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下旬，為了貫徹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策，紅一、二、四方面軍三大主力于甘肅會甯勝利會師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其所屬五軍、九軍、三十軍二萬餘人組成西路軍，奉命執行甯夏戰役計劃，打通國際線路。
蔣介石得訊後，急忙電令西北軍閥馬步芳、馬步青、馬鴻逵、馬洪斌等阻擊、圍剿紅軍。
這其中，馬步芳、馬步青調往河西兵力即達十一萬五千人，正規軍有三萬四千八百人，地方兵團八萬餘人，戰馬六萬匹、炮兵團一個。
此外，蔣介石還派來一個飛行中隊前來助戰。
是以，西路軍從靖遠虎豹口渡過黃河後，便在河西走廊遭遇了連番惡戰，仗打得異常艱苦。雖然殺敵人不少，但自身傷亡也極其慘重。
1937年3月，西路軍在臨澤縣倪家營子、三道流溝突圍後，二萬餘人僅剩三千餘人，隻得從梨園口撤入祁連山。
3月11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在康隆寺的石窩山召開會議(史稱石窩會議)，會議作出決定：尚存的三千餘人編成左、右支隊和總部特務團、婦女團分散行動，依托祁連山打遊擊。
駐酒泉的馬家軍及沿山各民團即加強了防守。
駐酒泉的是馬家軍第一百師二九八旅，旅長是馬步芳的堂兄馬步康，其手下除了有本部正規兵馬之外，還按縣行政區劃組建起了“康州區保安團”，共編成六個團，有團丁兩千六百二十四人，把守各個山口，漫山遍野搜捕紅軍流散人員。
馬步康放話說：抓住一個紅軍軍官賞金子50兩，抓住一個紅軍賞金子5兩，白洋5元。
1937年4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康州區保安團”第五民團二大隊大隊長茹大學帶領團部傳令兵茹厚以及段德先等四十名團丁扛着大刀長槍進觀山口搜山。
當天中午十點鐘左右，茹大學等人在西溝寺打尖，吃過飯後，翻過南面的山梁，沿觀山河溝走了二、三個小時，在一個長滿百了紅柳和扁麻秧子的大草灘裡發現了一個落單的紅軍。
這個紅軍個子不高，頭發卻很長，圓形臉，黑臉膛，頭戴灰帽子，身穿灰色棉制服，棉褲半截子都已經磨掉了，沒有鞋，雙腳包着破氈、布子，用繩子綁着，一臉病容，舉止無力，已經走不動了。
團丁們一哄而上，攥胳膊的攥胳膊，壓大腿的壓大腿，把這名紅軍摁到在地，使之無法再動半分。
茹大學讓茹其厚幾個去搜出紅軍身上的東西，獲：盒子槍一把，子彈七十五發，匕首一把、懷表一塊指南針一個，水筆一支，筆記本一個，茶缸、牙刷各一個，鈔票一百七十五元，還有一個小布袋，内裝有炒面一碗和鹽巴少許。
茹大學将茹其厚從紅軍手裡奪過的盒子槍插在自己的腰間，神氣活現地清了清嗓門，一連串地發問：叫什麼名字？擔任什麼職務？一起還有多少人？
這紅軍一開口，就是濃重的湖北音，他說，我姓陳，叫陳澤功，是個通訊員，在山裡遇到了馬家軍手槍隊，雙方打了起來，隊伍被打散了，我落了單，走了好幾天，都走不出山，身上沒有吃的，這樣下去，也隻有一死了。
茹大學滿意地點點頭，拍拍腰間的盒子槍，哼了一聲，拖長聲調說，幸虧你沒向我們開槍，否則真是死路一條了，現在呢，我們也不殺你，先把你送回我們團部，等候長官發落。
這名紅軍輕輕地笑了笑，說，我看你們肩上扛的都是矛杆，也就是些本地的農民，不想開槍傷害你們，如果是正規的馬家軍，我就是再沒有力氣，也要開槍幹上幾個。
聽他這樣一說，茹大學心中一凜，覺得他絕對不是個普通的通訊員，便厲聲追問，你不是小兵，一定是當官的，快說，到底什麼官？
追問了一陣，這紅軍苦笑了笑，隻好說自己當過教導連的連長，後來被撤職了，就做了個普通通訊兵。
茹大學于是派團丁王興福、段德先等人扶他上了一頭毛驢，押送回團部去，自己繼續沿河向前搜查。
王興福、段德先等人把陳澤功押到一大隊駐地黃家大院南院子。
時已黃昏，一大隊長謝占元、大隊副任子才等人剛剛吃過晚飯，正在剔着牙，吸着大煙，也懶得審問，讓人安排他吃飯、住宿。
第二天，大隊長謝占元讓人把陳澤功押送到了北院門團部，交給團長于洪林。
從這天起，陳澤功在北院西房和四名壯丁一起住了近一個月時間。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陳澤功雖然受盡虐待，吃剩飯剩菜，穿破爛衣服，但他生性樂觀，并無悲戚之容。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陳澤功經常和那四名看守他的壯丁談理想、談人生，講将紅軍戰鬥的故事，講共産黨對老百姓的好處，和壯丁們的關系搞得很好。
這之後，民團炊事員段舉先經常偷偷從夥房裡端一些好飯好菜來給他吃，壯丁馬希軒給他買藥，幫他剃頭，還幫他抓虱子。
也就十來天功夫，陳澤功就成為了壯丁們的崇拜者和傾訴的對象。
一天晚上，壯丁劉加林等人向陳澤功訴說了民團大隊長茹大學對他們打罵、欺壓的種種劣迹，陳澤功就給他們支招，提供和茹大學作鬥争的種種辦法，教育他們團結一緻。
1937年5月初，陳澤功的腳傷已經痊愈，團丁們正準備策劃幫他出逃。突然，酒泉城裡馬家軍旅部通知各部民團，把俘虜的紅軍送到城裡集中。
民團第五團長于洪林于是派團部傳令兵茹其厚押送陳澤功進城。
在酒泉城裡大衙門(現尚武街八一服務社址)馬步康旅部，旅參謀長韓德卿親自接待了茹其厚和押送來的陳澤功。
韓德卿上下打量陳澤功，覺得此人儀表堂堂，舉止從容，氣度不凡，來頭應該不會小，再怎麼着也得是紅軍團級以上的軍官。
韓德卿當即對陳澤功進行了審問。
陳澤功的回答與被捕時對茹大學所說是完全一樣的，并沒什麼新鮮的東西。
沒奈何，韓德卿便将他領到旅長馬步康住的校園内，請示如何處理。
馬步康正在打麻将，手裡抓了一手好牌，正緊張地等着和牌，不耐煩地說：交給副官，送到火神廟看管。
火神廟裡大衙門旅部不遠，也就兩三百米距離，裡面囚禁着一百多名被俘的紅軍戰士。
陳澤功一進入火神廟，很多紅軍戰士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
負責押送陳澤功的副官大吃了一驚，拔槍問這些站起來的紅軍：“你們為啥要起立？”
這些被囚禁的紅軍愣住了，但無一人回答，又都紛紛的坐到了地上。
紅軍戰士雖然不說，但副官已經預料到陳澤功是個大人物，趕緊把他帶回旅部。
參謀長韓德卿聽了副官的描述，也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回報馬步康。
馬步康麻将也不打了，親自審問陳澤功。
陳澤功臉無懼色，泰然自若，一口咬定自己過去曾是個營級軍官，僅此而已。
馬步康煩躁不已，一面吩咐韓德卿陪孫玉清去洗澡，一面命人提審關押在火神廟的紅軍戰士。
洗澡的時候，韓德卿不斷地問這問那，又提到旅長馬步康已經提審火神廟的紅軍戰士。
也許，“陳澤功”不願連累無辜的紅軍戰士，最後痛痛快快地說了出來：“實話跟你說了吧，我就是九軍軍長孫玉清，在古浪戰役中，我的軍受重創，我被撤除了軍長職務，戴罪立功，沒有想到被你們抓住了。”
聽到“孫玉清”三個字，韓德卿霎時就淩亂了。
孫玉清是湖北黃安縣(今紅安縣)人，是黃麻起義中脫穎而出的紅軍将領，在反四川軍閥田頌堯三路圍攻的戰役中，曾以一個團的兵力殲敵三個團，獲“以一勝百”獎旗一面，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中的著名戰将。在任紅四方面軍第31軍軍長期間，攻占了青龍觀，殲敵1個旅，奠定了徹底粉碎劉湘6路圍攻的基礎，獲“夜襲常勝軍”稱号。毛兒蓋會議後，孫玉清被調到紅4方面軍第9軍任軍長。而在古浪城之戰中，孫玉清在遭到馬家軍3個騎兵旅、2個步兵旅和4個民團，以及飛機大炮的猛烈攻擊下，沉着應戰，斃傷敵軍2000餘人，使部隊轉危為安。不過，也在古浪之戰中，紅九軍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孫玉清被撤除了軍長職務。
韓德卿實在沒料到眼前這人就是大名鼎鼎、震響一時的孫玉清！
等從懵逼中醒來，馬上飛報馬步康。
聽說陳澤功即是孫玉清，馬步康高興得一蹦三尺高，馬上來見孫玉清，握手語無倫次地說：“辛苦！辛苦！給我們賞光！賞光！”
回頭，馬步康又讓人拿來一套新服裝讓孫玉清穿上，拍着胸脯對孫玉清說：“我是馬步芳的哥哥，他一切都聽我的，我保證他不會傷害你，你盡可放心。”
第二天，馬步康便在酒泉南會館(陝西同鄉會館，現在為民意街國小，在酒泉市東文化街)大擺慶功宴，找來戲班子唱戲，宣布狂歡三天。
遠在西甯的馬步芳得到馬步康的報告，回電訓示說：“對孫軍長妥善照顧，等馬忠義旅長返肅後，将孫軍長交他負責帶回西甯。”
這樣，十幾天後，即五月十七日，孫玉清被馬忠義押送到了西甯，囚禁在東關馬忠義的住所(現東關大街新華布鞋廠後院。)
孫玉清被押到西甯一事，驚動了社會各階層。
1937年5月18日的《青海日報》赫然報道：“馬指揮忠義搜剿黃番，緝獲第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孫玉清，及總政治部要員4名，昨均行押解抵青。孫玉清為湖南人，年約30餘歲，其妻前俘虜抵省後，現安置醫院中雲。”
5月18日這天，馬步芳召集軍政要員在省政府二堂東客廳會見孫玉清。
孫玉清面帶冷笑，負手而入，第一句話就亮明自己的身份：“老子就是紅九軍軍長孫玉清！”
這一下先聲奪人，氣勢霎時蓋過了當場所有青海軍政要員。
親曆現場的馬家軍一百師電台總台報務主任熊維邦後來回憶：“孫軍長中矮身材，濃眉大眼，面色黑黃，非常健談，說起話來談笑風生，旁若無人。桌子上擺着一大堆花生米和五香瓜子，邊吃邊談。孫軍長對兩軍勝敗情況作了旁若無人的批評。他說：‘我們這次失敗，主要是犯了兵法大忌而招緻的。一來孤軍遠征補給無着，二來天氣寒冷沒有根據地。你們的情況恰與我軍相反，如果調換一下位置，你們縱然有兩百團兵力，我們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打垮。因為你們的作戰是盲目蠻幹毫無作戰計劃，你們說我說的對不對?’”
馬步芳根本沒料到會出現這樣的場面，大為沮喪。
此後，馬步芳又采取了一些列的軟化政策，企圖軟化和引誘孫玉清投降。他命人先後兩次把孫玉清押到陸軍醫院看望在押的夫妻嶽蘭芳。
多年以後，嶽蘭芳是這樣描述自己與孫玉清的故事、被捕過程以及與孫玉清生離死别的情形的：
1933年我18歲時，紅四方面軍在南江縣擴軍。我因受不了婆婆的虐待參加了紅軍，分在紅九軍劇團，長征後在紅九軍政治部工作。第二次過草地後，南下天全、蘆山，在甘孜曲河，我和九軍軍長孫玉清結了婚，同時結婚的還有參謀長等幾對。孫玉清個子不高，不黑不胖，待我很好，結婚時給了我一套新軍服。
在甘肅靖遠過黃河後，我在婦女團三連一排任排長。河西戰役中，我右臂負過傷，留有傷痕。在整個河西戰役中，我再未和孫軍長見過面。
我們進入梨園口後，彈盡糧絕。上司召集大家開了個會，叫各自找生路。我們上了山，馬匪放火燒山，隻得出來，就這樣被俘虜了。和我一塊兒押到西甯的還有趙璧仙、萬玉秀等人。
到西甯先在羊毛工廠撕羊毛，後被弄到馬家陸軍醫院給傷兵洗傷口、洗衣服。我們一塊兒的女紅軍有三四十人，還有幾個男的。
每天一聽到馬匪叫我的名字，心就怦怦跳，以為是要拉出去殺害。
有一次，我沒有及時給一個傷兵洗傷口。傷兵拄着拐杖來找我，舉起拐杖就是一下，打在我右臉部，打得我頭昏眼花，耳朵嗡響。我氣得抓起一把切刀朝傷兵砍去，被一塊兒的女紅軍拉住了，不然我也沒命了。
一天，我正在房子裡。“嶽蘭芳！”一個馬匪兵叫我的名字。我吓了一跳，轉過身來，見孫軍長在三四名馬匪兵押送下走到身邊。馬匪問孫軍長這個是不是你的老婆，孫軍長說是的，并對我說，你不要害怕。因為馬匪站在旁邊，軍長再沒有說啥。過了幾天，軍長又來了一次，也沒有說啥，因為馬匪一直在旁邊。
又隔了幾天，我們一塊兒的女紅軍偷偷告訴我說，孫軍長被馬匪殺害了。我難過得一天沒吃飯，在床上睡着。
……
馬步芳之是以對孫玉清起了殺心，一方面是看到軟化政策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孫玉清無時無刻不在鼓舞被俘的紅軍的鬥志。于是，當蔣介石下達了要對孫玉清“處以極刑”的電令後，他便把孫玉清捆綁在馬忠義後院馬棚的柱子上殺害了。
孫玉清就義前，怒目而視，勃勃不屈，口中高呼“共産主義萬歲”，從容就義，時年28歲。
當天夜裡，馬忠義的副官喇文彬将孫玉清的屍體拉到南門外偷偷掩埋，并在孫軍長的頭顱送到了馬步芳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