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海曼/文 栗紅岩/譯 于留振/校
本文原載Symposium Magazine，2013年7月8日。作者路易斯·海曼（Louis Hyman）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産業與勞動關系學院（ILR School of Cornell University）曆史學教授，哈佛大學美國史博士，大學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主要研究和教學領域為勞工史、企業史、消費史和資本主義史。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Debtor Nati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in Red Ink（2012），Borrow: The American Way of Debt（2012），American Capitalism: A Reader（與Edward E. Baptist合編，2014, 2017），Temp: The Real Story of What Happened to Your Salary, Benefits, and Job Security（2019）等。
譯者簡介：栗紅岩，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2018級大學生；于留振，陝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與副教授。
今年春天早些時候，我接到《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打來的電話。因為我寫過幾本關于美國個人債務史的書，是以記者偶爾打聽情況也不足為奇，但通常他們想聽到的都是有關理财的五大成功秘訣，而非“真實的”曆史。
這位不同尋常的記者珍妮弗·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問了我一個非常出乎意料的問題：書寫資本主義史的用意何在？我愣住了，頓了頓，随即問她是從哪兒聽到這個術語的。她避而不答——“哎呀，到處都在談論”——而我則開始告訴她，在我看來，這個新興的分支領域來自何處，我的回答中充斥着“能動性”“偶然性”和其他曆史學術語。她告訴我說她聽得懂。
當我說這些話的時候，我一直在想，她為什麼要關注這個問題。畢竟，《紐約時報》通常不會報道學院派學科的分支領域，尤其是曆史學。是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個周日，當我醒來，看到《紐約時報》頭版頭條的時候有多麼驚訝：“在曆史系，資本主義研究方興未艾。”幾天來，這篇文章成為《紐約時報》網站上通過電子郵件發送次數最多的報道，數百人突然針對‘何謂資本主義’這一問題發表評論。
在許多方面，論壇上的讨論比那篇文章本身更具啟發意義。雖然網絡噴子有他們的發言權，但是，論壇上的分歧意見更令我感到震驚。許多讀者指出了他們認為所有學者都遺漏或排除了的東西，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努力弄清楚，我們究竟是得到了巨額資金資助的支援企業的辯護者（我們當然不是），還是共産主義的“第五縱隊隊員”（這是一種更加有趣的指控，但我們同樣也不是）。
對我來說，相比那些人身攻擊而言，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這簡直就是一場關于資本主義的新穎讨論。對大多數參與這場讨論的讀者來說，資本主義完全就是由卡爾·馬克思或亞當·斯密所解釋的那樣（偶爾還可以算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或約瑟夫·熊彼特所做的解釋）。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是一種可以通過一種理論或另一種理論得到普遍解釋的制度，無論你是否了解這種理論。要麼你讀懂了作者，要麼你就是個門外漢。按照這種觀點，資本主義史隻不過是自然法則的邏輯展現，就像蘋果從樹上落下一樣。正如一位讀者所言，“‘資本主義史’就像‘引力史’一樣具有啟示性。”
卡爾·馬克思
如果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就像艾薩克·牛頓的“蘋果”那樣是可以預測的，那該多好啊！曆史學不是為了證明一個普世理論，而是用來了解，随着時間的推移，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作為一種學術性實踐，曆史學就是用來解釋事件實際上是如何發生的，以及随之産生的所有不符合規律的情況。這裡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像女學究那樣刻闆地給資本主義下定義，而是思考，為什麼資本主義看似如此簡單，卻難以對其進行簡單的界定。在過去的十年裡，曆史學家重新燃起了一種興趣，他們不僅要挑戰關于資本主義的既有定義，還力圖從曆史學的視角對這些非常混亂的定義進行解釋（這讓世界各地的唯名論者大為震驚）。
随着美國從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中複蘇，人們不難了解這種突如其來的緊迫感。繁榮和蕭條以驚人的頻率沖擊着我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史”這一術語在21世紀頭十年中期的某個時候，就開始在曆史學界流行起來，當時正值科技崩潰和經濟大衰退之間。雖然這次大衰退重新激起了公衆對資本主義的興趣，但這種新的研究在2008年之前就開始了，并且标志着一種智識和代際方面的重要轉變。
在過去的兩代人中，那些想要功成名就的曆史學家，幾乎沒有一個緻力于研究經濟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學者的研究，強調的是為推動社會變革而鬥争的各種運動（諸如勞工、婦女和非裔美國人等群體的運動）。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後現代轉向，将傳統的經濟史研究題目擠出了曆史學領域，随之一同被擠出的，還有死氣沉沉的計量史學（即經濟史研究的定量取向）這個分支學科。如果一個學者寫作的是商業史，或者甚至更糟，寫作的是商人史的話，那麼他/她似乎就暴露出了右翼傾向。如果你寫作的是真實的商業，許多左派學者就會覺得，這隻是為了歌頌商界領袖，就像大多數曆史學家所寫作的受壓迫者的可歌可泣的曆史那樣。有些堅定的學者（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仍然存在，但總體而言，他們被邊緣化了。
相比之下，對于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研究所學生來說，這個世界看起來就大不相同。幾十年前，社會運動就要麼已經取得成功，要麼已經遭遇失敗。在看似永無止境的經濟停滞中，激進的改革似乎就是一種幻想。冷戰時期那種非此即彼的差別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了。那些激發了許多社會史研究的問題變得似乎很幼稚。“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古老的問題，變成了“既然我們身在美國，為什麼還要談論社會主義”。我們對離經叛道的托洛茨基分子了解過多，但對支配世界的銀行家卻一無所知。
人們的這種認知鴻溝，源于這樣一種信念：這其中根本沒什麼值得了解的。阿爾弗雷德·錢德勒的《看得見的手》是大多數美國曆史學研究所學生仍然繼續閱讀的唯一一本企業史著作。而這本書重申了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所有看法：即資本主義是無法避免的、機械的、高效的和乏味的。資本家根據一種不可阻擋的邏輯經營運作，而我們這些其他人則是追求自由意志的“臨時代理人”。如果被追問的話，很少有學者會把這種假設用這樣的話表述出來，但它美化了人們提出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文化研究學者從安東尼奧·葛蘭西那裡借用了“霸權”一詞，後來，這個詞已經被稀釋為對廣告活動的愚蠢分析。從某種意義上說，曆史學家認為，當他們閱讀馬克思或斯密的作品時，就“明白了”何謂資本主義，是以也就沒有什麼可以多說的了。
The Visible Hand :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我們這一代學人，深受所有那些新左派社會運動曆史學家的影響，他們将種族、性别、階級作為重要的分析視角。如果你是通過閱讀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書而接受的訓練，那麼商業檔案在你眼裡就會大不相同。當你像米歇爾·福柯那樣看待銀行時，它們看起來也是不一樣的。這種史學範式始于這樣的假設：即處于邊緣地位的人很重要，文化至關重要，關于性别和種族權力的問題與關于階級的問題是不能分開讨論的。借用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的著作的标題來說，資本主義的書寫也必須“從邊緣到中心”。無論如何，人們必須這樣書寫曆史，即使我們所書寫的人民并不是我們的英雄人物（我們這一代人從未真正擁有過真正的英雄）。
當諸如銀行和公司之類的資本主義機構被視為帶有真實人物的真實場所時，這些故事就開始發生變化了。盈利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盈利方式的選擇（如果真要選擇的話）開始變得不那麼不可避免了。除此之外，我們不可能忽視這些選擇方式是如何被塑造的，它們不僅受企業間競争的影響，還受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盡管利潤很重要，但它隻是指導管理者做出選擇的衆多因素之一。管理者做出的決策，在決定我們的日常生活方面，尤其是那些處于底層的人的日常生活，可能比任何人所做的決策都更為重要。
簡而言之，像我這樣将來會研究資本主義史的學者，則是在反其道而行。我在哥大讀大學時，約書亞·弗裡曼（Joshua Freeman）開設的勞工史課，是在一個大禮堂裡上課，但仍然座無虛席。相比之下，同樣是在讀大學時，我上的斯米特（J.W. Smit）開設的資本主義史課，班裡卻隻有四名學生。他是個很棒的學者，但此類課程非常不受歡迎。當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指導老師伊麗莎白·布萊克瑪（Elizabeth Blackmar）告訴我說，我應該停止研究勞工，而要開始研究資本時（我的論文研究的是關于1919年“無啤酒，就不工作”[No Beer, No Work]運動中的工團主義和禁酒令之間的激進沖突），我看着她，仿佛她是個外星人。但随着時間的推移，在讀研究所學生的時候，我才認識到：她是對的，要了解勞工的曆史，我真的需要了解資本的曆史。
我現在認識的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史學家都有過類似的覺醒過程。研究商業領袖、供給學派和金融危機的曆史學家金·菲利普斯·費恩（Kim Phillips -Fein）尖銳地指出：“如果是在另一代人那裡，我們可能都會成為勞工史學家。”讀研究所學生時，我們感覺自己與那些将商業和金融排除在外的正常研究項目格格不入。我們經常在檔案館裡偶遇，其時我們互相詢問彼此的研究工作。我第一次見到朱莉娅·奧特（Julia Ott），是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館等待暴風雨結束的時候，而現在她早已成為我的長期合作夥伴。在認識她之前，我從未見過一位自稱“金融史學家”的人，而金融史聽起來像是這個世界上最無聊的東西。但後來，當我開始寫作更多的關于債券市場的研究時，我也開始把自己視作金融史學家了（或許我們倆誰都不是那麼無趣吧）。盡管如此，當我在21世紀初告訴别人說，我正在從事個人債務史方面的研究時，我得到的最多的回應是人們充滿厭倦的呆滞眼神。（相信我，在金融危機之前，沒有人願意談論抵押貸款擔保證券問題。）
友誼可以帶來友誼，甚至可以跨越世代，就像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感到孤立的布萊克瑪和理查德·約翰等人，現在他們發現自己已然成為連接配接當今資本主義史學和舊的政治經濟史學的橋梁，這些舊的政治經濟史學非常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組織的力量。多年來一直緻力于研究這些問題的曆史學者，看到了學界對“資本主義史”研究興趣的激增。最初由研究所學生組織的資本主義史小型研讨會，逐漸發展壯大，到2012年，全國性的美國曆史學術會議将其主題确定為“資本主義與民主研究的前沿”。
正如《紐約時報》論壇上的回應所提醒我的那樣，僅僅表明資本主義已經随着時間推移而發生了變化，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轉變。資本主義并非曆史的終結（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戰結束時所做出的著名論斷那樣），資本主義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曆史。資本主義發生的變化需要诠釋。即使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我們也已經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程序，譬如工作和投資，是如何被政策、文化和發明改變的。不平等、失業和債務等話題，充斥着我們的報紙和部落格。
弗朗西斯·福山
所有這一切的關鍵，在于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之間的奇怪分歧，他們似乎很自然地分享我們對經濟史的興趣。到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憑借其穩健的模型、高額的薪水和公衆形象在學術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美國人，至少在精英論壇上，實際上很信任他們的意見。我們這些人文學者則放棄了公共領域，退回到晦澀的期刊裡，但我們确信，批判性理論仍然要比數學時髦得多，即便白宮沒有召見過我們。
在經濟大衰退之後，反對市場正統觀念的聲音，突然發現了新的機會。美國經曆了多年的經濟停滞之後，我們再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自由市場從長遠來看是有效的這一假設。那些在社會邊緣群體中盛行的一些觀點，現在得到了更多人的廣泛讨論。正如曆史學家所觀察到的那樣，大部分經濟學家未能提供一個讓人們感到信服的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故事要比回歸分析更有說服力。曆史學家顯然應該比經濟學家更勝一籌；畢竟，美國人讨厭數學的程度，與他們喜歡《曆史頻道》的程度旗鼓相當。
然而，曆史學家未能将這一教訓傳授給更為廣泛的公衆。讀者喜歡故事，但我們提供的關于資本主義的叙事卻幾乎無人理會。有些曆史學家仍然試圖用巧妙的術語來打動人們。其他曆史學家則固守馬克思主義的誇誇其談，或者認為讨論經濟的運作方式就是支援其運作，就好像每當我們讨論任何有争議的事情時，我們就會自動成為其辯護者一樣。大多數情況下，這與其說是政治問題，不如說是想象力問題。我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到，其中的利害關系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生活在一個極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方法來解釋經濟問題的時代。
資本主義史研究當然要使用統計資料（當然它也本該如此），但它引人入勝之處，在于它講述的是那些真實人物的故事。政策制定者做出更改法規的決定。商業領袖要在無畏的冒險中承擔風險。勞工們居然力圖抵制巨型公司。譬如，經濟學理論會告訴我們，蕭條時期是罷工群組織罷工最糟糕的時機。然而，1936年的弗林特靜坐罷工事件（Flint Sit-Down Strike）卻發生在大蕭條中期。一群汽車勞工，參加了一場反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公司、即通用汽車公司的罷工，并取得了勝利。正是這種現實，而不是任何理論，使資本主義史不同于經濟史。意義最為重大的事件，恰恰是那些并不能完全被人們預測到的事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最引人入勝的曆史，就是那些關于挑戰市場平衡和常識的企業家的曆史。
我們幾乎所有關于發展的經濟理論，都源于我們過去500年資本主義的發展史。隻有了解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我們才能有望促進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引導發達經濟體走上可持續增長的道路。最為重要的是，曆史學家必須提醒所有人，萬事萬物都在變化，資本主義也不例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觀點比任何宣傳共産主義千禧年的小冊子都要激進。雖然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則可能看起來是固定不變的（超額利潤應該用于投資，生産工作需要組織起來，私有财産需要得到保護），但其可能的形式卻是無窮無盡的。
甚至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僅僅在我們國家，資本主義的多種形态就顯示出，即便是像“投資”這樣簡單的概念，也可以是千變萬化的。譬如，19世紀早期，風險最大的投資是工廠投資，而一般的投資都進入到了商業冒險領域。旅行投資的收益是有保障的。許多朋友（通常都是私人的）可以聚在一起分攤一艘船和一批貨物，旅行結束後，船隻可以賣掉，利潤可以分成。一個工廠該怎麼分呢？它的“旅程”什麼時候結束呢？這種漫長的投資期看起來風險太大。如果你想投資于生産，最安全的賭注不是工廠，而是奴隸。因為奴隸不僅可以工作，還可以生育新的勞動力。随着邊疆的擴張，奴隸還可以被用來出售賺錢。如果有人想借錢，奴隸可以很容易地用于抵押，甚至成為證券。我們所認為的代表資本主義投資的工廠，在某種程度上是19世紀二三十年代投資者的次要選擇，這使得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變得錯綜複雜。
新左派曆史學家和我們一樣了解這段曆史。其差別與其說是事實層面上的，不如說是解釋層面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主義史”或許與其說是新左派史學的中斷，不如說是新左派史學的延續——就像每一代新人都想推翻上一代人一樣。能動性對我們來說仍然很重要，但我們把它局限在了影響商業和工業的少數有權勢者範圍内。我們研究的更多的是關于如今仍然具有影響力的公司，而不是那些沒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我們看到的能動性，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而非一個假設命題。
我們會希望現代資本主義以其他方式演進嗎？當然希望。但曆史學家的任務是直面冰冷的現實，而非塑造英雄傳奇。在我們的現實中，普通人隻有在特殊的情況下才能推動真正的改變。弗林特靜坐罷工事件是有可能發生的，但與其将它視為日常能動性的另一個例子，不如将其了解為某種特殊的事件，這樣它的教訓才能被人們了解和運用。幸運的是，檔案總是能提供更多關于過去特殊性的指導，盡管它們也促使我們質疑我們對資本主義運作方式的假設。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即使不是每個人都做出選擇，每天也都有人做出選擇，這些選擇不僅決定着資本主義的過去，也決定着它的未來。資本主義史不是一時的潮流，而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的對象，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有更好的選擇的時候做出更好的選擇。
責任編輯：于淑娟
校對：張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