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資料與數字經濟

作者：梅 宏（軍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争格局的關鍵力量。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對發展數字經濟的重大意義、數字經濟的發展趨勢和規律，以及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戰略舉措作出重要論述，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注入了強大動力。

一、大資料開啟資訊化新階段，催生數字經濟

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經驗表明，每一次經濟形态的重大變革，往往催生并依賴新的生産要素。正如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經濟時代主要的生産要素，資本和技術是工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産要素，進入數字經濟時代，資料正逐漸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生産要素。

“大資料”作為一種概念和思潮由計算領域發端，之後逐漸延伸到科學和商業領域。近10年來，大資料相關技術、産品、應用和标準快速發展，逐漸形成了覆寫資料基礎設施、資料分析、資料應用、資料資源、開源平台與工具等闆塊的大資料産業格局，曆經從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分析方法與技術、行業領域應用、大資料治理到資料生态體系的變遷。

大資料提供了一種人類認識複雜系統的新思維和新手段。理論上來講，在足夠小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對現實世界數字化，可以構造現實世界的一個數字虛拟映像，該映像承載了現實世界的運作規律。在給定充足計算能力和高效資料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對這個數字映像的深度分析，将有可能了解和發現現實複雜系統的運作行為、狀态和規律。大資料為人類提供了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探知客觀規律、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新手段，這也是其引發經濟社會變革最根本性的原因。

大資料是資訊技術發展的必然産物。資訊化經曆了兩次高速發展浪潮，第一次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随個人計算機大規模普及應用所帶來的以單機應用為主要特征的數字化（資訊化1.0）。第二次是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随網際網路大規模商用程序所推動的以聯網應用為主要特征的網絡化（資訊化2.0）。目前，我們正進入以資料的深度挖掘和融合應用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階段（資訊化3.0）。在“人機物”三元融合的大背景下，以“萬物均需互聯、一切皆可程式設計”為目标，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呈融合發展新态勢。資訊化新階段開啟的另一個重要表征是資訊技術開始從助力社會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向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轉變，進而催生一種新的經濟範式——“數字經濟”。經過幾十年積累和儲備，資料資源大規模聚集，奠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

二、數字經濟的内涵和外延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因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6年出版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前景與風險》一書而開始受到關注，該書描述了網際網路将如何改變世界各類事務的運作模式并引發若幹新的經濟形式和活動。2002年，美國學者金範秀（Beomsoo Kim）将數字經濟定義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态，其本質為“商品和服務以資訊化形式進行交易”。可以看出，這個詞早期主要用于描述網際網路對商業行為所帶來的影響，此外，當時的資訊技術對經濟的影響尚未具備颠覆性，隻是提質增效的助手工具，數字經濟一詞還屬于未來學家關注探讨的對象。

随着資訊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深度應用，社會經濟數字化程度不斷提升，特别是大資料時代的到來，數字經濟一詞的内涵和外延發生了重要變化。目前廣泛認可的數字經濟定義源自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上司人杭州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即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資訊作為關鍵生産要素、以現代資訊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資訊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通常把數字經濟分為數字産業化和産業數字化兩方面。數字産業化指資訊技術産業的發展，包括電子資訊制造業、軟體和資訊服務業、資訊通信業等數字相關産業；産業數字化指以新一代資訊技術為支撐，傳統産業及其産業鍊上下遊全要素的數字化改造，通過與資訊技術的深度融合，實作指派、賦能。從外延看，經濟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社會的數字化無疑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治理體系建設等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傳統實體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奠定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

數字經濟呈現三個重要特征：一是資訊化引領。資訊技術深度滲入各個行業，促成其數字化并積累大量資料資源，進而通過網絡平台實作共享和彙聚，通過挖掘資料、萃取知識和凝練智慧，又使行業變得更加智能。二是開放化融合。通過資料的開放、共享與流動，促進組織内各部門間、價值鍊上各企業間、甚至跨價值鍊跨行業的不同組織間開展大規模協作和跨界融合，實作價值鍊的優化與重組。三是泛在化普惠。無處不在的資訊基礎設施、按需服務的雲模式和各種商貿、金融等服務平台降低了參與經濟活動的門檻，使得數字經濟出現“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

三、數字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趨勢

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發展大資料和數字經濟，紛紛出台相關政策。美國是最早布局數字經濟的國家，1998年起美國商務部就釋出了《浮現中的數字經濟》系列報告，近年來又先後釋出了美國數字經濟議程、美國全球數字經濟大戰略等，将發展大資料和數字經濟作為實作繁榮和保持競争力的關鍵。歐盟2014年提出資料價值鍊戰略計劃，推動圍繞大資料的創新，培育資料生态系統；其後又推出歐洲工業數字化戰略、歐盟人工智能戰略等規劃，2021年3月歐盟釋出了《2030數字化指南：實作數字十年的歐洲路徑》綱要檔案，涵蓋了歐盟到2030年實作數字化轉型的願景、目标和途徑。日本自2013年開始，每年制定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從“智能化、系統化、全球化”視角推動科技創新。俄羅斯2017年将數字經濟列入《俄聯邦2018—2025年主要戰略發展方向目錄》，并編制完成俄聯邦數字經濟規劃。我國于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将大資料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後出台了10餘項促進數字經濟行業發展的政策，2017年起連續5年将數字經濟相關内容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據中國資訊通信研究院資料，2020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4.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74.7%。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達54.3%，遠超開發中國家27.6%的水準。從增速看，開發中國家數字經濟同比名義增長3.1%，略高于發達國家數字經濟3.0%的增速。2020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3.0%，産業數字化仍然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占數字經濟比重為84.4%。從規模看，美國數字經濟繼續蟬聯世界第一，2020年規模接近13.6萬億美元。從占比看，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占國内生産總值比重超過60%。從增速看，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長9.6%，位居全球第一。

可以預期，數字經濟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都将保持快速增長，并呈現如下趨勢：

在基礎設施方面，以網際網路為核心的新一代資訊技術正逐漸演化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并将對原有的實體基礎設施完成深度資訊化改造，進而極大突破溝通和協作的時空限制，推動新經濟模式快速發展。

在行業産業方面，數字化轉型成為必然選擇，将從消費和服務領域向制造業領域推進，各業态圍繞資訊化主線深度協作、融合，完成自身轉型、提升變革，并不斷催生新業态，同時也使一些傳統業态走向消亡。在此過程中，将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等各類要素數字化并資料化，對提高生産效率發揮乘數倍增作用，形成新型資料生産力。

在治理體系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對政府監管體系以及國際治理體系帶來諸多挑戰。未來10年将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10年。二十國集團将“數字治理架構”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是促進互聯互通，二是建立全球治理制度和規範。2021年10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釋出的《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稱，目前，資料驅動的數字經濟表現出極大不平衡，呼籲采取新的全球資料治理架構，以應對全球資料治理的挑戰。數字治理體系建構已然提上日程。

四、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數字經濟已成為目前最具活力和創新力、輻射最廣泛的經濟形态，同時也帶來諸多挑戰。

第一，對資料要素的認識不足導緻資料要素市場培育面臨挑戰。資料要素作為一種新型生産要素，可從兩個視角來認識：一是本體論視角，資料本身蘊含很多資訊、知識、規律甚至智慧，蘊含着價值；二是方法論視角，資料成為其他生産要素的數字空間“孿生”，進而實作指派、賦能。資料要素具有獲得的非競争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價值的非耗竭性、源頭的非稀缺性等獨有特征，能夠通過對其他生産要素的資料化提升效能。目前，資料要素化面臨着諸多挑戰：資料的資産地位尚未确立，資料确權難題尚待破解，資料共享流通障礙重重，資料安全和隐私保護體系尚不健全等。資料要素市場培育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需統籌規劃、強化創新、穩步推進。

第二，現行國際治理體系面臨着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巨大挑戰。數字治理是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以數字化的世界為對象，以建構融合資訊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機制和規則為目的，涵蓋國家、社會、機構、個體以及數字技術、資料治理的複雜系統工程。數字治理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數字化的治理，以數字化轉型為背景，采取有效戰略和措施保證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效果和價值最大化；二是治理的數字化，利用資訊技術平台、工具等對現行治理體系實施數字化轉型。目前，數字治理體系建構面臨着諸多挑戰。例如，針對網際網路公司壟斷的監管能力亟須加強，數字平台的快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家獨大”、“赢者通吃”的市場格局，帶來了市場壟斷、稅收侵蝕、資料安全等問題，難以沿用傳統反壟斷規則對其進行監管；針對新興技術的管控能力亟須提升，各類新興數字技術發展迅猛，各類威脅從虛拟網絡空間向現實實體世界蔓延擴散，經濟社會面臨着前所未有的風險與安全挑戰。其他諸如網絡輿情的管理失控、金融數字業務的無序擴張、大資料和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導緻的倫理問題等，均已成為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三，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動能與基礎設施，資訊技術的發展面臨着諸多挑戰。資訊技術底層硬體一直按摩爾定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其基礎理論和馮·諾依曼體系結構并未發生本質性變化。計算系統的漸進式發展模式所帶來的資料處理能力的線性提升，已遠遠落後于資料的指數級增長，可以預判，随着時間推移，資料處理需求與能力之間的剪刀差還将不斷擴大。據統計，受限于計算能力不足，已擷取資料的平均留存率僅為2%，大量資料從未被處理和利用即被丢棄。回顧過去10年，大資料管理與處理技術、大資料分析方法和大資料治理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究其實質而言，都是在現有通用技術體系上，面向大資料需求，通過軟體技術進行的調整和優化。這種技術發展模式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如資料模型獨立，資料難以關聯共享；負載類型不同、冷熱資料不同，難以優化排程不同硬體資源；以計算為中心的資料處理模式，常常需要執行海量資料“搬家”操作，導緻性能瓶頸等。在大資料應用需求驅動下，計算技術體系有必要進行重構，以資料為中心的新型大資料系統技術成為重要方向，資訊技術體系将從“計算為中心”向“資料為中心”轉型，新的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問題仍有待探索和破解。

五、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若幹思考

自2015年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以來，我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政策不斷深化和落地。國務院印發促進大資料發展行動綱要；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中央網信辦聯合批複貴州、上海、京津冀、珠三角等8個大資料綜合試驗區；各省市積極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到2020年底已出台數字經濟發展行動計劃、産業規劃等60餘項。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新産品、新業态、新模式層出不窮，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資訊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我們要牢牢把握機遇，積極應對挑戰，克服發展障礙，推進數字經濟繁榮發展。

加快資料要素市場培育，激活資料要素潛能。我國已經正式實施《資料安全法》和《個人資訊保護法》，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底線保障。為加快資料要素市場培育，還需進一步研究推進資料确權、交易流通、跨境流動等相關制度法規制修訂工作，厘清政府、行業、組織等多方在資料要素市場中的權責邊界。同時加強理論研究和技術研發，為資料确權、互操作、共享流通、資料安全、隐私保護等提供有效技術支撐。目前，打破資訊孤島、盤活資料存量是一項緊迫任務，特别是在政務資料領域，應邏輯互聯先行，實體集中跟進，完善資料注冊、分類分級、品質保障等管理制度和标準規範，在一定層級上建構實體分散、邏輯統一、管控可信、标準一緻的政務資料資源共享交換體系，在不改變現有資訊系統與資料資源所有權及管理格局的前提下，明晰責權利，確定資料資源高效共享和利用。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資料要素化的探索性實踐，鼓勵資料營運加工的新業态嘗試，以市場化方式推進資料要素市場培育。

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寫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産業的支點，可以成為建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目前，資訊技術已從助力其他行業提質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轉向“主導、引領”角色，深入滲透各個行業，對其生産模式、組織方式和産業形态造成颠覆性影響。然而，面對數字化轉型的要求，一些企業卻存在“不想、不敢、不會”的“三不”現象。“不想”是囿于傳統觀念和路徑依賴，對新技術應用持抵觸情緒；“不敢”是面對轉型可能帶來的陣痛期和風險，不敢率先探索，就地觀望、躊躇徘徊；“不會”則是缺少方法、技術和人才，以及成功經驗和路徑。轉型發展必然會面臨觀念、制度、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挑戰，其中觀念上的轉變最為核心和關鍵，而人才供給則是根本保障。數字化轉型并非通過資訊技術和工具的簡單疊加便可完成，需深度了解“數字化轉型、網絡化重構、智能化提升”的内涵并系統規劃；需要從國家、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社會等多層面，打造适應數字化轉型需求的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為未來數十年的轉型發展儲備合格人才。

完善數字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準。傳統的治理體系、機制與規則難以适應數字化發展所帶來的變革，無法有效解決數字平台崛起所帶來的市場壟斷、稅收侵蝕、安全隐私、倫理道德等問題，需盡快建構數字治理體系，數字經濟治理無疑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數字治理體系的建構是一個長期疊代過程，其中，資料治理體系的建構要先行。資料治理體系建設涉及國家、行業群組織三個層次，包含資料的資産地位确立、管理體制機制、共享與開放、安全與隐私保護等内容，需要從制度法規、标準規範、應用實踐和支撐技術等方面多管齊下，提供支撐。目前國際數字治理體系尚處探索期，既有全球性多邊機制，也有區域性或雙邊機制，更有私營平台企業的事實性規則。由于各國數字治理關注重點不同、發展程度有差異，未來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将呈現面向關注點差異的、多元化階層化的、多機制共存的格局。

建構“開放創新”、“互惠互利”的全球合作夥伴關系。開放創新的本質是從封閉的“機械化思維”到開放的“計算思維”、“網際網路思維”和“大資料思維”，從“零和博弈”到“協作共赢”。徹底改變了全球軟體産業格局的開源軟體，是技術領域開放創新最早最成功的實踐。面對數字經濟領域的新形勢新任務，需建立互惠互利合作方式，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并籌劃布局跨國資料共享機制與合規的資料跨境流動機制，與其他國家一起分享數字經濟的紅利，使我國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開展大資料核心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我國仍面臨着大資料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困境，高端晶片、作業系統、工業設計軟體等均是我國被“卡脖子”的短闆，需要堅定不移走自主創新之路，加大力度解決自主可控問題。同時，應針對“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時代帶來的新需求，把握前沿發展趨勢，研發引領性技術，鍛造我國的技術長闆。核心關鍵技術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時長、難度大的特點，必須形成科學的管理體制機制，按照創新發展規律、科技管理規律、人才成長規律辦事，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優化資源配置，努力取得實質性突破，保障數字經濟安全發展。

來源： 《求是》20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