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保羅·肯尼迪筆下的“大國興衰”

1987年，美國耶魯大學曆史系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出版了其成名作《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以下簡稱《大國的興衰》）一書。該書以全球性的宏大視野、引人入勝的深刻見解、豐富翔實的史料分析讓人耳目一新，一經出版便在國際學術界與政界引起了轟動，至今已被譯成23種語言。肯尼迪公開表示，2022年，他将為《大國的興衰》做出修訂并增加新的章節。同時，在國際體系面臨廣泛深刻調整的今天，國際政治學者仍然對此書中涉及的大國實力興衰及國際權力更替津津樂道。那麼，肯尼迪筆下的大國走向預言是基于怎樣的學術判斷？應如何重新思考《大國的興衰》之當代意義？一國崛起與衰落的決定因素有哪些？為探究以上問題，記者梳理了相關學界觀點并采訪了國外學者。

　　預言美國将走向“相對衰落”

　　肯尼迪在著作中審視了1500年至2000年間大國國力的演變及世界格局的變遷。在最後一章中，他預言美國、蘇聯、中國、日本與西歐将成為21世紀的五大力量中心。其中，對于美國将走向“相對衰落”的預測受到了當時美國國會的高度重視，也讓肯尼迪備受争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肯尼迪曾回應說，判斷一個國家的興衰應當基于50年、100年甚至150年的一種大趨勢。美國不會立即衰落或崩潰，但過度擴張導緻的一系列問題如果持續下去，美國将變得相對衰落。

　　肯尼迪至今仍表示，該書的主要觀點“大國的經濟基礎決定和影響着它的相對地位”不需要改變。肯尼迪認為，以足夠的資源投入保持經濟增長，才能維持強國地位。正如他在書中寫道：“經濟力量的轉移預示着新大國的崛起。”

　　肯尼迪的另一核心論點為：經濟潛力決定軍事力量，并且二者存在互動關系。他指出，“财富通常是支撐軍事力量的基礎，而要擷取和保衛财富，又總是需要軍事力量”。大國在相對衰落時期意識到自己走下坡路後，會越發察覺到國際環境的“不安全性”，并本能地将更多的錢花在國防和安全上，因而用于經濟投資或生産性财富創造的資源就會下降。當天平向非生産性的軍事力量傾斜得過于嚴重時，國内經濟必然會被拖垮，最終削弱國家的整體實力。是以，肯尼迪總結道，不斷擴充對外戰略導緻軍費攀升，最終使國家經濟基礎不堪重負，是一個大國走向長期衰落的開始。也正是基于此，肯尼迪做出了美國将走向相對衰落的預言。

　　“國家過度擴張”的警告仍具意義

　　在書中，肯尼迪質疑了一些國家對别國采取大規模軍事幹預的行為：這些軍事行動的代價是什麼？這個國家能負擔什麼？代價高昂的軍事行動是否會造成巨額赤字，并最終削弱而非加強國家安全？肯尼迪闡釋說，對外擴張得到的潛在益處，很可能被為它付出的巨大代價所抵消。如果這個國家正處于經濟相對衰退時期，這種困境将變得更加嚴重。對于肯尼迪的這一警告，不少學者持認同态度。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曆史系榮休教授羅伯特·托普林（Robert Toplin）撰文表示，“國家過度擴張的危險，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是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提出的主要論點。

　　托普林寫道，20世紀80年代，美國群眾對裡根總統執政時期不斷膨脹的國防預算感到擔憂，肯尼迪的著作就是在這樣的國内背景下問世的。該書的論點激起了美國讀者的極大興趣，尤其是對于經濟與軍事二者相關性的解釋引起了大量美國群眾的共鳴。但《大國的興衰》出版後不久，美國公衆對這部書的興趣即大幅減退。原因在于，1989年德國人推倒了柏林牆，1991年蘇聯解體。而美國經濟強勁發展的勢頭使肯尼迪對于“美國衰落”的預測看起來不那麼令人信服，不少人将他稱為“糟糕的預言家”。90年代末，美國政府出現預算盈餘——美國群眾更是滿懷希望地期待着國家進步，而不是衰落。

　　然而，21世紀的今天，美國群眾再度陷入難以消弭的悲觀情緒之中。托普林寫道，人們深知，美國經濟已經失去了牽引力，赤字正在呈現螺旋式上升。而肯尼迪早在1987年發表的言論此時顯得頗有見地。托普林提到，美國的軍事開支占據全球近一半，美國軍隊目前駐紮在150多個國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與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琳達·比爾姆斯（Linda Bilms）在合著的書中提出，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軍事投入是第一次海灣戰争的近10倍，比越南戰争多出1/3，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2倍。《紐約時報》評論道，這場戰争損害了美國人的利益，嚴重影響到美國經濟。

　　世界帝國史研究專家阿爾弗雷德·W.麥考伊（Alfred W. McCoy）曾分析冷戰後美國為維持其擴張性霸權而發動的一系列“影子戰争”。他認為，除了上百個軍事基地環繞全球，令人畏懼的核武器儲備、大規模空中海上力量和海外駐軍，美國通過國家安全局對全球的監控、中央情報局在其他大陸的秘密行動、網絡戰争、操控選舉等，建構了強大的秘密戰争武器。

　　肯尼迪在書中警告說，“華盛頓的決策者必須面對一個尴尬而持久的事實，即美國在全球的利益和義務的總和，遠遠大于美國同時捍衛這些利益和義務的能力”。除了美國，肯尼迪也用相當的筆墨來描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德國和日本通過軍事擴張跻身世界強國之列的程序，并将二者稱為軍國主義化的“修正主義”國家。一些學者認為，德、日以戰争起家，又因戰争而陷入衰落。是以，以軍事擴張來解決國内資源短缺的做法并不可取。這種觀點與肯尼迪提出的“國家過度擴張的危險”相吻合。

　　正如肯尼迪強調的，任何一個國家的上司人都應當意識到軍事戰略和經濟發展之間的互相作用。“如果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超出了其物質資源所能承載的能力範圍，從長遠來看，這個國家将不那麼安全。”這一結論在今天看來仍具有很大的警示意義。

　　肯尼迪的部分觀點需重新讨論

　　在對《大國的興衰》的戰略思想及學術價值給予肯定的同時，不少學者認為，肯尼迪的思想終究擺脫不了傳統的史學架構。作為一名曆史學家，肯尼迪對于國際關系的評判基于世界曆史視野而非國際體系本身。肯尼迪對世界各大國興亡盛衰、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種“從曆史事件中總結出的規律”。

　　肯尼迪在書中寫道：“一場令人煩惱的長期戰争是檢驗雙方力量的試金石……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場大國間（通常是聯盟間）的長期戰争中，勝利往往屬于有堅實的經濟基礎的一方，或屬于最後仍有财源的一方。本書述及的許多事實都将證明，這個重要觀點雖然具有諷刺意味，卻是正确的。”對此，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榮休教授亨利·R.諾（Henry R. Nau）發文《為什麼保羅·肯尼迪筆下的大國興衰存在漏洞》表示，縱然肯尼迪強調“财源”在國家興衰中的重要性，但在書中未提出普遍性的經濟周期理論；縱然他強調“國家在戰争中獲勝”是考量大國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未曾解釋何種社會體制或政府組織對于幫助一國在戰争中獲勝是最為有效的。作為一名曆史學家，肯尼迪崇尚事實而抛棄理論，隻是通過考察曆史記錄來總結一些“大體有效的結論”，并且他承認這種結論不能适用于所有情境，不排除有個例發生。正如肯尼迪指出的，“雖然我們可将某些戰争（如二戰）發生的原因歸結于決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但這一結論無助于解釋始于1775年的美國獨立戰争、1792年的法國大革命戰争和1853年的克裡米亞戰争”。

　　此外，肯尼迪強調，大國的興衰是相對的，取決于國際環境中與其他國家實力升降的比較。他在書中援引歐洲重商主義支援者菲利普·威爾海姆·馮·霍尼可（Philipp Wilhelm von Hornick）的名言：“一個國家目前富強與否不取決于它本身擁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決于鄰國力量的大小與财富的多寡。”肯尼迪進一步指出，18世紀中葉的荷蘭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個強國，因為鄰國法國和英國比它擁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國無疑比1850年的法國強大，但與強大的德國比較，法國就略顯遜色。與鼎盛時期（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相比，英國現在擁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軍隊擁有的武器威力也大得多。但這些已毫無意義，因為它的産品産量已由占全球總産量的25%下降到約3%。如果一個國家比鄰國強大，它的日子就好過；如果一個國家比鄰國弱小，它就會遇到麻煩。

　　對于肯尼迪的這一論點，有學者認為，肯尼迪過于偏重大國實力的橫向比較，而弱化了大國自身國力下降導緻的“自然衰落”因素。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盛衰輪回也會遵循一定的自然規律，這一規律除了取決于他國施加的外在壓力，更取決于自身力量的保持。一國如能長久儲存國家實力，則可四季常青；但若放任于頹敗的國家治理，則必然走上衰亡之路。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中固然預言了蘇聯可能面臨衰退，但他未曾料到蘇聯會在短短幾年内土崩瓦解。他認為，即使蘇聯衰亡，也會以一種軍備競賽或大國戰争的形式終結。但事實上，蘇聯解體是在和平條件下發生的大國覆滅。無論是高度封閉的計劃經濟造成的體制僵化，還是過度發展軍火工業和重工業導緻的經濟危機，抑或錯誤政治思潮導緻的社會動蕩不安，都充分說明，将這一昔日盛國推上絕望之路的根本因素在于自然衰落，而因冷戰力量抗衡帶來的“在競争中衰落”隻是助推因素。正如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學者黃仁偉所說，“蘇聯作為幅員廣大、資源豐富的大國，本身具備崛起為世界大國的潛在優勢。而且它的周邊也沒有強國威脅……蘇聯的失敗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制度競争中被拖垮了”。

　　談及這一點，亨利·R. 諾對記者表示，肯尼迪忽略了國家内部體制因素，這些因素除了體制本身的先進性，也包含國内政治認同、共同的價值觀、社會凝聚力等。肯尼迪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主要從鬥争的角度看待世界權力更替。事實上，“權力硬币”的一面是國家擁有武器與财富的能力，另一面則是國家激勵公民信心并鼓勵其使用國家權力的能力。缺乏第二點，第一點也無法成立。然而，肯尼迪對于國際生活次元的評判忽略了硬币的另一面。亨利·R. 諾解釋道，1970年後，蘇聯與美國的相對軍事實力變化甚微，但不同的是，兩國國内的政治接受度及公民對于政府權力的支援度有所改變。在經曆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的“麻煩時期”後，美國公民于90年代初重拾對于國内政治及市場制度的信心。而蘇聯公民對其國内體制的幻想卻逐漸幻滅，最終拒絕了蘇聯政府使用武力自衛的權利。從這點而言，蘇聯國内政治認同的崩潰是重要因素。

　　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謝菲爾德大學曆史系教授邁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對記者闡述道，政治體制需要依靠“合法性”而非通過“脅迫強制”來籌集政府資金和動員國内的政治意願。一個單純依靠強制手段運作的政權是脆弱的，是容易被掏空的，很容易突然瀕臨崩潰。而“合法性”需要動員群眾對于政治的廣泛支援和參與。曆史上，奧斯曼帝國的滅亡與蘇聯解體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這一點的失敗。

　　布拉迪克補充道，肯尼迪的著作有一些很有啟示意義的觀點，世界發展曆程中的宏觀曆史證據也可以證明他的部分言論的正确性。然而，該書的一些觀點需要重新讨論。經濟與軍事在決定國家權力的主導地位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定義大國實力的唯一因素。美國在20世紀和今天的主導地位除了來自其經濟與軍事實力，還得益于鑄币稅與美元的關系、核心科技（這個因素愈加重要）、國家戰略能力、文化影響力、語言在全球的流行程度等。另外，國家信譽等軟性因素也應包含在内。例如，美國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面臨着被質疑虛僞、不可靠等問題，這對于美國的國家力量也是一種負面影響。是以，肯尼迪的觀點需要從一種寬泛的角度重新闡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白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