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中央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之路。途中的遵義會議、過雪山草地、飛奪泸定橋、四渡赤水河等事件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長征革命史詩般的曆程。
與長征同時存在的，是被時光掩埋在曆史長卷中的留守紅軍。不為衆人所知的1.6萬紅軍留守在蘇區的根據地，假裝主力與國民黨反動派幾十萬大軍周旋，犧牲的軍級以上上司是長征的6倍。留守紅軍中的中央上司十去其九，隻剩下一人有幸參與開國大典，見證革命的成功。
長征結束後的南方紅軍遊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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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工農紅軍發動武裝起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初始隊伍由此建立。随着秋收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成功，蔣介石對工農紅軍的忌憚也與日俱增。
1930年2月到1931年9月，蔣介石親自部署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圍剿”，即使先後遞增十萬兵力，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圍剿”戰争紛紛以失敗告終。
反圍剿戰鬥中的紅軍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大批土地淪陷，東北人民落入日寇之手，遭到日軍慘無人道的屠戮和殺害，僅731部隊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和罪過就罄竹難書。
自诩為正統國家政府上司人的蔣介石卻置國民生死于不顧，提出所謂“攘外必先安内”的可笑方針，再次召集六十三萬兵力對中央紅軍進行第四次“圍剿”。結果毫不意外，蔣介石的反動陰謀再次被紅軍粉碎。
紅軍慶祝反圍剿勝利
1933年9月，蔣介石再次舉全國之力内戰，一百萬軍隊和二百架飛機氣勢洶洶地向中央蘇區逼來。而中央的上司人博古和蘇聯軍事顧問李德先冒險後保守的軍事戰略導緻紅軍連連戰敗，根據地範圍也随之縮小。
1934年10月，堅持奮戰一年的紅軍仍然未能粉碎敵人的“圍剿”，被迫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異常艱苦的二萬五千裡長征。
紅軍長征
然而中央蘇區是紅軍前期建立的主要根據地，也是幾十萬紅軍的老家，主力紅軍被迫轉移，中央蘇區卻不能就此放棄。
長征出發前夕，中央在蘇區設立了新的上司機關，項英和陳毅分别擔任三方面的最高上司，全面負責中央蘇區及周邊根據地的工作。瞿秋白、賀昌和陳譚秋等人也作為中央的重要上司人物一同協助工作。
與他們一起留下的是紅二十四師和一些地方武裝，算上無法參與長征的3萬病傷員，蘇區留守紅軍一共是4.6萬人。
留守紅軍
當長征隊伍和根據地群衆依依告别時，誰也沒想到這是大多數人的生離死别。留守紅軍的主要任務是假裝紅軍主力與敵人進行周旋，同時掩護真正的紅軍主力突出重圍，實作轉移目标。
然而紅軍本就武器匮乏，能夠參加戰鬥的1.6萬留守紅軍持有的彈藥少得可憐，在以博古為中心的中央錯誤訓示下，留守紅軍仍然和大軍壓境、裝備精良的國軍進行陣地戰，導緻中央蘇區不到四個月就全部淪陷。
留守紅軍被迫撤退
幸好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上司地位，留守紅軍也按照毛主席的政策轉入靈活的遊擊作戰，大部隊有計劃地分散在不同區域，利用地形優勢儲存有生力量，消滅敵人。
然而百萬大軍形成的封鎖線對于遊擊隊來說無異于天塹，中央的衆多高層上司也都在同敵人的艱苦作戰中壯烈犧牲。
何叔衡是1921年在嘉興南湖參加中共一大的成員之一，也是中共早期上司人中年齡最大的一位。他和毛主席的結識比中共的創立還要早，1917年就開始和毛主席、蔡和森等人參加革命活動。
何叔衡畫像
1931年11月，何叔衡成為中央委員，同時擔任檢察院和法庭的多個上司職務。紅軍長征後，何叔衡因為年齡較大而留守蘇區。1935年2月，中央蘇區幾近全部淪陷，主要上司之一項英派人護送何叔衡前往閩西。
幾個身穿便衣的紅軍晝伏夜行，于2月14日抵達福建上杭縣，卻因為做飯時的炊煙暴露了行迹，被當地的反動武裝包圍。年事已高的何叔衡讓幾個紅軍戰士抛下自己突圍，對為首的鄧子恢說：“開槍打死我吧”。
何叔衡
鄧子恢卻和其他戰士架起何叔衡就跑，眼見着敵人的身影越來越近，何叔衡在懸崖邊全力掙脫戰友，直接縱身躍下，誓死不肯拖累其他人。這個被毛主席稱贊“叔翁辦事，可當大局”的“何胡子”生命終結在59歲，也是留守紅軍中最早犧牲的中央上司。
出生于1906年的賀昌是黨史中最年輕的中央委員，他14歲就成為太原共青團的負責人，并創辦晉華書社和《平民周刊》宣揚馬克思列甯主義，為國小、勞工夜校的人們傳授革命思想。
賀昌
1922年，年僅16歲的賀昌被推舉為太原團地委書記，經鄧中夏和高君宇介紹轉為黨員。後來到北京擔任中央機關報《先驅》的發行主任，多次和閻錫山鬥智鬥勇，上司山西的勞工運動。
1927年，賀昌成為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時年21歲，可謂前途不可限量。紅軍長征時，賀昌是中央軍區的政治部主任，和陳毅一起上司遊擊隊在贛南作戰。
1935年3月10日，賀昌率領部隊突圍，卻被增援來的敵人團團圍住，重傷的賀昌不顧傷勢，拿起身邊一個又一個倒下戰友的武器和敵人奮戰到底，在隻剩下最後一個人時，剛滿29歲的賀昌拿起槍對準自己，沒有給敵人留下任何線索。
賀昌遺像
“帶鐐長街行，蹒跚複蹒跚，市人争矚目，我心無愧怍”，這首正氣凜然的《帶鐐行》是中革委總政治部副部長劉伯堅被捕入獄後寫下的詩篇。敵人企圖以遊行來侮辱他，豈不知共産黨人堅定的信念并不會因為一時的挫折和敵人刻意的折辱而減少半分。
劉伯堅是周恩來在歐洲創辦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的夥伴之一，曾兩次留學蘇聯學習共産主義，和劉伯承一起參與上司了甯都起義，成為紅五軍團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劉伯堅
1934年10月，紅軍開啟長征之路，劉伯堅作為贛南軍區的政治部主任護送主力紅軍過河。掩護中央紅軍、阻擊國民黨反動派的途中，劉伯堅不慎被敵人擊中了左腿，本就人手不足的紅軍也很快戰敗，劉伯堅被捕。
在獄中的半個多月，劉伯堅創作了多首詩歌表達自己作為共産黨人的堅韌不屈，任憑敵人威逼利誘、拷問羞辱，劉伯堅始終不肯吐露分毫，于1935年3月21日壯烈犧牲。
毛澤覃是毛主席的三弟，中學時代就在大哥毛澤東的教導下接觸馬克思主義，于1923年入黨，時常到工廠、碼頭和學校等場所宣傳革命思想。
毛澤覃參加南昌起義後随部隊前往井岡山，後來一直跟随毛主席的革命腳步。1934年12月，毛澤覃被任命為紅軍獨立師長，負責在閩贛邊界同敵人展開遊擊作戰。
毛澤覃、毛澤民、母親文素勤、毛澤東
4月25日下午，毛澤覃帶着被打散的部隊來到瑞金的山中休息，天亮時才知道自己的行蹤洩露，敵人的槍聲已經近在咫尺。毛澤覃端起槍為戰友們掩護，卻被蜂擁而來的敵人射中右腿，在還擊中，毛澤覃接連被子彈擊中，最後帶着滿身的彈孔殉難，尚且不到30歲。
毛澤覃
瞿秋白1917年考入北京的俄文專修館，1919年開始和李大钊等人研究馬克思主義，翻譯了很多列甯和斯大林的著作，是中共早期最重要的上司人之一。
瞿秋白從1925年開始被選舉為中央的委員，1927年的八七會議上成為繼陳獨秀之後的第二代最高上司，此後便一直以文學革命家的身份活躍在中央上司機關内。
瞿秋白
紅軍長征時，瞿秋白因為肺病留守蘇區。他的身體狀況卻随着蘇區的逐漸淪陷而每況愈下，1935年2月，瞿秋白病情加重，不得不前往上海求醫。中央原本制定的路線是從香港借道，途徑福建省長汀縣時，當地的保安團發現了瞿秋白的身份，當即将他收押審訊。
瞿秋白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沒有吐露任何有關共産黨的情報，拖着重病的身軀挨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嚴刑逼問，最終在6月18日被判槍決。瞿秋白在獄中寫下了《多餘的話》這首絕筆詩後，便在羅漢嶺從容就義，年僅36歲。
留守蘇區的中央上司人中隻有陳毅一個人活了下來，親眼見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紅軍長征曆時兩年，陳毅等人上司的南方遊擊戰卻經曆了三年，在沒有吃穿、甚至沒有固定住所的三年遊擊戰中，陳毅和遊擊隊長期托身于贛南的草莽之中。
接受留守蘇區的任務時，陳毅剛剛經曆胯骨的粉碎性骨折。作為中央蘇區的最高上司之一，陳毅拖着重傷四處奔走。
年輕時的陳毅
1936年在梅嶺的重傷讓陳毅躺在荒草叢中度過了二十多天，靠着野草和野菜充饑，寒冬時和四五個戰友圍着一條破毛毯，大多數人把芭蕉葉當成被子抵禦寒冷，整夜都不敢讓槍離手。
好在陳毅最終熬過了比長征還難的三年，成為中共革命勝利的見證者，但他更多的戰友卻為實作革命理想、建立起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新中國而中道崩殂。
開國元帥陳毅和家人
方志敏烈士是贛東北和閩浙贛根據地的建立者，他發明的一套完整的建軍、建黨和政權經驗被毛主席稱贊為“方志敏式”根據地，在1935年初上司紅四軍向皖南進軍途中，方志敏被國民黨十萬大軍包圍，于江西玉山縣被俘，經過半年多和國民黨反動派鬥智鬥勇的曆程，方志敏于1935年8月6日被敵人殺害，時年36歲。
方志敏被捕時
閩粵贛紅軍遊擊隊的司令古柏是賀昌的同齡人，在廣東龍川縣突圍時，古柏被叛徒出賣，導緻遊擊隊被敵人包圍，古柏作為最後的掩護英勇犧牲，年僅29歲。
紅軍進階指揮員古柏
留守蘇區的中央局書記項英和中央委員陳潭秋都在三年野人一樣的遊擊生活中挺了過來，被美國記者稱為“從墳墓中爬出來的鐵人”的項英卻在1941年的皖南事變中被叛徒殺害，在抵抗日寇的侵略中死在了自己人手中。
項英、周恩來、葉挺
陳潭秋1939年到新疆擔任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後來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蔣介石，陳潭秋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被關進大牢，和毛主席的二弟毛澤民受盡了老虎凳、烙鐵、辣椒水的折磨後壯烈犧牲。
陳潭秋
抗日戰争勝利後，有人把蔣介石奉為民族英雄，然而南方三年遊擊戰争期間，國民黨軍隊造就的殺孽堪比侵華日軍。
反動派對紅軍圍剿時，村子裡的普通群衆到處躲避。為了讓群衆交出紅軍，這些反動派動辄下令屠村。中央蘇區淪陷初期，福建長汀縣樓子壩村的143人全部被殺，而贛州市的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手下的烈士達到五萬人之多。
遊擊戰
與長征的艱苦相比，南方三年遊擊戰犧牲的烈士們仿佛被掩埋在時光中，但五星紅旗的鮮豔離不開成千上萬無名烈士的鮮血，他們都不該被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