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一定總要在書裡尋找成功者和失敗者；更值得尋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的一種狀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極端……閱讀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幫助我們了解他人。我的建議是，大家能夠多讀一點書。
——洪子誠《“閱讀”與“閱讀史”》
《 “閱讀”與“閱讀史” 》
個人閱讀史，也可能就是他的生命史
過去，在文學研究或其他研究領域，我們的注意力都隻是集中在作者本人和他寫出的文本上，對于“閱讀”這個問題，關注的相對較少。一本書是哪些讀者在讀？怎麼讀的？不同身份、不同時代的讀者有什麼不同反應？作為物質方式的書本與閱讀構成什麼樣的關系？……這種種問題，我們很少會想到。
前些年出版的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的《閱讀史》，就是讨論人類閱讀行為的曆史變遷：“閱讀”在曆史上的變化，紙張、印制、傳輸等條件的改變對閱讀産生的影響，如在歐洲，專門供書寫、閱讀的書桌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印刷條件的改變會給寫作跟讀者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等等。閱讀是人生存的基本方式的一個重要精神活動。
有位學者說過，如果一個人每年都讀一遍《堂吉诃德》，或《哈姆雷特》，然後每年都把讀這本書的感想記錄下來，那麼這個記錄也就是他的生命史。說一個人的閱讀史就是他的生命史，是有道理的。如果我們覺得這樣定義過于誇張，或許可以這樣認為：他的生命狀态和變化，會在這個記錄裡留下痕迹。
讀者和書本建立的關系
閱讀牽涉到很多方面的問題。比如說，誰在讀；讀什麼性質的書；讀書的具體條件、情境：時間、地點、情感狀态……不管有沒有意識到，我們在讀一本書的時候，就會跟這本書建立起一種特殊的關系。讀一本理論書跟讀文學作品，你的心态與期待，和這本書的意趣，是完全不一樣的。讀新書和舊書的感覺也不一樣。過去，我經常去北大舊刊閱覽室，那裡收集1949年以前的報紙雜志。當然，現在舊刊不大容易看到了，因為年代久遠，幾十年前的報紙刊物翻閱很容易破碎，是以一般不外借。可能都會制成顯微膠卷，或者掃描在電腦上供研究者閱讀。如果你手裡拿的是20世紀30年代，以至更早的時候印制的書刊，跟讀現在出版社重新編印的相比，相信你的感覺會有很大的差異。你會感覺到你觸摸到的東西，那些紙張、字型、裝幀編排方式，以至廣告……緻使你想象什麼人在閱讀時會在上面留下印迹，你所有的想象都會與具體的曆史情境相交融。精裝本跟平裝本，橫排或豎排，讀的過程中的感覺也會不一樣。書的厚薄程度，也會影響人的閱讀感。比如說，詩集需不需要印得那麼厚。現在有些詩集很厚，拿在手裡頭沉甸甸的，覺得很不舒服。
幾年前在福建三明開一個詩歌座談會，是紀念福建的一個詩人的。他一輩子熱愛詩歌，不僅自己寫詩，還為培養當地詩歌愛好者、開展詩歌活動，付出大量心血。他得了癌症去世，福建省為他舉行一個紀念會，出版他的詩集。他健在的時候，沒有得到出版詩集的機會。是以，這次就将他全部的詩都收進去，有六七百頁。這當然是好意，但是對讀者來說，就有點尴尬。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這位詩人的創作，一般讀者拿在手裡就覺得有點難辦。從頭讀起嗎？讀了六七百頁你還有沒有感覺？選讀的話，又從哪一頁讀起？座談會上，我就說了一點題外話。我說有點懷念三四十年代，以至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詩集，常常幾十頁，一百來頁。我說讀詩的時候，手中應該是輕的感覺；應該是讓閱讀的人有更多時間在上面停留。薄的詩集，拿在手裡，你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說的也許不對，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124頁的詩集——《不對稱》/ [波蘭] 亞當·紮加耶夫斯基 / 雅衆文化 出品 / 2021-9
另外一個大家經常遇到的問題是，讀選本還是讀全集。當然如果不是專門研究者，大家不會去讀《全唐詩》或者《全宋文》。莫言前些日子得了諾貝爾獎，人民文學出版社就趕印收入他全部作品的20卷“文集”：這是對這位作家的緻敬，也是有經濟利益在裡面。那麼我們是讀《莫言文集》好呢，還是讀他的一些選本？其他小說家和詩人也是這樣。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全集漫無頭緒，不知道怎麼讀。但是有時候又覺得選本不大放心，容易被選家牽着鼻子走；因為有的選本帶有曆史的、個人的偏見。是以，有時候我們會不大信任選本。
另外，我們讀書有時候可能會“想當然”。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有一本書叫《他山的石頭記》，在談到古代寫作和閱讀的時候舉了這樣的例子，說在先秦或者戰國時代，寫作、閱讀是怎麼進行的，采用什麼方式？當時的寫作和閱讀與現代社會比較，有什麼不同？我們知道在先秦、戰國時代，寫作是刻在竹簡上，那麼，一部書他要刻多長時間？是寫作者自己刻還是雇人來刻？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對文體會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另外就是誰有權閱讀？一部書要多少竹簡才能容納全部内容？這些竹簡藏在什麼地方？什麼人才能夠讀到它？讀的時候是什麼樣的方式？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可能沒有細想。“書籍”的物質條件，對寫作跟閱讀肯定都會産生很大的制約。
開玩笑說，書的定價也會影響讀書的選擇和情緒。我前年出了一本書叫《我的閱讀史》，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收入我個人類乎讀後感的文字。我跟出版社編輯說，書的品質一般，你們就别定價太高，要不讀者不願意買。可是他們不聽我的，二百多頁吧，定價38塊錢。38塊錢多還是少啊？其實我真有一點内疚，會問自己，那些文字能值那麼多錢嗎？2011年我應廣西那邊的幾所學校的邀請去講課，住在南甯的一家旅館裡，晚上沒事就翻看他們放在房間裡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送餐菜單”，裡面有一個雞蛋炒飯，定價也恰好是38塊。這樣一對比，我就放下心來，無非就是一份雞蛋炒飯嘛！不過，現在也有相反的：有的書定價如果太低，銷路也不好。因為有的人有很多錢，喜歡買漂亮的書。讀起來感到舒服，即使不讀，擺在書架上，也顯得漂亮氣派。
“書的定價也會影響讀書的選擇”/圖檔來自豆瓣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過去我們對書籍有一種“饑渴”感，現在這種感覺已經失去，或者不多了。昨天我跟你們的李保民老師聊天，說80年代初他上大學的時候，常常在聽完課後，利用休息的十多分鐘時間，趕緊跑到書店看今天有沒有來新書。現在誰還會有這樣急迫的心情？過去是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現在是書籍擁有我們的時代。我們被大量的書包圍，每年出版的書那麼多，書店裡各種讀物琳琅滿目，獲得圖書變得那麼容易，已經不再有“饑渴”的感覺了。我也是這樣。50年代我上中學的時候，好不容易有了零花錢，第一次買的兩本書，一本是郭沫若的《女神》，一本是魯迅的短篇小說選。那種擁有自己的書籍的感覺，那種快樂，現在的人不容易體會。是以，就是剛才所說，現在是書籍擁有人的時代，而不是人渴望擁有書籍的時代。就像現在有錢的人被金錢所擁有，當權者被權力所擁有。當人被書擁有的時候，就沒有那種非常渴望讀書的心情。
這個變化對我來說是非常深刻的。1991年我在日本東京大學任教的時候，那時CD唱片在國内還是稀罕的東西，價格也昂貴。在日本也不便宜，但是公共圖書館可以出借。我就到圖書館借回來聽，或者複制在錄音帶上。借到一些心愛的唱片的時候，走在路上都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那是一種非常快樂的心情。現在CD那麼多，包括古典音樂的引進版，很容易得到。不久前我在“當當網”看到一些引進版的古典CD在降價，5塊錢一張。而以前同樣的進口CD要賣到一百多。是以，東西來得太容易，好，也不好。輕易獲得的東西往往不知道珍惜。
書的重讀
有些書我們可能讀一遍，有的可能會重讀，甚至會讀多次。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拿我自己來說，對重讀有兩種不同的心态。一種是有點害怕，怕重讀可能會破壞當初美好的感覺。讀巴金的小說是念國中的時候，那時候我還年輕，新中國又剛成立，對未來有一種熱切的、浪漫的期盼，也偏愛那種激情的文字，巴金二三十年代的青春式、抒情式的寫作，當時很對我的胃口。
台灣淡江大學呂正惠教授，他的年齡應該比我小十來歲。他是歲數比較大的時候才讀巴金的，因為在國民黨政府“解嚴”之前，大陸作家的書籍在台灣都被列為禁書；是以他讀巴金，可能要到80年代以後。他就提出一個疑惑：巴金為什麼評價那麼高？在他看來就跟中學生作文一樣。他說的可能有點過分，但是巴金作品的藝術性，包括文字，确實有許多問題，有的文字比較粗糙，感情不夠節制。但是我國中讀的時候，感動得不得了，有的地方還痛哭流涕，哭得不行。90年代初我在日本，一位日本教授上漢語課，選用巴金《家》的鳴鳳自殺的那一段，有一些詞句的解釋他不太拿得準就來問我，我就重讀一遍。我頓時對年輕時候的痛哭流涕産生疑問，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是以這次重讀，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好的，不必要的。覺得如果不重讀的話，儲存50年代的那種心情，在我這裡就是一筆财富。但是重讀就把這個“财富”丢掉了，有點可惜。是以，有的時候，就拿不定主意該不該去重讀過去喜愛的書。
巴金
不過，總的來說，随着知識、鑒賞力的增加，重讀通常還是利大于弊。不知大家有沒有讀過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幾年前我到俄國旅遊的時候，還專門到莫斯科近郊的别列捷爾金諾的“作家村”參觀他的故居。有人說他的詩比他的小說寫得更好，他主要是一位詩人。不過，他的長篇《日瓦戈醫生》反響更大。這部長篇是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不是在作家生活的祖國，而是在資本主義的出版社。當時是冷戰時期，因為它的出版，也因為195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這部長篇，引起了軒然大波，《日瓦戈醫生》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陣營角力的平台。結果在蘇聯當局的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寫了檢讨，發表公開聲明拒絕去斯德哥爾摩領獎。
我知道這個作品的名字，是因為1958年讀了《文藝報》上的批判文章，留下的印象是這部小說很反動、很惡毒。可是當時，以至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中國大陸都沒有中譯本，寫批判文章的人也沒有讀過這部小說。中譯本在中國大陸1987年才出現，1987年讀的感覺，不像當初想象的那麼“反動”“惡毒”。當然，它的确是對蘇聯十月革命的質疑。主人公日瓦戈是貴族出身的醫生，開始的時候，也是對革命很向往，至少是抱有好感的，因為舊俄的專制制度非常黑暗、腐敗，許多人都認為需要一場革命來改變這個舊世界，改變人民群衆痛苦的生活。但是，革命之後，日瓦戈發現情況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樣。他主要是從精神的角度，來觀察革命造成的新的精神病症。他發覺空談、說大話空話、說違心話和做違心事，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日瓦戈把這個現象叫作“心髒微細出血”。
我想，這是這些知識分子最感痛切，也最感失望的事情。當然，在冷戰時期，這種從精神層面對革命的質疑，在當時環境下面，蘇聯和包括中國在内的“社會主義陣營”批判它反蘇反革命，也是可以了解的。但是，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我重讀的時候，不知不覺中關注點已經發生變化。這個變化，我想和我的思想不再執着于一個點有關系。我在《我的閱讀史》中的《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有提及此變化。我覺得裡面也不隻是被動地憂慮革命産生的精神後果，也還有一些積極的東西，盡管是微弱的。在強大的曆史和相對無助的人的生活關系上，書裡似乎也在表達這樣的意思：“曆史”雖然擁有巨大的對個人生命的裹挾、吞沒的力量；但是，個體生命的“節律”，也不見得就能被取消，生活裡有“不能”的悲劇，也有“可能”的争取。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人的生活中的常度恒性更為重要。
帕斯捷爾納克
而且，我也對書裡寫到的俄羅斯人對大自然的态度有了當初沒有的好奇。感覺大自然對于他們來說，不是被征服，也不是欣賞的對象，他們的生命就融合在裡面，形成他們有關愛情、死亡、苦難、幸福的了解。是以，日瓦戈最後因落魄而死，他的戀人拉拉并沒有過分悲傷。書裡這樣寫，“植物王國很容易被看作是死亡王國的近鄰，在大地上的綠色植物中，在墳地上的樹木間，在一排排花苗中就隐藏着生命轉化的奧秘，這正是我們一直要解開的謎”。也就是說，這個作品不僅包含我們通常了解的政治命題，而且有更豐富的内容。重讀中這些跟過去不同的發現，來的雖然有點晚，但對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
閱讀是一種“克服”
開頭提到的曼古埃爾的《閱讀史》，說到因為印刷術的出現産生了一些錯覺。比如說，一部書稿可以成批，可以成千上萬印出來，它們的裝幀設計都一模一樣，是以會在讀者那裡引起錯覺，以為他們讀的是同一本書。但事實上，曼古埃爾說，他們讀的不是同一本書。假如我們同時拿起同一個版本的《杜甫詩選》，能說你讀的《杜甫詩選》，跟我讀的是同一本書嗎？道理其實很淺顯，因為“一千個人眼中有千個哈姆雷特”。薩特說過，書要是不被人閱讀，它就隻是塗在白紙上的黑色污迹，而一旦被閱讀就一定和特定讀者建立與他人不同的關系。是以，詩人西川在他的《深淺》這本書裡有這樣兩句話：一個熟讀《論語》的人把另一個熟讀《論語》的人駁得體無完膚；杜甫得到太多的贊譽，是以另一個杜甫肯定一無所獲。就是在《論語》裡看到的東西，或者引申出來的道理，不同的時候不同的人可能差别很大，甚至南轅北轍。
西川
智利有個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大詩人——聶魯達，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文學界，影響不小。我們上大學喜歡詩歌的，都讀過他的長詩《伐木者，醒來吧！》。這首詩寫于1948年，袁水拍當年就把它翻譯成中文。它是歌頌社會主義蘇聯、譴責美帝國主義罪行的政治詩，但藝術水準的确很高。在50年代，聶魯達在我們眼裡是位氣勢磅礴的革命詩人（事實上他本人也是智利的共産黨員）；但是到了80年代，通過翻譯的選擇和闡釋，聶魯達就變成一個愛情詩人了。在80年代，中國有一個“告别革命”的潮流，聶魯達被革命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删除”的大量愛情詩，這個時候就被重點選擇、放大。現在大家記憶最深的，恐怕是他的：“我喜歡你是寂靜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樣/你從遠處聆聽我/我的聲音卻無法觸及你……”按照西川的說法就是，一個聶魯達受到太多的贊譽，另一個聶魯達就無所收獲。關于這個問題，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滕威教授的《“邊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學漢譯與中國當代文學（1949-1999）》分析得很精彩。
我們經常講，寫作是一種“克服”，其實閱讀也是一種“克服”，一種對自我的挑戰，克服趣味跟閱讀習慣的局限。有一些不好的或有缺陷的習慣，是當事人不太能夠意識到的。前幾年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師去埃及旅行，在尼羅河坐遊船看風景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多大意思，就拿出别爾嘉耶夫的《俄羅斯思想》來讀。一個過去的學生、現在是中文系的老師看到我在看這樣的書，她大聲喊起來：“老師，你也太誇張了吧？！”因為别爾嘉耶夫是俄國學者、思想家，他這本書是很嚴肅的學術著作。我猜，這個學生認為旅遊就是放松身心，我卻讀這樣的書，而且還是在公衆活動的輪船甲闆上，真是故作高深、裝模作樣，裝作無時無刻都在思考高深問題、很有學問的樣子。
屠格涅夫
這件事提醒我來檢讨自己的一個問題，就是讀書、興趣的偏狹。以前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個不好的習慣，自以為時時刻刻都要讀“有用”的書、“有價值”的書。對比起謝冕老師來，就可以看出這一點，他的興趣、讀書範圍比我廣闊得多。當然，他也讀學術書、史料、詩集、評論，但也讀曆史掌故、各地風物志。他會拿着圓明園的平面圖去遺址實地勘察，也收集各大菜系的菜單，既品嘗精美食物，也對路邊攤的羊雜碎湯津津有味。這就是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和興緻，而這是我所欠缺的境界——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閱讀。是以，在大部分機場的書店，你們不會看到深奧學術書，也不會有很嚴肅的小說。大部分是帝王系列、康熙王朝什麼的，或者是如何炒股、做生意發大财、怎樣經營管理等，而不會出現《俄羅斯思想》或馬克思的《資本論》。
“專業”與“非專業”閱讀
然後，我要談的是有關專業閱讀的問題。我這一輩子都是在學校教書、做“學問”，從1961年大學畢業後這幾十年都做着這件事，經曆非常單調、貧乏。高中、大學階段，讀書的選擇還比較随意，後來大部分都是從“功利”出發，從教學、研究課題出發來選擇書籍，目的性非常強。要研究哪個作家，就讀他的作品，有關他的資料；研究一個時期的文學思潮，也盡可能收集相關資料，灰塵撲鼻地翻閱舊書刊雜志。當代的有些作品，讀起來真是沒有味道，五六十年代許多文章、資料，相當枯燥，繞來繞去的文風。可是不管你是否喜歡，為了教學，不讀不行，硬着頭皮也要讀。其實寫那些文章的學者、批評家，不是才情不夠，他們是沒有辦法。即如，現在我們讀它們也是沒有辦法，做學問就意味着有許多時候要硬着頭皮。這是一種“職業式”的讀書，你從事這個職業，吃這碗飯，就必須這樣做。北大中文系的李零老師在他的《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前言中說，“學者的命就是替人讀書，因而常常無法享受閱讀的愉快。如果他受畢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勞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屬于這種“不仁之至”系列，這個問題想起來太苦，不想了。不過，退休之後确實有一種“解放”的感覺，能夠選擇自己比較喜歡的書和文章來讀。
本文作者 洪子誠
專業，或者職業閱讀的問題，我有兩點建議。一個是會在不同的書裡看到不同的觀點，會有很大不同，甚至互相反對的主張。如果他的觀點不是那麼令人氣憤，比如說反人類，為法西斯什麼的張目，那麼，在通常情況下對不同的觀點可以保持一種比較平和的态度。我們不一定總要在書裡尋找成功者和失敗者；更值得尋找的可能是成功者和失敗者之間的一種狀态，也就是不要把事情想得太極端。即使有些觀點看起來不是很能站得住腳，也可以想想這樣的觀點是在怎樣的情境下出現的，可能給我們什麼參照，在觀察問題的方式上是否能提供某種啟示。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是最近中國文學界的大喜事，幾十年來，這個獎對中國文學界是個“心病”。好了，現在終于有中國作家得獎了，按理這個“心病”應該治愈了。可實際不是這樣，還是有許多人不高興，或者說他不夠格，或者說目前至少有十位中國作家可以得這個獎。對于中國社會政治、世态人心，莫言有許多表達，更多是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我們還是要把重點放在他的作品上。
莫言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時講了許多故事。最後一個故事是許多年前他爺爺講給他的。說是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衆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有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幹了壞事，他就出去接受懲罰。”于是大家就抛草帽，其中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意，衆人便将他擡起來扔出了廟門。莫言說，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韓少功
這讓我想起日本學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紀她們的一些話。她們談到韓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說“人類是組織群體而生存，這種生存方式裡潛在着殘酷性”；像丙崽、阿Q這些人物，都是“集體”中的異類，當“一個集體面臨危機，就把異類奉獻給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體之外”。那個被扔出廟外的泥瓦匠，不就是因為面臨危機所“造出”并加以“歧視”，被排除到集體之外的“異類”嗎？這個解讀，相信和同學們在課堂上聽到的很不相同。這個當然不能取代傳統上對《阿Q正傳》的诠釋，但至少可以成為一種參照。面臨危機而不斷制造“異類”，抛出“異類”，是我們這一輩子經常面對的事實。産生的後果之一，就是如趙園老師所說的“戾氣”。趙園老師80年代研究現當代文學，後來轉到明清思想史，考察那個時期的社會狀況和文人心态。她說，明清易代之際，社會氛圍和士人心态普遍彌漫着一種“戾氣”——極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種病态的激情。有興趣可以讀讀她的《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這本書。
另一個建議是，專業跟非專業書籍，有時候不要分得那麼清楚。現在經常說的跨界視野和跨界研究，就是要打破在“專業”上的狹隘設限。去年我在台北的時候，很偶然的機會，有人送我一本台灣大學出版中心剛出版的書，蔡振家教授的《另類閱聽：表演藝術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
《另類閱聽：表演藝術中的大腦疾病與音聲異常》，暫無簡體版本
從他的學術背景，就大略可以知道他的“跨界”。他大學畢業于台大實體系，接着在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讀碩士獲得碩士學位，之後在柏林海德堡大學音樂博士班畢業，回到台灣以後，又成為了台大工學院應用力學研究所和台大醫學院耳鼻喉科的博士後。他研究的領域涉及戲曲、音樂、生物音樂學、心理聲學、音樂聲學，一個人可以涉足看來完全不同的領域，着實讓人驚奇。給他這本書寫序言的，主要也是台灣醫學界的名流。在論述藝術創作，特别是表演跟大腦疾病之間的關系的時候，他分析了這樣兩個“案例”。
一個是舞台上孫悟空的表演，他說孫悟空的那些動作，是一種疾病的表現。孫悟空的表演，表現了醫學裡的“妥瑞症”病征。“妥瑞”是法國19世紀的一個醫學家發現這個病而用他的名字命名。患上這種症狀的人就會有不由自主的動作，包括臉部的抽搐，不斷地眨眼睛、噘嘴巴、裝鬼臉，臉部扭曲而且聳肩膀、搖頭晃腦還有怪叫。他說孫悟空的表演完全就是“妥瑞症”的症狀。然後他又分析了《牡丹亭》裡的杜麗娘跟柳夢梅的愛情故事。我上大學的時候，通常會說《牡丹亭》表現了“個性解放”，感情上對理學禁锢的挑戰。蔡振家從醫學、疾病的角度，認為杜麗娘是患上一種叫“躁郁症”的病。“躁郁症”應該是心理、精神病症，由心理的障礙跟情感的障礙引起，憂郁跟狂躁兩種特征反複地出現，狂躁的時候就幸福到極點，看見開花，就有非常快樂的感覺，而且容易有一種性的幻想，活力十足、口若懸河、思路靈活。對現代人來說，狂躁症發作的另一個征象是盲目購物，但是杜麗娘的時代購物消費還不發達，憂郁的時候，覺得自己就要死掉，覺得生命沒有什麼意義。蔡振家說，《牡丹亭》裡杜麗娘的表現就很符合這個症狀。作品裡不是寫她“遊園賞花，觸動心情，繼而尋夢不得，因而死亡”嗎？這就是躁郁症的典型的病史。“一夜小姐焦躁，起來促水朝妝，由她自言自語……”蔡振家還引用台灣一個躁郁症患者在她痊愈以後的自述來加以證明。
我讀了這部書，感覺有點喪氣，原來我們書裡的那些美好人物，是精神不正常、大腦疾病患者。不過回過頭想想，他的研究對我們也有許多啟發。我們常把“藝術源于生活”挂在嘴邊，這些例子不就是“源于生活”嗎？有什麼好抱怨呢？但是“藝術”又的确不是“生活”。我們需要文學藝術的理由，就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超越性，苦難也好，實際的生活狀況也好。讀了《另類閱聽》，雖然感覺文學藝術的創造性被貶低了，但是認識到文藝創造的重要性。人們需要的，是它們的那種超越具體生活情境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人研究性病跟音樂家創作的關系。這個說起來有點不好，因為這些音樂家，包括貝多芬、海頓、舒伯特、帕格尼尼等等，都是我，也可能是你們喜愛的。音樂，特别是器樂作品，與我們具體生活情境的關聯很間接，更具有一種精神上的“純粹性”。可是聽到這些作曲家是性病患者，他們頭上的“光環”就黯淡下來。不過，蔡振家還有其他研究者認為，從醫學研究的角度，性病在它發作的時候會産生一種幻覺，對藝術創作會有某種作用、意義。這個問題其實沒有必要回避，當然也沒有必要誇大。傑出藝術家當然是才情過人，但是藝術創造也是很複雜的事情，不需要過分浪漫化。我們從這裡也能認識到，不是像俄國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的，任何藝術都比不上生活的美；相反，生活有所不足，才需要藝術。
靜下心來讀一本書
閱讀就是幫助我們了解自己，幫助我們了解他人。我的建議是，大家能夠多讀一點書。
我們的社會是個浮躁的社會，就像有人說的，中國的“高速列車”已經開動，而且好像停不下來了。在這樣誇張的情境下，最可貴的是要獲得一種比較平靜的心情，靜下來去讀一本書。從裡頭去體會他人表達的道理，溫習自己的體驗，提升自己的境界。
本文節選自
《我的閱讀史》
作者: 洪子誠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