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孫通在曆史上争議較大，司馬遷稱他為“漢家儒宗”，他的學生們稱他為“聖人”，而北宋起他又被認為是趨炎附勢的小人，甚至有人說秦國二世而亡，就是因為他的一句話。
高祖七年，叔孫通完成禮儀制定後，被劉邦任命為太常，賜黃金五百斤。叔孫通乘機向劉邦推薦他的學生們，這些學生都被劉邦任命為郎官，叔孫通又将五百斤黃金全部分給諸生，于是大家很高興，說：“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不過，後人對“聖人”叔孫通大多不感冒，司馬光說他“器小”，導緻“先王之禮淪沒”，王安石譏笑諸生“貪君賜”，洪亮吉說秦二世而亡，“實亡于叔孫通一言”，蔡東藩更是嘲笑叔孫通“贻譏後世”。
那麼，叔孫通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一個多次背主的人，何以被稱作“聖人”？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後人對叔孫通的評價呢？
多次背主的叔孫通，被曲阜儒生罵作馬屁精
叔孫通在秦二世時期，被征為待诏博士，幾年後就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在趙高的欺瞞下，直到義軍攻破陳郡，胡亥才得知實情。昏庸的胡亥此時化作了一個掩耳盜鈴之徒，他一聽到大臣們建議出兵圍剿就發怒。
叔孫通見狀，說：“事情沒那麼嚴重，現在天下安定，上有明君，下有法令，哪有什麼造反，不過是一些雞鳴狗盜之徒罷了，隻要地方官出手抓捕就行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秦二世高興了，他下令将認為有造反發生的官員一律下獄，将認為隻是盜賊鬧事的官員一律獎賞，叔孫通被獎勵二十匹絲綢，還被任命為博士。結果散朝後，叔孫通摸摸後腦勺，拔腿逃出鹹陽，投了項梁。這就是有人說叔孫通一言亡秦的理由。
此後，項梁戰死，叔孫通就該投項梁的上司楚懷王，楚懷王被項羽“搬家”後，叔孫通又服務于項羽。後來劉邦攻破彭城，叔孫通又投了劉邦。
多年後，叔孫通修訂禮儀，到曲阜招聘儒生，有兩位儒生拒絕應召，他們諷刺叔孫通說：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
你靠谄媚發家，主人換了一個又一個，跟你一起搞不合時宜的禮儀，簡直是玷污我的名節，滾！
修定禮法是叔孫通一生的高光時刻
光靠拍馬谄媚，肯定不能被司馬遷推崇為“儒宗”，叔孫通最大的貢獻，就在于為劉邦修訂了禮法。
古代的禮法與今天的儀禮與法律概念完全不同，古代禮與法密不可分，是維護古代統治秩序的根本大法，其地位類似于今天的憲法，是以很重要。
我們知道，禮法起源于西周，但秦朝自商鞅變法後，禮法作為維護宗法制的工具，已經被淘汰。是以，秦統一後，禮法衰亡失傳。
叔孫通的貢獻就在于禮法的傳承，而禮法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以，司馬遷稱叔孫通為“漢家儒宗”。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号。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
不過，叔孫通的禮法不是簡單的複古，他認為，自三皇五帝開始，禮法就各不相同，孔子也曾對三代禮法做過修訂，是以他力主以“簡易”為原則，參照古法，重新制定了一套漢代禮法。
經過兩年的努力，叔孫通的朝會禮儀，在長樂宮落成典禮上啟用，并獲得了巨大成功，劉邦高興地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提攜學生就發生在這件事之後。
此後，叔孫通又受命，重新制定了朝拜、祭祀等各種禮法典儀。
“聖人”還是“投機分子”，叔孫通的是非論
學生們稱贊叔孫通是“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王安石則作詩唱反調：“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蕞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學生們的理由是叔孫通識時務，知道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有智慧，是以他是聖人。
這話的背景是，當年一幫學生跟在叔孫通身後，叔孫通一個都不推薦，反而向劉邦推薦“大猾”之徒（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學生們氣得直罵叔孫通。叔孫通對此作了解釋：
“漢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諸生甯能鬥乎？故先言斬将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如今是打天下的時候，漢王需要的是勇士，你們誰行？老實呆着，将來我會有讓你們出頭的日子。果然，天下統一後重新制定禮法，他們都走向了前台。這就是學生們，說叔孫通“知當世要務”的原因。
可是識要務就是聖人嗎？顯然他們的話過于浮誇，王安石幹脆說，這幫吹鼓手，無非是因為得了叔孫通的好處，便四處唱贊歌！
要我說，這就是人性的通病，喜歡一個人就誇得像朵花，不喜歡一個人就往死裡整。叔孫通被稱作聖人，顯然誇大得太離譜！識時務頂多說他有智慧，有智慧就是聖人的話，這世上得有多少聖人？
說叔孫通靠谄媚起家，不斷換主，道德虧損，這個說法也過于迂腐，誰說一定要跟沒落的勢力陪葬，才算得上道德君子？
為何後世的儒家士族，對叔孫通多有貶損呢？儒家思想變味了！
“鄙儒”與“儒宗”，站在儒學岔道上的叔孫通
面對曲阜儒生的指責，叔孫通笑着說：“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你們真是“鄙儒”，不懂得時變！什麼叫時變？就是環境改變，環境改變了，人就要與時俱進，以适應變化，而不是死守教條，否則就是“鄙儒”，讓人看不起！
用在叔孫通身上，比如秦朝皇帝混賬，天下大亂，秦法不合時宜，就該滅亡，認識不到這一點，妄圖以一己之力改變天時，甚至死守道德，與暴秦同存亡，那就是“鄙儒”！
劉邦打天下時，禮法不重要，就要學會潛伏，不要争強好勝添亂，給皇帝推薦适用的人才，這才叫識時務。
沒有一層不變的天時，也沒有一層不變的禮法，三皇五帝的社會結構和當今差别太大，不能照搬，孔子也曾經修改三代禮法，以适應社會，叔孫通重新修訂漢朝禮法，難道不是識時務的與時俱進？是以司馬光指責他導緻古法的淪沒，是毫無道理的！
其實，漢朝的儒學跟孔子的儒家思想差别很大，儒家思想的發展，有其進步意義，但是也帶來一些弊端，比如學術的迂腐和思想的僵化。
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五代十國之後，儒家好以道德的大帽子壓人，動不動以道德立場評判别人的言行，完全不顧環境的變遷。比如忠君，逐漸發展成迂腐的單向效忠，禁锢了後人的民主思想。
西漢是儒家思想的岔路口，儒學與政治的聯姻，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包容性與活躍度，對叔孫通的審視，其實就是從兩個不同角度觀察到的不同結果。
以我們今天的視角，看待對叔孫通的批判者，他們就是“鄙儒”！
以我們今天的視角，看待稱叔孫通為聖人者，他們其實也是“鄙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