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誕生衆多朝代，其長短不一，但均超不過300年。
就拿3個最長的朝代來說，它們存續時期如下：
1.唐朝，618年-907年，共289年；
2.明朝，1368年-1644年，共276年；
3.清朝，1636年-1912年，共267年。
短的就不說了，有的朝代剛建立，還沒穩固下來，就滅亡了。
綜合來看，每個朝代的崩潰，主要有如下因素：
1.政變，如外親王莽奪權；
2.農民起義，如劉邦、朱元璋、李自成等；
3.外族入侵，如蒙古族、女真族等趁虛而入，建立新的少數民族朝廷；
4.地方強權，中央集權不強，導緻地方勢力崛起颠覆中央，如李唐起義。
為什麼每個朝代均超不過300年，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非法”建立。每個朝代的建立普遍經曆了血雨腥風，均不是通過民主選舉等合法手段更替，這也就為其日後被别人所滅（取代）埋下了“禍根”與“種子”。無論是不光彩的政變，還是北方遊牧民族的強取豪奪，亦或是農民起義，均經曆了殘酷的殺戮，“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即對原有制度和規則的徹底“破壞”，也給社會帶來損失巨大，但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因為通過合法的變革或改良，已不能拯救“病入膏肓的社會”，必須通過重新洗牌，建立一套全新的“體系”。
二是體制因素。秦朝之前，施行的“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給各個王公貴族，每個封主對自己所負責區域的治理負全責。比如，周天子并不對全天下負責，A封地發生的各種問題那是A封臣的問題，冤有頭債有主，和周天子沒什麼關系。秦及以後的王朝由于轉型成為中央集權，施行“郡縣制”，導緻冤有頭債有主，全部變成了皇帝的事情。以前，西周時期可能隻是分别反對A封臣/B封臣/C封臣/D封臣的暴動，現在一股腦全都是皇帝的“錯”。是以針對中央的叛亂或起義發生的風險大大增加，也就導緻了各個王朝兩三百年就不行了。當然，這種體制的好處就是國家動員能力超強，既能舉全國之力修築長城抵禦外族入侵，也能興建大型水利工程、疏浚河道防範災害，但其弊端就是容易勞民傷财，并且生産效率低下。
三是社會因素。每個朝代的建立之初，社會資源、土地、财富等會平均配置設定，人人平等，貧富差距不大。而随着發展，有的人好吃懶做，有的人勤奮節儉，财富進一步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便會發生“土地兼并”問題。有的人失去手中土地，隻能給地主“打工”。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土地越來越集中到“豪紳”手中，地主勢力不斷壯大，權貴階層“偷稅漏稅”。中央政府管控能力衰落，征稅能力不足，支出卻有增無減。有的農民手中沒有土地，無田可種，也無法忍受苛捐雜稅，淪落為“流民”，并且數量逐漸龐大。當流民的數量超過人口的兩成以上時，社會就變得極度動蕩，給農民起義“火上澆油”，王朝陷入危機。在這個時候，曆史呼喚出現新的王朝以替代舊王朝，新王朝可以重新配置設定土地給無地的流民，流民減少，老百姓再次安居樂業。當然期間，有的封建王朝或許搞點新政，通過均田制、府兵制等，給流民土地，進而避免悲劇的發生，但這隻能延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是以很少逃脫“新-舊-新……”“建立-打破-建立……”這個規律。
四是“吏治”因素。每個朝代建立之初，皇帝及大臣都很英明。因為他們經過了艱苦的創業，才打下了江山，明白人間疾苦，是以能夠精心圖治、正确上司、備加珍惜。而随着每個朝代的發展，均會由盛轉衰。後期皇帝多是“昏君”，而朝中也是奸臣當道，貪官群體巨大，不斷搜刮民脂，引起民憤。朝廷官員、軍隊等機構數量龐大，機構臃腫不堪，百姓賦稅過高，苦不堪言。
五是氣候因素。新朝代建立後，多會采取“休養生息”方式，大力發展生産，是以人口會不斷增長，對糧食等資源消耗也不斷增大。而中國地大物博，每隔一個周期，大約不到300年，就會有一次特大的洪澇或旱災，黃河也會“決口”，往往導緻顆粒絕收的嚴重後果，如果疊加地方政府赈災不力，百姓更是饑寒交迫。農民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是以便會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而單靠鎮壓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社會一旦大範圍動亂，就會減少很多人口。而推翻舊朝代後，新朝代人口與資源關系又會取得“動态平衡”，有限的資源又能養活一定數量的人口。
由以上得出，舊朝代的滅亡，既消滅了一定數量的人口，包括昏庸而又龐大的官僚機構、聚斂财富的地主（皇親國戚）、無業“流民”等，又實作了土地、财富資源的重新優化配置設定、消減了稅收及開支，是以說，舊朝改換新朝是曆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