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千險，找準時機，淝水之戰的勝負給了拓跋鮮卑逐鹿中原的機會
建興十一年，即公元三百九十六年，自知時日無多的後燕皇帝，七十歲的慕容垂決議禦駕親征，以報此前一年參合陂慘敗之仇，同時為自己這個立國僅僅二十一年之久的後燕謀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同年，後燕龍捷運騎西出太行山，直取平城，拓跋虔措手不及，戰死沙場。與此同時，面對一生未嘗一敗南北朝戰神級軍事統帥慕容垂，北魏皇帝拓跋珪大驚失色，幾乎想要棄城而逃，其麾下各部也萌生二心，鬥志全無，北魏建國以來最大的亡國危機即将到來。
也許老天庇佑，并不想讓拓跋家族早早退出曆史舞台，亦或者，天妒英才，不想讓慕容垂縱橫天下戰無不勝的軍事生涯以全勝收場。當後燕軍隊故地重遊，來到一年前大敗之地參合陂時，這位垂垂老矣的帝王面對堆積如山的士兵屍體，懷着無盡的不甘和悲壯，轟然倒地，英雄垂暮，未盡全功。同樣，後燕，也随着這位傳奇帝王的突然離世，走向了最終的衰敗。
橫亘于北魏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終究未曾落下，北魏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就這樣在意外或者悲壯的氛圍中，煙消雲散。
本書《草原帝國》是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老師于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的曆史著作。其内容，正如副标題“拓跋魏王朝之興衰”所言，将關注的目光聚焦于隐匿于南北朝大時代背景之中的北魏王朝，作者試圖通過其地理學的專業背景，來剖析這樣一個中國曆史最早入主中原的遊牧民族王朝的興起、發展、衰敗與滅亡整個過程。這裡既有時間線索上的傳承與遞進，也伴随着拓跋鮮卑核心權力層的遷徙與改變。将地理因素放大到足以影響曆史走向的高度加以解讀。
《魏書》中對北魏的發源地有記載道“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号，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至于大鮮卑山所在何處，卻始終是個謎，無從知曉。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通過考古方才發現，也最終确定作為衆多鮮卑中的一支“拓跋鮮卑”，起源于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阿裡河鎮西北大興安嶺上一個名叫嘎仙洞的地方，并在此地找到了
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使者來此祭祀後刻在石壁上的祝文。《說文》雲: “祝,祭主贊詞者。”
在古代，當地人最初以打獵遊牧為生，逐漸形成拓跋鮮卑部落。到了在東漢初年，遷徙至更容易生活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值得肯定的是這片得天獨厚自然條件無比優越的草原，一直以某種方式影響着中國曆史的程序，它不但走出了眼前的拓跋氏，更是十二世紀橫掃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和他蒙古鐵騎的發源地，也是那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中“風吹草低見牛羊”所贊美的這片土地，
也難怪一代權臣高歡在彌留之際會唱誦此曲，以解對故土的思念之情。
正當拓跋鮮卑族人打算以此為家，長久居住時，發生于中原南方的一場著名戰役也徹底改變了早已糜爛不堪的天下格局。
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大秦天王苻堅淝水慘敗，看似橫空出世大有一統天下潛質的前秦一夜之間分崩離析，命運之神再也沒有給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以任何翻盤的機會。“秦失其鹿，天下人共逐之”，年僅十五歲的拓跋珪見到時機成熟，趁勢而起，複立代國，後改稱魏王，對内變法改革勵精圖治，對外連挫賀蘭、鐵弗，高車，柔然諸部，并在參合陂大破後燕太子慕容寶。還在慕容垂病逝後，又于柴壁大破後秦姚興。兩年後，皇始三年，定國号為“魏”，遷都至山西平城，之是以舍棄草原涉足山西，拓跋珪此時此刻有了很大宏大的野望和期許。曾經以遊牧狩獵為生的代國，如今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更加廣闊的蒼茫大地，劍鋒所指，虎視中原。
作為北魏的開國君主，拓跋珪不但帶領着自己的部落清除了内在、外在的一切障礙，同時為後世的子孫指明了今後發展和征戰的方向。同時，也為後來的北魏君主留下了“不得善終”的悲慘結局。
天賜六年，其子拓跋紹發動政變，一代雄主被弑身亡。自此之後的十五任北魏皇帝将有十一人以同樣離奇的方式死于非命。
從被動的順從，到強烈的自我認同，再到放棄自我，拓跋鮮卑在孝文帝手裡走向了興盛和衰敗的兩個未來
無論是從曆史本身出發，還是教科書上的總結，都足以證明北魏孝文帝這場從上自下的“全盤漢化”改革對于今後中國曆史所産生的巨大影響。随着北魏首都從平城遷徙到洛陽，一個誕生于北疆邊陲的少數民族部落終于在這一刻與中原王朝的正朔統治在地理上完全接壤。同樣，随着漢化改革的不斷深入，語言、文字、文化，姓氏，官職、學術、生活習慣等也發生了轉變，甚至主流思想上的觀念更疊，不但推動了北魏經濟本身的複蘇與繁榮，也加速了北魏政權封建化的程序，同時促進了各個民族與漢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為後來國家能夠從四百年戰亂的大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統時代打下了結構性基礎。
作為曆史上的著名君主，《魏書》中的《高祖紀》對拓跋宏的評價不乏溢美之詞：“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義。”字裡行間亦不難看出，他對中原文化的欣賞與熱愛，同時帶着些許揚文抑武的味道。
凡是皆有利弊，如果将時間稍作延展，遷都和漢化在紅利期過後，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最終讓這個國家走向了沒落。首先它本身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盲目地移風易俗也破壞了鮮卑人原有的淳樸習性，南朝貴族門閥行将朽木驕奢淫逸的腐朽作風，在此地死灰複燃，并一直萦繞在北朝後半段政治高層之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同時，遷都也失去了拓跋氏原來權力集團的支援，洛陽與平城之間，新老貴族之間，不可避免地走向疏離、隔閡和對立。另外一頭，一味的漢化，隻追求文化層次的盡量貼合，忘卻了本身得以強大的根本原因，繁文缛節的儒家禮儀替代了勇武質樸的原始習氣，崇儒重道的大邦氣象替代了敬天拜神的原始信仰。于是，“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地，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俨然一副天朝上邦，君臨天下的氣派模樣。
南橘北枳，水土不服。隻需稍微複盤一下前後因果便可知曉，孝文帝的“全盤漢化”對北魏政權的自我否定以及最後的瓦解都起到了相當消極的作用，精神世界的一再繳械，對所謂先進觀念的盲目跟風效仿，照搬照抄，不僅會讓自己處于邯鄲學步、東施效颦的尴尬境地，更容易使得原有的核心凝聚力與集體共識完全渙散，把整個國家的向心力徹底喪失。以古鑒今，情不同理同。
就在北魏政權南移的同時，曾經作為軍戶晉升階梯的戰場前線“六鎮”，也失去了往日的榮光，英雄末路，再無用武之地，轉而成為勳貴士族們所壓榨的對象，積怨和憤怒也在此地慢慢的生根發芽。最終釀成一樁潑天之變，吞噬掉北魏兩百年的基業。
爾朱榮，讓世界加入進入到下一段曆史的枭雄
當“功蓋曹操,禍比董卓”的權臣爾朱榮進入到北魏最高權力核心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北魏将正式進入到外戚幹政，權臣專權的傳統模式。六鎮之變，北疆地陷，烽火神州，四起狼煙，正是英雄逐鹿時，作為一方酋長的爾朱榮趁勢而起，北平叛亂，南拒南梁。并在孝明帝元诩被胡太後毒殺後，率軍南下，改立長樂王元子攸為帝，自封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将軍、尚書令。而後以高陽王元雍謀反為借口，發動“河陰之變”，北魏高層官僚體系一朝喪盡，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不得不承認，後半段的北魏權力更疊與當時南朝早已成形的宮廷喋血，互相殺戮何其相似，所謂“漢化”程度之精深，堪稱神形兼備。
曆史的程序總是不其然之間進入到下一階段，這場大戲的結局往往預示着下一場的序幕。公元五百三十年，正當爾朱榮攜天下之威入朝晉見，卻死于亂刀之下時，他麾下的兩個人即将登上曆史的舞台，他們的名字分别叫高歡和宇文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