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己亥，都城平城的菜市口緩緩碾過一輛囚車。透過揚起的塵土，百姓們看到囚車中押着一個白發蒼蒼的老者，說：“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嗎？”
是的，這個死囚正是已經七十歲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親自下達了對他的死刑令。
年邁的崔浩顯然被眼前可怕的場景吓壞了，驚恐得不發一言。他狼狽地被押上刑場，幾十名鮮卑族士兵還解下褲子，朝着他的身子撒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來，叫聲之大連場外的行人都聽得到。不久，叫聲戛然而止，一個服務了三北韓卑皇帝的漢族重臣，腦袋已經滾落在地……
崔浩，出身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家族。作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清河崔氏在晉末的大亂局中沒有随大流南遷，而是選擇留在了北方。為了籠絡北方的漢族百姓，之後的少數民族政權建立後，紛紛延攬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門第高、聲望隆，自然是重點“統戰對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悅、祖父崔潛就分别在後趙、前燕做官。父親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滅亡後颠沛流離。崔宏一度有意投奔東晉，一路向南跑去，結果在泰山被亂軍扣留。之後，崔宏被後燕任用。拓跋鮮卑興起，大肆進攻後燕的河北州縣。崔宏當時擔任高陽内史，在大兵壓境後棄官而逃。拓跋珪久聞清河崔氏的名聲，派騎兵追趕，硬是追上了崔宏，拉他入北魏做官。
崔宏的經曆簡直是北方大族的一部磨難史。患難的生活讓他養成了低調謹慎的作風。崔宏在北魏朝廷不樹敵，也不攀附權貴。拓跋珪晚年動辄斥責大臣，崔宏卻安然無事，最後榮封白馬公，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關系。
崔浩就是白馬公崔宏的兒子。他沒有經曆過父親那樣的磨難，是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長大的。崔浩從小博覽群書，喜好文學，二十歲就入仕，在拓跋珪身邊做官。拓跋珪死後，即位的拓跋嗣很信任他，賜爵武城子，常常讓他為自己講授經書。崔浩得寵，能夠和拓跋嗣同車出行，參與軍國機密，這讓鮮卑貴族羨慕不已。拓跋焘被立為皇太子時，長孫篙、奚斤、安同為左輔，崔浩、穆觀、丘堆一起為右弼。這六個輔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鮮卑貴族。拓跋嗣死後，崔浩很快遭到鮮卑貴族排擠，被罷免職務。但拓跋焘在處理行政和征戰過程中，日益覺得需要一個精通漢族制度、善于謀劃的大臣，他離不開崔浩。崔浩在進攻柔然、滅亡大夏、征服河西和處理與南朝關系等問題上，給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仿行漢族禮儀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書》就說：“朝廷禮儀，優文策诏，軍國大記，盡關于浩。”看來是金子在哪裡都會發光。
一次，拓跋焘接見歸附的幾百名高車酋長，指着崔浩說：“你們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開弓，提不起槍，但肚子裡卻有滿腹甲兵。朕打的這些勝仗，都有他指點的功勞。”拓跋焘還下令各位尚書有不能定奪的軍國大計，先問問崔浩，然後再施行。除了在治國上的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親近崔浩。他不時到崔浩家中請教問題，事先也不打招呼。倉促之間，崔浩隻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卻一點不在乎，每次都吃的很開心。同樣，崔浩也被允許可以進入皇宮的任何地方，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對大臣信任到這樣程度，古今罕見。那麼，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權，拓跋焘又無比親信他，他怎麼就被斬首示衆了呢？
這得從當時北魏嚴重的民族對立和崔浩張揚耿直的作風兩方面來說。
拓跋焘滅佛時，在旁邊慫恿他下滅佛令最起勁兒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這麼做，有消滅膨脹的佛教勢力以增加國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當時北方道教領袖寇謙之關系密切，還把寇謙之引薦給拓跋焘。而當時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鮮卑百姓，佛教信徒不計其數。因為佛教在東漢年間傳入中原後，長期被視為胡教。鮮卑族人自認為是胡人，既然是胡人就應該信仰胡教。崔浩則對中原土生土長的道教情有獨鐘，堅定滅佛。滅佛風潮興起後，大批鮮卑貴族心有不甘，他們不敢反對拓跋焘，就把攻擊的矛頭對準了崔浩。
事實上，寇謙之提醒過崔浩，說他高調而堅定地滅佛會得罪很多人。崔浩就是不聽。他生長在官宦人家，沒有經曆過父輩的磨難，入仕後基本算是一帆風順，不知道做人為政要謹小慎微的道理，相反，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做事雷厲風行，很少顧及同僚們的想法。加上君臣關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兩大缺點就被放大了：一個是讀書人的高調和虛榮，一個是世家子弟的優越感。我們來看看這些因素是如何發酵，最終将崔浩送上斷頭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頭等世族門第，于西晉末年南渡。東晉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龍從江南歸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羨慕王家門第，想把女兒嫁給他。有人懷疑王慧龍并不是王家人，精通世族譜學的崔浩親自前去驗證，當他看到王慧龍那突出的大鼻子時，立馬笑着說：“這就是真正的王家人，肯定是個貴種。”原來太原王氏有個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王慧龍通過崔浩的“鑒定”後，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還多次對朝中的鮮卑諸公稱贊王慧龍長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調稱贊漢族的世族子弟是一個忌諱。果然，司徒長孫嵩聽了很不高興，跑去向拓跋焘告狀，說王慧龍隻是從南方逃回來的一個降将，崔浩誇贊南人就是“矮化祖國”“蔑視鮮卑”的行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來一頓臭罵。崔浩連忙脫帽叩頭，自我批評了好大一會才平息了拓跋焘的怒火。
自責歸自責，崔浩并沒有真正從心底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很快故态重萌。
神麚四年（431），北魏征召一批漢族的世族子弟做官。範陽盧玄、博陵崔綽、渤海高允、太原張偉等都積極響應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計劃由朝廷出面劃分世族門第的高低，作為選拔官員的标準，有幾分要恢複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的味道。這個計劃顯然對漢族世族掌握政權有利，但同樣是世族出身又是崔浩親戚的盧玄（範陽盧氏）勸他說：“制度改革，都要看時機是否成熟。已經掌權的鮮卑人怎麼可能輕易給漢人讓位？”崔浩聽不進去，公開提出了這個計劃，還進一步提出分藩封鎮，希望恢複西周時期的諸侯制度。當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諸侯對象多數是漢族的世族子弟。鮮卑族權貴們自然對這樣的政策懷恨在心：這不是要奪我們的權，讓漢族人掌權嗎？
拓跋焘伐北涼時，太子拓跋晃留守監國。崔浩恃寵而驕，專橫跋扈，把太子得罪了個透心涼。更嚴重的是，崔浩推薦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數十名漢族世族人士，拟任命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說官員任用要一步步來，不能馬上就提拔為太守，再說了朝廷裡還有很多優秀人才等着任用呢。應該說，拓跋晃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執己見，堅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見辦，結果得罪了更多的鮮卑官員。中書侍郎高允見狀，對東宮博士管恬說：“崔公恐怕不會善終，死不認錯，還頂撞上司，這樣怎麼可能不出事！”
所有的不滿和沖突，最終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國史的時候爆發了出來。
一直到太武帝的時候，鮮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沒有自己的史書。是以，拓跋焘就讓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國史修撰的工作，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等人協助。這是一件思想文化領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視，專門召集修撰班子成員開會說：國史一定要寫好，一定要“根據實錄”。崔浩把這個要求了解為實事求是，是以采集了鮮卑民族的資料，不避忌諱，編寫了北魏的國史《國記》，内容涉及鮮卑先輩同族殺戮、荒暴殘忍以及男女關系混亂的史實。
崔浩這麼做，沒有什麼大錯。畢竟拓跋焘要求“實錄”，況且國史修撰的目的是為了留下準确的資料，教育後代統治者，算是“内參讀物”。如果内容過濾得幹幹淨淨、大唱贊歌，那還算什麼内參？這個時候，崔浩身上文人的虛榮和張揚就暴露了出來，他并沒有将《國記》局限為内部參考讀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揚，是以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事情是這樣的：參與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馬屁，就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碑上，來宣傳這一文化盛事。同時刊刻的還有崔浩所注的五經。之前，崔浩曾注釋過《詩經》《尚書》《春秋》《禮記》《周易》等書。他在日理萬機之餘，僅僅花了三年時間就完成了這麼多“學術圖書”的注述，書的品質可想而知。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将崔浩那些品質粗糙的作品擡得很高，說之前儒家學者注釋的五經都沒有崔浩作品的品質高，不僅要把這些作品和《國記》一道刊刻出來，而且上書建議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經舊注，以崔浩的注釋為标準。
高允知道了，很擔心。他對著作郎宗欽說：“闵湛、郗标的建議，恐怕會釀為崔家萬世之禍，我們也要受連累。”
但是，崔浩昏了頭，竟然對闵湛、郗标二人的馬屁照單全收，下令将《國記》刊刻出來。
不久，在平城天壇東三裡處出現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國記》和崔浩所注釋的“五經”，用工三百萬人才完成，不愧是一個浩大的“文化盛舉”。
麻煩立刻就來了！《國記》如果僅限在小範圍内傳閱，即便少數鮮卑權貴對秉筆直書的内容不滿，也找不出攻擊崔浩的借口來，畢竟崔浩記載的是事實。可現在，崔浩将客觀但不光彩的鮮卑早期曆史曝光在大庭廣衆之下，無所避諱，引得圍觀者議論紛紛。鮮卑貴族就找到了攻擊崔浩的借口。
大批鮮卑貴族怒不可遏——他們的确非常憤怒，先後到拓跋焘面前告狀，控訴崔浩有意“暴揚國惡”。拓跋焘沒有想到崔浩膨脹到這種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廣場之上公開“内部讀物”。他也怒不可遏，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書郎吏，審查他們的罪狀。
拓跋焘很生氣，情況很嚴重。
一向不贊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參與了《國記》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辦的黑名單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學生，決心救他。拓跋焘正在氣頭上，拓跋晃不敢去為老師求情，就把高允召進宮裡保護起來，第二天早晨才帶着他去見拓跋焘。一路上，拓跋晃叮囑高允：“一會兒不管陛下詢問什麼，老師都隻能依照我的話講下去。”高允不明就裡，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拓跋晃三言兩語說不清楚，隻是拉着高允見了拓跋焘。拓跋晃搶先說道：“中書侍郎高允在臣宮裡，小心謹慎，雖與崔浩同僚，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請饒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問道：“《國記》是不是崔浩一人所作？”高允實事求是地說明了各人分工情況，坦率承認自己編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見狀，在一旁急得直瞪眼，高允卻不為所動，毫不避諱地說了實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說：“如此說來，你的罪行比崔浩還重，我怎能饒你性命！”拓跋晃連忙替高允掩飾：“高允地位低賤，見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說的都是胡話。兒臣仔細問過了，《國記》都是崔浩一人所作。”拓跋焘再問高允：“的确是這樣嗎？”高允坦然說了一番道理：“臣才學粗劣，蒙陛下不棄，委以編修國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過程中冒犯天威，罪應滅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經為他授課，想救我一命，其實事先并沒有問過臣修史的情況。臣說的是實話，不敢說謊。”聽他說完，拓跋晃眼睛一閉，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賞高允的耿直、坦率，對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沒有高允這樣幸運了。崔浩被帶進宮，遭到了嚴厲審問。他一介書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渾身發抖，連話都說不清楚了，更不用說自我辯護了。負責審案的鮮卑貴族們自然給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後的案卷，脾氣暴躁的他再次大發雷霆，指令高允起草诏書，要将參與修史的一百二十八人全部滅族——其中大多數是漢族的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後，心如刀絞，遲遲寫不出一個字來。他手裡的筆，可關系着北方數十家世族的幾千條人命啊！太監幾次來催诏書，高允實在扛不住了，就請求觐見拓跋焘後再寫。見到拓跋焘，高允說：“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不知道了。單單就觸犯忌諱來說，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焘大怒， 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頭。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頭替高允求饒。拓跋焘這才慢慢壓制了怒氣，覺得定的罪确實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數人的族人，隻處罰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對太子說：“若不是這個人惹朕發火，會死幾千人的。”
高允不僅又一次逃過了鬼門關，而且還拯救了很多人。他最後活到了九十八歲才死，是古代少見的長壽老人。
崔浩最終以修史“暴揚國惡”的罪狀被殺。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滿門和參與修史的官吏外，還有和清河崔氏有姻親關系的範陽盧氏、太原郭氏及河東柳氏等。崔浩身前竭力壯大漢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勢力，如今卻連累這股勢力遭到了血腥的屠滅。
因為崔浩一案牽連人數很多，北方漢族世族為之膽寒，很多人懷疑是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來打壓漢族勢力。進而有人認為崔浩“身在曹營心在漢”，其實一直處心積慮地為漢族謀利，被拓跋焘發覺了才借修史一事斬首。還有人挖掘出了崔浩密謀光複的證據。比如神瑞二年（415），北魏首都平城發生饑荒，有人建議把都城遷到糧食産量穩定的邺城。崔浩借口鮮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發生疾病死傷而反對，又借口邺城離北方邊界遙遠，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難，堅持定都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讓鮮卑蠻族入居中華大地呢？又比如劉裕北伐後秦的時候，崔浩竭力反對北魏出兵夾擊漢族軍隊，而對北魏讨伐其他少數民族無不全力支援，但隻要涉及南征或者與漢族軍隊作戰，崔浩總是反對，這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懷故國”的證據呢？當然了，這樣的解釋揣摩的色彩較重。說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漢族間諜，缺乏鐵證。
相反，崔浩在北魏統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設方面，功勳卓著，說他是北魏的開國元勳也不為過。在處決崔浩不久，拓跋焘就後悔了，感歎崔浩“死得可惜”。
崔浩可以說是中國最後一位敢于秉筆直書國史的史官，在他之後的史官們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姓名都是本着“為尊者諱”的态度撰寫史書，無一敢再據實記載皇帝其人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