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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之名,真取“天下大同”之意嗎?

大同之名,真取“天下大同”之意嗎?

大同,因其所處蒙古高原南端和黃土高原東北邊緣以及北半球400毫米年降水量等分線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為北緯38度—北緯43度範圍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鋸地帶,也成為中原漢民族所建王朝的邊防和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關口,同時也是民族交流融合的過渡和紐帶,其中不乏中華多民族融合的亮點。

“大同”寓意“大融合”

從地緣學上講,大同地區是曆史上中原漢民族與草原民族争戰拉鋸之地,因而也是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共生共存、是數十種漢胡民族混居的地帶。2500年間,縱有太多金戈鐵馬,縱有700多年是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曆史,但“大同”依然成為曆史發展和演變的大趨勢。從秦漢至明清的2000餘年間,此地共發生60多次較大的攻防戰争,為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國發生戰争密度最大之地。由此,漢代統治者将此連年鏖戰征伐之地命名為寓意和合、和諧、和睦的“平城”,期望“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當然,夾在太行山與陰山餘脈之間的大同,本身的盆地特征也是當初命名的一個自然因素。

“大同”之名,是由“平城”漸次演化而來。概算一下,叫“平城”至少有1500年,叫“大同”為976年。考證“大同”之名,雖非出自2400多年前孔子提出的大同理想,但定然蘊含着人類本初告别厮殺、遠離戰争的樸素理念。唐代曾在北部邊防設定大同軍節度使,此軍名便被後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内蒙古標頭市敖陶窯子。之後,大同軍節度使遷至“燕雲十六州”之一的雲州。至契丹族建立的遼代,統治者依然想一統天下,便于1044年将此作為由北向南征戰全國的“橋頭堡”,正式改名為“大同”,客觀上順應了各族人民世代祈求和平大融合的意願。

大同之名,真取“天下大同”之意嗎?

漢民胡人互化時為常态

胡人是中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長城以北或西域民族的統稱,後泛指外域民族。我們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胡蘿蔔、胡椒、石榴、葡萄、番茄等食物,都屬于民族融合背景下的“胡化”産物。

《魏書》曾記載當時中亞、西亞、西域46個國家共109次的朝貢記錄,除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外,還有包括官僚、姻親、商人、僧侶以及工匠、伎樂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區包括塔裡木河流域于阗、龜茲、疏勒、鄯善等國諸民族,也有中亞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亞的波斯人、南亞天竺諸國人等。雲岡石窟中雕刻的氣鳴樂器、弦鳴樂器、膜鳴樂器中,既有漢魏舊樂琴、筝、笙之類,也有龜茲筚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彈指、抃(鼓掌)、吹指等。1965年、2000年,在大同禦河之東原雁北師院(今大同大學)出土的北魏平城時期的胡俑,很可能就是當時來自異域人士的寫真。

曆史上的大同,耕地與草場相間,窯洞與氈帳并立。這裡既是漢民族傳統耕作之地,也是北狄及其後匈奴、東胡各部族流動寄居生活之地。大同作為一個曆史舞台,拓跋鮮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遼,女真建立金,蒙古人建立元,還有匈奴、柔然、突厥、烏桓、慕容鮮卑、鞑靼、沙陀族、瓦剌部等民族,都在此上演過戰争與和平的一幕幕活劇,并留下諸多文明印迹。可謂胡人漢化、漢人胡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漢胡一統成為當時官府和百姓生活的常态。

大同之名,真取“天下大同”之意嗎?
大同之名,真取“天下大同”之意嗎?

有“大唐從北魏走來”一說

戰争與和平是民族交往過程中不可分割的兩種狀态,其中不乏民族融合的領軍人物,比如大同千年曆史銘記的兩個代表人物:趙武靈王和北魏孝文帝。

趙武靈王是春秋戰國時期趙國虛心好學的一代明主,為改變國家的落後面貌和軍隊戰力,他不畏阻力,果斷放棄漢人的戰車和服飾,招募胡人騎兵,強令國人穿着胡人服飾,練習胡人騎射,極大提高了趙國将士的騎兵戰力。他還抛棄民族偏見,選賢任能,大膽起用胡人,重用出身于樓煩和匈奴等少數民族的人才,使趙國的戎狄外族之臣成為他的一批得力助手。同時,實行漢臣和戎狄大臣異地交流任職,加速中原文化與草原文化的融合程序。由此,大批出身低賤和有戎狄背景的胡人脫穎而出,并一度使遊牧文化在趙國占據了主導地位。

孝文帝是向漢民族學習的集大成者和最大功臣。北魏馮太後和孝文帝,作為少數民族的傑出政治家,大力推行漢化改革,倡導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鼓勵穿漢服、講漢語、改漢姓。孝文帝帶頭将自己的名字改為元宏,同時不拘一格選用人才,重用漢人,還鼓勵鮮卑貴族與漢族通婚。北魏平城針對遊牧民族與漢人的生活習俗,實行“一國兩制”政策,設定管理南北兩邊州郡有關事務的南部尚書與北部尚書,同樣極大地促進了民族融合。

孝文帝之是以不自恃拓跋本部族的優越性,不過分看重所謂拓跋皇室血統的純正性,是因為他從文明程度較高的漢族身上看清了民族融合的大趨勢,内心堅定了“大同”的理念而決意“漢化”。之後,大唐繼承了孝文帝這種自信、開明、開放、博愛、包容、飒爽的鮮明民族性格,自覺融入中華民族新鮮有力的血液中,使得中華文化在文明程序中更具國際範兒。正是在此意義上,文化學者餘秋雨提出“大唐從北魏走來”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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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民族融合曆史認同感

唐代與外域的5條交通陸路,就有2條經過大同。互通有無的暢通貿易,向來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标志。大同是公元5世紀絲綢之路的東部起點,發生在大同的民族融合行為,尤其展現在北魏絲綢之路、隋唐茶馬古道、明清商幫和駝隊在此的交彙活動。大同還曾經是連接配接中原與草原的交通要道和邊塞商埠,也是當時駝隊經曆漫長跋涉進入中原後的第一座驿站,自古就是一個繁華的商業之都。雲岡石窟記錄的北魏平城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的交往即為有力的實證。大同博物館的一幅漆畫《平城盛景》是以北魏平城街景為題材創作的,反映的正是“貢使絡繹,商隊接踵”的盛況。

今日之大同,是民族融合曆史而造就。這是民族文化記憶“活的靈魂”,更是激活長城内外各民族共同記憶的精神共鳴。

來源:太原道

原标題:大同 民族融合亮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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