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3條重要的對外貿易通道，3條都被稱為“絲綢之路”：西北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3條絲路有兩條和昆明有關：一是西南絲綢之路，此路中國段主要在雲南境内，必經昆明；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開辟者是昆明人鄭和。
早在公元前4世紀或更早，西南各族人民就辟出“蜀身毒道”，穿過崇山峻嶺，溝通與印度、緬甸及東南亞地區的聯系，進而到達中亞、西亞和中東，後人又稱之為“西南絲綢之路”。昆明就是這條古道的必經之地、主要中轉點和商品集散地。
古滇國都：蜀身毒道必經要地
（滇王莊蹻塑像）
蜀身毒道首先出現在西漢的《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與赫赫有名的張骞有關。張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一帶古國）歸來報告漢武帝，說在大夏見到“蜀布”和“邛竹杖”，大夏人說是從其東南數千裡的身毒（印度）國的“蜀賈人”——蜀地商人買來的。張骞認為，大夏國傾慕漢朝，“通蜀身毒道便近”，且“有利無害”。
據考證，通過蜀身毒道經商的多是楚國和蜀國的商人，商品多為蠶絲，又經西南夷外出，故稱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道之開通，早在張骞通西域之前，自然也就早于張骞西行之後開通的西域絲綢之路了。至于蜀身毒道開發的具體時間，以中、印貿易起始之日計，近代學者各說不一，或說為公元前4世紀，或說為公元前5世紀，或說為公元前6世紀，或說為公元前11世紀。但據考古結果，蜀身毒道開通于公元前4世紀之前是沒有問題的。這條西南絲路的開通，比西域絲路要早五六百年。
西南絲路道在中國境内長約3000千米，有秦代五尺道（又稱青衣道）從今成都經宜賓、昭通、昆明、楚雄至大理，有靈光道從四川南部經邛崃、西昌、會理、大姚至大理，有永昌道從大理西行永平、保山、騰沖入緬甸，此後一出緬北入印度，一下緬南出海，通往羅馬等地。此外還有馬援古道，從昆明南下蒙自、屏邊、河口至越南河内，直通南海。
當時西漢與匈奴的戰争正處于膠着狀态，聽了張骞關于“蜀身毒道”的彙報，漢武帝決心打通這條道路，包抄匈奴的後路，擊敗匈奴。漢武帝首先要對付的，就是盤踞“蜀身毒道”東段的西南夷，關鍵之一則是滇池地區的滇王國。
按《史記·西南夷列傳》的說法，戰國時期，楚威王派将軍莊蹻沿長江而上，攻打巴、蜀、黔之地，即今天的重慶、四川、貴州一帶。莊蹻一直打到滇池，将千裡肥饒之地并入楚國，正待回國報捷，不料秦軍攻入巴、黔，切斷了莊蹻的歸路。莊蹻隻好占據滇池，變服易俗，自稱滇王，代代相傳。古滇國都就建在今天滇池東南岸的晉城附近，滇池北岸也建有城邑，以控制“蜀身毒道”。
西漢元狩元年，漢武帝派出四路使者，前出探尋“蜀身毒道”，結果全都失敗。其中一路使者到了滇國，這時的滇王是嘗羌，手下有數萬人。他留下使者，問道：“漢孰與我大？”漢武帝讓滇王入朝，滇王卻仗着同姓小國勞浸、靡莫的扶助，拒不從命。
元封二年，漢武帝派唐蒙把五尺道加寬到一丈多，逼近滇池地區，接着消滅了勞浸、靡莫等小國，兵臨滇池。滇王嘗羌這才俯首投降，入朝稱臣，得保一命。西漢在滇國之地建立益州郡，讓嘗羌仍然做滇王，賜給他一顆滇王王印，依舊統領他的臣民，但滇王的勢力已經大大地衰落了。在當時的幾十個西南夷小國中，隻有夜郎、滇國得到漢武帝授給的王印。盡管嘗羌的滇國很小，卻最得寵。
此後滇王又幫助漢使開通到滇池以西的道路，一年多嘗試了40多次，都因洱海地區的“昆明”部落受阻。漢武帝咽不下這口氣，在西安鑿“昆明池”，操練水軍，準備征讨昆明部落。這就昆明是大觀樓長聯中的一個曆史典故：“漢習樓船。”
東漢之時，東南亞古國的首領多次派遣使節到中國都城洛陽通路，成為東南亞地區與中國通過西南絲路友好交往的先例。唐宋時期的南诏、大理地方政權又通過西南絲路與東南亞、南亞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政治、商業往來。元代之後直至明、清，中國與近鄰東南亞國家（今越南、寮國、高棉、緬甸、泰國等）關系密切，有事無不沿西南絲路而行。西南絲路的政治、經濟、軍事意義，越來越重要。直至今日，昆明對外交通大勢，仍然與五尺道、永昌道和馬援古道走向不謀而合，令人驚歎。
從蜀身毒道“進口”昆明的海貝
（古滇國墓出土的貝币和貯貝器）
有學者認為，蜀身毒道/西南絲路上的最大宗商品是海貝，并且是充當貨币的特殊商品。是以，與其稱此通道為“絲綢之路”，還不如稱之為“貝币之路”（林文勳《是絲綢之路，還是貝币之路？》）。
古滇國青銅器文化有明顯的“貴重貝币”之俗。銅鼓形貯貝器不少，所貯海貝更多，上鑄“國之大事”，而為“國之重器”，用“國之重器”來盛海貝，可知海貝之貴重，不同尋常（李昆聲《雲南考古材料所見百越文化考》）。晉甯石寨山出土海貝背有黃圈，經雲南大學生物系鑒定為“環紋貨貝”，原産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當為東南亞和南亞的輸入品，“來路”就是西南絲路。
據統計，僅晉甯石寨山就出土了14.9萬多枚海貝，總重400餘千克。江川李家山則有11.2萬多枚，總重300多千克。其中一女酋長之墓就出土貝币2萬枚左右，裝在特制的青銅器内。
據測定，這些古墓的年代為春秋戰國至西漢。是以，海貝流入的時間必在此時或此之前。此後，曆漢、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及清初，海貝仍源源不斷地大量流入。直至明清之際雲南“廢貝行錢”，海貝一直作為雲南主要的法定貨币，流通使用達兩千餘年之久（林文勳《是絲綢之路，還是貝币之路？》）。如果以量多、時長、影響大為準，蜀身毒道真可謂“貝币之路”了。
沿蜀身毒道出口的“滇貨”和“順差”貿易
貝币終歸是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有學者認為，滇國對外貿易大緻從西漢初、中期後逐漸盛行，貿易對象是南亞、東南亞國家，貨币是海貝。貝币實際上是滇國的“外彙”，是以大量貯存，專用于外貿（張增祺《滇文化》）。
既然是“外彙”，就得有“出口”商品。據《史記》《漢書》記載和出土文物考證，古滇國經蜀身毒道/西南絲路“出口”商品主要是莋馬、旄牛和奴隸“僰僮”，還有皮毛制品、奇禽異獸、金銀礦産等。
在滇國青銅器鑄像中，确有奴隸被捆綁或戴枷與牛馬一起出賣的市場。滇國“進口”商品主要是絲綢、銅鏡、弩機、鐵劍及大量化妝品，多來自内地，而以四川産品為多。從中亞和南亞“進口”的則是彩色琉璃珠、蝕花石髓珠、有翼虎銀帶鈎及金飾片等（張增祺《滇文化》）。
看來古滇國“外貿”結餘不少，墓葬中才會有那麼多的貝币。在這些貝币的背後，主要是馬、牛、奴隸貿易。按“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命名原則，依據都是商品而不是貨币，則“貝币之路”亦不妥，當為“馬牛之路”“僰僮之路”或“絲綢之路”。
然而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來看，莋馬、旄牛和“僰僮”貿易主要是在滇、蜀之間進行的，滇人從中賺不到貝币。滇人積攢的貝币，大概是先用莋馬、旄牛、“僰僮”從巴、蜀商人那裡換來絲綢等蜀産品，再“轉口”賣到南亞和東南亞掙來的。或者是巴蜀商人在滇地将絲綢等商品出手給外國商人，再用所得貝币購買莋馬、旄牛、“僰僮”，這貝币就流到滇王族墓中去了。
經蜀身毒道運到中亞的東川白銅
（石寨山型銅鼓）
還有學者認為，命名一條古商路，不僅應從商路的“此端”進行考察，還應該從商路的“彼端”進行考察。
秦漢時期，張骞在蜀身毒道的彼端的大夏發現了“蜀布”，到了19世紀，考古工作者又在大夏故地、今中亞的阿富汗一帶發現了白銅鑄币。這種銅鎳合金的白銅錢在中亞許多地方都有發現，而且數量不少。
因為西方和中、近東既無鑄造白銅錢币的原料，也無鑄造白銅錢币的傳統，中亞白銅錢币的鑄造原料從何而來？有外國學者注意到，波斯語稱白銅為“中國石”，這白銅極可能來自中國。他們将大夏國的白銅錢與中國西南出産的白銅進行了對比分析，發現二者的合金成分十分相近。鎳礦資源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和美洲，而銅鎳共生礦則集中在中國西南和加拿大。考古學界一般認為，大夏國鑄造白銅錢的原材料是從中國西南輸入的（李曉岑《白族的科學與文明》）。
這中國西南的銅鎳共生礦，就在今滇東北和川南一帶，與如今的昆明東川相關，正在古蜀身毒道/西南絲路上。《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中所列滇地礦産，也以“銅”為第一。
中亞國家以白銅鑄錢，用銅數量不少，運輸規模很大。當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以四路使者、十萬精兵，終不能打通蜀身毒道，而如此多之白銅，又如何經蜀身毒道/西南絲路神不知鬼不覺地運到印度，再到中亞，實在是一個謎。
沿蜀身毒道流轉的石寨山銅鼓文化
石寨山形銅鼓是以滇池東南岸的石寨山古墓葬群出土的銅鼓為代表的一類銅鼓，年代為戰國初期的公元前4世紀到東漢初年的公元前1世紀。
這種銅鼓是楚雄萬家壩型銅鼓的繼承與發展，萬家壩銅鼓年代為公元前700年左右，其形式古樸、飾紋簡單，卻奠定了後代銅鼓裝飾紋樣的大緻格局（王大道《雲南銅鼓》）。而石寨山形銅鼓鼓面較寬，鑄造工藝也較精細、紋飾多樣，表現了銅鼓鑄造技藝日臻完善、進入了發展階段。
石寨山形銅鼓上接楚雄和祥雲的萬家壩型銅鼓，流行于昆明晉甯、四川會理、貴州赫章、廣西玉林等廣大地區，在東南亞的越南、高棉、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國也有流傳。而這些“銅鼓之地”，正分布在古蜀身毒道/西南絲路沿線，并和馬援古道相關。
往期薦讀
END
作者：朱淨宇
責編：劉婷婷
一審：吳勁松
終審：彭詩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