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正在熱映的電影《愛情神話》引發了諸多讨論，其中一個熱議話題是其中的上海性——電影中的主角們日常活動範圍都在由武康路、五原路、複興西路、衡山路等組成的衡複曆史文化風貌區内。作為上海保護規模最大的風貌區，衡複片區鬧中取靜，散落着很多老洋房和曆史建築，中西風格并存，道路兩旁遍植梧桐樹，到了夏天亭亭如蓋。更重要的是，街區保持着行走友好的空間尺度和便利的生活設施，為電影劇情的展開鋪設了一個絕佳背景。觀衆通過觀看老白騎着自行車去臨期超市和外貿服裝店掃貨、李小姐踏着Jimmy Choo行色匆匆地走過老弄堂、老白與老烏約在半開放式的咖啡館閑聊，感受到某種精緻與市井并存的“上海風情”。電影之外，衡複曆史文化風貌區早已是上海的标志性城市景觀和“網紅打卡地”，但也恰恰是這一點令部分評論者質疑它是否能夠代表上海。
同上海一樣，巴黎也是一座因其深厚的都市曆史而籠罩在某種刻闆印象中的城市。提起巴黎，我們的腦海中浮現的，恐怕是經過19世紀大改造之後的那個巴黎：在拿破侖三世的首肯下，奧斯曼主持了巴黎大改造計劃，大規模拆除中世紀遺留下的舊建築，切蛋糕似地開辟出一條條寬敞大道并在兩側種植樹木，并建立發達的地下排水系統。那個巴黎構成了從旅遊宣傳到影視作品對這座城市的視覺再現。但同上海一樣，在盧浮宮、聖母院、凱旋門和林蔭大道之外，巴黎還在追随時代腳步不斷進化發展，努力調和曆史文化與當代生活的關系。
目前正在上海西岸美術館展出的特展“巴黎建築（1948-2020）：城市程序的見證”為我們擺脫巴黎刻闆印象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切入口。該展是蓬皮杜中心首次在中國展出大規模建築類館藏，它将二戰後新一代法國建築師，以及倫佐·皮亞諾、讓·努維爾、安藤忠雄、弗蘭克·蓋裡、雷姆·庫哈斯、馬岩松等國際知名建築師的現代城市圖景濃縮于建築專題展，通過過去近70年的75個經典建築案例，包括辦公樓、住宅、商業項目、公共文化建築等類型，追溯了巴黎從二戰結束至今的發展曆程。
巴黎的這段城市發展史也是一座城市如何适應經濟發展、人口增長進而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模闆。在曆史文化建築保護、工業遺存活化、城市更新規劃、城市治理、城市美學、理想的城市生活環境等諸多議題上，巴黎為我們提供了參照與啟示。為此，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郵件采訪了本次展覽的兩位聯合策展人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Olivier Cinqualbre）和澤伊内普·艾京（Zeynep Aygün），與他們讨論了巴黎從二戰後至今城市規劃和建築理念的種種變化，以及打造國際化城市的關鍵。
戰後巴黎的城市改造和建築革新：從營建現代城市到營建綠色宜居城市
蓬皮杜中心的建築類收藏始于1992年，至今已有30年。這一收藏包括建築模型、圖紙、文獻以及影像，生動記錄了過去70年巴黎城市規劃的各個階段。據桑卡爾布爾介紹，該收藏囊括的建築師大多在二戰後開啟職業生涯，是現代建築潮流的積極實踐者，他們沖破種種保守觀念，用前衛的審美改變了巴黎的面貌。1945年，巴黎自20世紀初就有意推動的去工業化終于啟動。二戰期間，巴黎的城區與古迹幸免于難，戰争結束後，則面臨着工業設施的百廢待興、住房短缺以及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等問題。
何謂現代建築和現代城市？勒·柯布西耶和他的同侪于1928年成立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旨在回答這個問題。1933年，他們提出“功能城市”的概念，認為城市社會問題可以通過按功能嚴格劃分用途的規劃設計來解決。功能城市的實踐之後在全球諸多城市推廣開來。大城市核心區的具有曆史感卻破舊落後的街區開始被诟病并遭到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整潔有序的、被綠色空地隔開的全新較高價的電梯大廈樓。
除了住宅，恢複經濟發展也是戰後城市重建的關鍵因素。美國建築師協會榮譽院士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e）在《什麼造就了城市》一書中指出，20世紀中期主流的城市經濟發展模型大多是集中力量發展幾個大型項目，進而讓城市中心重煥生機。1950-1970年代的巴黎城市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潮流。擁有摩登外觀的大型建築和摩天大樓拔地而起，比如奧利機場、克魯勒巴爾博大樓、塞納河畔伊夫裡，和連續40年蟬聯法國最高建築的曼恩-蒙帕納斯大樓等。
桑卡爾布爾和艾京指出，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巴黎基本解決了住宅小區缺乏衛生條件的問題，但也引發了新的問題。士紳化加劇，老城區遭遇了不小的破壞：新城區不斷湧現的同時——比如塞納河岸區、意大利區和節日廣場——成片的舊街區被拆除和改造，傳統城市肌理遭到破壞。然而在1980年代，一股全新的建築潮流出現了，這股潮流受到當時的意大利建築界的啟發，舊城區的價值和意義被重新評估，人們開始認為曆史保護應當被納入城市規劃的考量，即使是全新的建築也應當與周遭環境保持協調，特别是在那些和曆史街區建築風格迥異的老舊郊區。“這股潮流，即使無法在建築中完整地表達出來，也在這一代建築師的設計中留下了印記。”
到了1990年代，經過去工業化的巴黎開辟出了大片的綠色空間，比如巴黎十五區靠近塞納河畔的雪鐵龍公園（Parc André-Citroën）和裡昂車站南面、同樣也在塞納河畔的貝西公園（Parc de Bercy）。始于1970年代、貫穿整個1980年代的巴黎東部大規模開發也趨近尾聲，在巴黎東部，拉維萊特公園（Parc de la Villette）、法國國家圖書館（François Mitterrand Library）以及法國經濟和财政部大樓已成為城市新地标。
桑卡爾布爾和艾京表示，巴黎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完善交通規劃，讓步行者有更友善的步行條件，讓騎行者亦能放心出行。自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自行車出行受到了市民歡迎，這導緻了自行車道的拓展。他們注意到，新冠疫情和遠端辦公推動了兩個趨勢在巴黎出現：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搬離城市；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更加注重城市街區的在地性和附近性，特别是在人們開始偏好騎行的情況下。不過這兩個趨勢是否會長期持續，仍有待觀察。
如何讓一座城市不朽：尊重當地曆史，國際化不完全靠國際設計實作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享有“東方巴黎”的盛名；即使是今天，這兩座城市在全球城市願景、曆史文化保護和都市價值觀等方面仍有相似之處，這為這場在上海舉辦的巴黎建築展增添了一個有趣的注腳。那麼，巴黎的城市改造經驗能夠為我們提供怎樣的啟示呢？
桑卡爾布爾和艾京認為，巴黎從過往經曆中學習到的重要一課是放棄完全拆除邊緣城區以供再開發的做法。中心城區深厚的曆史遺産毋庸置疑，但城市規劃者也已開始重視邊緣城區内雖然不那麼聞名遐迩但對當地居民而言也真實重要的城市遺産。他們指出，在20世紀下半葉，巴黎城市改造計劃開始注重曆史建築的活化和再利用。比如從1960年代開始，瑪黑區經曆了一個很大的轉變：曾為貴族宅邸的古老建築被改造為工作室、倉庫、畫廊、精品商店，一躍成為巴黎最有藝術氣息和活力的區域之一，吸引了新的社會階層在此聚集。“這一經曆給予其他法國城市和其他那些‘不那麼有名’的巴黎城區很大的啟發，比如佛布-聖安托尼街（Faubourg Saint-Antoine），巴士底歌劇院（Opera Bastille）建立以後，那裡也完全改頭換面了。”
在中國近十多年狂飙突進式的城市化程序中，邀請國際知名建築師來設計地标性建築的做法日益普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稱之為“全球化的藝術”，即開發中國家的主要城市為了獲得全球影響力，興建奇觀般的建築。但這些“超級建築”（hyperbuildings）是否契合當地的文化語境、是否與當地的城市肌理融洽，則是一個争議性很大的問題。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由國際建築師設計的獨特建築也開始在巴黎出現，比如弗蘭克·歐文·蓋裡設計的美國文化中心（現法國電影資料館）和安藤忠雄設計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冥想空間。如今，同許多其他國際性大都市一樣，巴黎也是國際建築設計師趨之若鹜、施展才華之地。巴黎人對此是怎麼看的呢？
桑卡爾布爾和艾京表示，蓬皮杜國家藝術與文化中心的建立真正标志着國際建築師開始參與重塑巴黎城市景觀。1969年12月，時任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宣布在巴黎建立一個藝術中心。在次年為蓬皮杜中心舉辦的國際設計大賽中，一支年輕的意大利-英國建築師團隊脫穎而出。至今，蓬皮杜中心的建築本身都是一件讓人過目難忘的現代藝術品。
“毫無疑問，繼埃菲爾鐵塔之後，蓬皮杜中心一直是巴黎争議最大的建築。即使是當初引發巨大争議的盧浮宮玻璃金字塔如今也完全被巴黎人接受了。倫佐·皮亞諾和理查德·羅傑斯設計中激進的那一面，即使是在比賽結束50年的今天依然在挑戰觀者。建築師将中心前的廣場打造為一個公共空間，并改造空間使之适應文化性用途的能力令人敬畏，這也讓一代代的參觀者接受了這座建築。”
兩位聯合策展人認為，一座城市是否國際化不一定需要依靠引進國際建築師的設計，它還被其他因素決定。“是設計的品質和理念——無論它來自法國建築師還是外國建築師——讓建築融入巴黎，并幫助巴黎形成自己的身份。雖然建築師們如今大多在全球各地都有設計項目，但他們需要考慮當地環境和城市的曆史特征，才能讓設計因地制宜，而不是複制某個千篇一律的國際化形象。”
（2021年11月11日-2022年2月20日，“巴黎建築（1948-2020）：城市程序的見證”在上海西岸美術館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