紅線”。認為是警句。每當在我拿起一支屬于文學的筆時，某些警句就會在耳邊響起：“文學是以叫做藝術，就是因為它按生活的本來面目，描寫生活。他們的任務是無條件的、直率的真實。”

當然契诃夫給予我的不僅這些，他的偉大在于他對于俄國的責任感，在幽默中的嚴峻。讓您感到了不起的是哪本書？有什麼書值得您一讀再讀嗎？

鐵揚：《詩經》，雖然我對它的了解是隻言片語。一讀再讀的書，還是契诃夫和其它一些精緻的中短篇，如《看不見的收藏》（茨維格）、《羊脂球》（莫泊桑）、《珍貴的塵土》（帕烏斯托夫斯基）、《上尉的女兒》（普希金）、《少年鼓手的命運》（蓋達爾）、《哈澤穆拉特》（托爾斯泰）。

您的枕邊書是什麼？您喜歡怎樣的枕邊書？

鐵揚：很難舉出一本我翻來覆去讀的書，多是一些作家和藝術家的傳記，如毛姆《月亮和六便士》、歐文·斯通《梵高傳》、柴可夫斯基《我的音樂生活》、羅曼·羅蘭《米開朗基羅傳》。還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村上春樹的散文。

如果有可能，您最希望和哪位藝術家或作家對話？

鐵揚：還是契诃夫和蒲松齡吧。我想和他們談的是：文學的标準是什麼？你們在構思某篇故事時，就自認為它們已經是文學了嗎？平凡和庸俗的差別在哪裡，你們是怎麼摒棄庸俗的？

能否回憶下您的童年閱讀？有特别喜歡的人物或主角嗎？

鐵揚：童年的讀書接觸的是一些通俗的少年讀物。對于書中那些“模範”人物隻是理性地崇拜，談不上多麼喜歡。如“曹沖稱象”“李密挂角”“司馬光砸缸”……但對于“頭懸梁、錐刺股”的讀書者，我不贊成那樣的虐待。

您小時候最珍愛的書是哪一本？女兒小時候，您會引導她們閱讀嗎？

鐵揚：讀國小時，有一本當時民國教育部編的《實用國文》，雖然談不上多麼珍貴，但我喜歡它那半文言的文體，課文巧妙地把文言文和白話文編織在一起，文字簡潔、文法嚴謹，應該是我對文言體的啟蒙。文中間有自然科學乃至地理、曆史等。《三國演義》也是家庭教育必讀書目，其中某些章節要通篇背誦成為家傳。如“青梅煮酒論英雄”那一章，我家幾代人都要通篇背誦。

引導兒女讀書是每個家庭做父母的主張吧。

您的私人藏書有何特點？有什麼讓人大吃一驚的書嗎？

鐵揚：我是位畫家，大部頭的文學全集都是别人贈送的吧，自己購得的藏書都是自己喜歡的，讀起來不費力氣的。當然我是位畫家，收藏的畫冊倒不在少數，畫冊裡往往有畫家的自述文字，有的也寫得非常漂亮。你提到的讓人大吃一驚的書，我有一部線裝無删節的，有插圖的《金瓶梅》，或許能讓人“大吃一驚”？

對您來說，創作最大的魅力是什麼？

鐵揚：可以忘記眼前的瑣碎去開辟一個全新的世界。所有您見過的作家中，對誰的印象最為深刻？

鐵揚：我見過的作家不少，但他（她）們大多不是來和我做交流的。我是位畫家，寒暄一下而已，印象也談不上深刻。和孫犁先生隻匆匆一面，卻給我留下了印象。當時我去天津看望一位抗戰時常住我家的區長李立。他後來是《天津日報》的負責人之一。他和孫犁住同院，同住在天津馬場道一座高大的老房子裡（一人一半吧）。我走進院中，就見孫犁先生站在廊下，正面向高處仰望，顯然在思索着什麼。我拘束地向前問道：“是孫犁先生嗎？”他問我：“你找我嗎？你是……”他打量着我問。我告訴他，我是來看望李立同志的。他拍打拍打自己，像要拍掉身上的塵土（已是初冬，他穿一身舊的深色棉褲、棉襖），向着房子的另一邊喊：“李立，有人看你。”李立從房子的另一端走出來，認出我，對孫犁說，我是當年他上司下的兒童團長，趙縣人。大約是兒童團長和趙縣拉近了我和孫犁先生的距離。他提高嗓門操着濃重的鄉音說：“抗戰時，趙縣屬六分區，和深縣交界。我差點去了六分區，說不定也要去趙縣。”孫犁先生說着直視着我，眼中帶着無比的驚喜。又朝着自己的棉衣拍打幾下。

我沒有再和孫犁先生做過多交流，隻想着我剛讀過他的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大概隻有像孫犁先生這樣的作家，站在廊下拍打着自己身上的塵土（或許身上并沒有什麼塵土）的作家，才能寫出屬于我們這個民族的生存狀态，且耐讀的書吧。

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鐵揚：《伊索寓言》或（《克雷洛夫寓言》）《金薔薇》《中國現代史》。

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鐵揚：伊索、沈從文、村上春樹、孫犁、汪曾祺、胡賽尼、法布爾、契诃夫、莫泊桑、蒲松齡。其中伊索是位重要客人，因為他知道什麼好吃，什麼不好吃。

其中沒有當代作家，當代作家在另一次邀請之中，因為當代作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我的餐桌隻能容納十人。（宋莊）

來源：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