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華松
随着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各種網絡覆寫，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在農村家庭安裝攝像頭，主要目的是能夠實時觀察和監控留守老人的身體狀況，萬一發現不對勁，可以及時做出反應。與過去不同的是，孩子對老人的情況了解不多，因為很多老人的心态就是彙報好消息，不想讓孩子擔心。
這可不行，國慶節放假又回升了，我先買了兩台錄影機，寄回家，聯系上門安裝。安裝後，我很開心，甚至有點興奮，我随時随地都能看到家鄉的情況：父母都在做，午餐有幾道菜，晚餐爸爸沒喝過，雞沒進屋，鳥兒沒偷糧，野貓沒進我的雞窩， 我全神貫注。
每當父母路過時，我都會發現一個相對安靜的跨攝像頭和他們聊了幾句話，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高科技産品滿足了我懷舊的重要角色，一個小小的相機，讓在廣州、廣東、我和湖北省皇崗的父母實作了無縫銜接，大大友善了我們的溝通和溝通。
但幾天後，我發現有些不對勁。
相機在一定程度上幹擾了父母的正常生活。曾幾何時，媽媽早上會在院子裡梳頭半個小時，穿得比較随意。
這些随意的變化反映了錄影機的初始功能——監控，錄影機作為技術控制工具和工具，用于監視我父母的任何行為，他們的日常生活被記錄在錄影機中，他們的雙手舉起，他們的喜怒哀樂，都在我和我哥哥的眼皮底下。他們必須在餘生中改變自己的習慣，并适當地糾正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了相機，父母變得不自然，不自由和不舒服。讓年老難得的人不自然地生活，沒有自由，沒有安逸，這顯然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
在這裡，我們看到老年人被現代技術所疏遠，老年人行為的建構和塑造過程。
相機經常讓她的母親失望，因為她對"想象力"的希望幾乎破滅了。自從安裝了攝像頭後，媽媽就會習慣性地在院子裡擡頭看攝像頭，甚至在鏡頭下呆上很久，她看了看，然後走路，然後看，再走路，媽媽一天中會重複這個動作很多次，她大概會想："此時此刻， 我的大兒子，大女兒，第二個兒子，第二個兒媳婦，三個孫子都在看着我？"你會突然和我說話嗎？如果你說話，我不在這裡，那不好。是以我必須等到你和我說話。"
結果，媽媽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待，我們沒有說話，沒有和她互動，因為我們都在忙着事情。換句話說，相機給了她一種幻覺和期待——她可以随時和我們交流，但我們不能辜負她的假設和期望。長期無望的希望，無疑會增加母親的失落感和匮乏感。
事實是，我們想要相機，而不是父母。請問，作為我們的孩子，真正陪伴他們多少？我們沒有空，我們很忙，是以我們選擇安裝攝像頭，但這是一個權宜之計，因為大多數人根本無法與父母住在一起并照顧家人。從表面上看，安裝相機是一種孝順的行為，但它真正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即長期以來我們沒有辦法做孝道，也沒有辦法為父母服務。
也就是說，相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們宣傳和維護的"孝子"身份需求，但反證了長期以來我們很難做到孝順的事實。
甚至可能有一點："我已經安裝了攝像頭，我可以看到家裡發生了什麼，我不必經常回家。"
顯然，這種觀點是危險的。
在我們與年邁的父母的關系中，金錢（寄錢回家）或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真實而面對面的高品質陪伴，給他們更多的精神安慰，消除他們的孤獨感，才是最重要的。我們扪心自問，一年中有多少天真正和他們在一起？晚飯後，你和我媽媽手牽手走了多少次？你和爸爸談過多少次醉酒油漆？恐怕很少。這種真正的陪伴，多少攝像頭是無法替代的。
（作者為廣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負責編輯：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