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昊
來源：《曆史評論》2021年第5期
“唐物”之是以成為日本統治者建構自身政治、文化權威的工具，是因為宋元明時期的中國在東亞地區，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文化領域，都處于無可置疑的中心位置，是推進東亞各國社會發展的“動力機”。
古代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不僅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質生活，更深入政治制度、思想理念、審美意趣等精神層面。我們常說日本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符号，但長期存在一種論調，認為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後走上了擺脫中國政治文化影響的“獨自”發展道路；即便宋元時期（相當于日本平安時代中期至南北朝時代）密切的中日往來，也僅被定義為“民間交流”。然而事實上，宋元明時期中國對日本政治文化影響的深度和廣度并不亞于唐代，該時期來自中國的“唐物”在日本政治領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國文化深入日本社會，并長期影響日本曆史發展的物質載體。
統治階層醉心于“唐物”
所謂“唐物”，最初指從唐朝輸入日本的物品。後來，日本把宋元明時期從中國輸入的商品也稱作“唐物”。日本人崇敬、癡迷“唐物”的情結一直延續到近世，甚至把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洋貨”都叫作“唐物”。
9世紀中期開始，中日海上貿易蓬勃發展。大量中國商品，譬如瓷器、書畫、典籍、佛像、樂器、藥材、紡織品、香料、動物等，通過商人之手輸入日本。平安時期日本最高統治者天皇是“唐物”的最大購買者和最多占有者。為確定天皇能優先買到高品質“唐物”，日本朝廷制定了“唐物使制度”，規定每當商船靠岸，先由天皇的秘書機構藏人所派出“唐物使”率先擇優購買。“唐物使”采購後，方才允許貴族、百姓交易。11世紀位于九州的地方行政機構大宰府将貿易擷取的“唐物”進獻中央朝廷，天皇觀閱“唐物”并将其分賞給王公貴族，這一套儀式稱作“唐物禦覽”。天皇優先購買“唐物”且有權處置“唐物”，展現了日本統治者借用中國“唐物”來宣示權威、展示身分等級。
12世紀，随着中日海上貿易愈加頻繁，“唐物”大量流入日本公家貴族（京都朝廷貴族）、上層武士（特别是鐮倉幕府）和寺院僧侶手中。日本鐮倉圓覺寺《佛日庵公物目錄》記載，佛日庵藏有六祖慧能、寒山拾得、布袋和尚、宋元高僧等人的畫像，還有仙人畫、松竹梅圖、四季圖、花鳥畫、山水畫和書法作品，以及古銅花瓶、青瓷湯盞、琉璃燈爐、瑪瑙缽、建窯茶碗等中國藝術品。佛日庵是13世紀末鐮倉幕府實際統治者北條時宗墳墓所在地，它的藏品代表着鐮倉幕府收藏“唐物”的最高水準。當時，北條時宗力圖強化自身在政治、軍事上的統治，而權力向北條氏家族集中的結果，便是财力和“唐物”同時向北條氏家族集中。于是，“唐物”成了衡量日本統治者權力大小的名額之一。
圖為日本室町幕府将軍足利義政藏品—螞蝗絆青瓷茶碗，出自中國南宋龍泉窯。引自《足利義滿六百年禦忌記念〈京都五山禅的文化〉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7年，第173頁
14—15世紀，中國“唐物”在室町幕府執政者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禦物禦畫目錄》《君台觀左右賬記》等史料顯示，室町幕府将軍足利氏家族藏有豐富“唐物”。這些“唐物”，一部分來自宋元時期中日海上民間貿易，另一部分來自日本與明朝的朝貢官方貿易。足利将軍家族收藏的中國書畫，大多蓋有第三代将軍足利義滿的鑒藏印——“天山”和“道有”，以及第六代将軍足利義教的鑒藏印—“雜華室印”。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畫僧牧溪《觀音猿鶴圖》《潇湘八景圖》、宋徽宗《桃鸠圖》、南宋畫院畫家梁楷《六祖裁竹圖》《雪景山水圖》、馬麟《梅花小禽圖》和南宋四大家之一夏珪的《風雨山水圖》。足利氏家族的藏品數量在足利義滿至足利義政掌權時期不斷擴充，後世将其稱為“東山禦物”（得名于足利義政宅邸“東山山莊”），堪稱近代以前日本收藏中國藝術品的最高峰。這筆豐富的“唐物”資産，足以見證足利氏家族顯赫的政治文化地位。
借助“唐物”構築文化權威
“唐物”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物質載體，經在日本交易、配置設定、收藏和展示後，逐漸生發出超越其原有文化意義的政治内涵。通過收藏“唐物”，統治者借以炫耀财富；通過展示“唐物”，統治者标榜其掌握中國文化的程度和能力，表現為其距離東亞文化中心——中國的遠近。
在日本，藏有“唐物”越多的一方越容易獲得政治、文化、心理上的優勢。是以，日本統治者常常借助“唐物”所承載的中國文化權威來構築自身政治地位，這在室町幕府時期（14—16世紀）表現得淋漓盡緻。日本室町幕府将軍放棄了“孤立外交”的政策，接受明朝冊封，加入了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系。代表建文帝的明朝冊封使抵達日本京都時，足利義滿将軍身着華麗的“唐物”金襕袈裟，在北山殿（今金閣寺）接受诏書，被冊封為“日本國王”。北山殿是足利義滿的私人宅邸，其建築本身就是用大量“唐物”裝飾而成的空間，高度展現了中國文化的審美意趣。
專門用來舉辦娛樂活動的“會所”是“唐物”高度集中的又一政治空間。通過與中國式建築搭配，陳列其中的“唐物”更加生動地展示了其所蘊含的中國文化及中國品位。作為禮儀性建築，“會所”是接待天皇、舉辦宴飲，以及會見明朝、北韓和琉球使者等外交活動的場所。日本統治者選擇在裝飾着中國藝術品的“會所”舉行儀式，顯然有“文化競賽”的意味。譬如1408年後小松天皇通路北山殿和1437年後花園天皇通路室町殿時，幕府将軍便事先安排将“會所”布置成展示空間和儀式空間兩部分，在展示空間讓天皇充分領略将軍豐盈的“唐物”庫藏。儀式結束後，将軍順勢把“唐物”進獻給天皇。所獻“唐物”中，有宋代畫家的書畫，從中國輸入的盆、香爐、花瓶、桌、硯台等精美工藝品。這些琳琅滿目的進獻物，令到場的貴族贊歎不已。
圖為公元1407年日本遣明使（堅中圭密）入明朝貢時，明成祖頒賜日本室町幕府将軍足利義滿的敕書。引自《足利義滿六百年禦忌記念〈京都五山禅的文化〉展》，第175頁
室町幕府将軍向天皇獻上自己所藏“唐物”的行為，象征着将軍向天皇誇示權力，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權威。日本室町幕府将軍展開“文化競争”的對象，不僅有國内的天皇和貴族，還有北韓、琉球等同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外國使者。于是，作為“不在場的在場者”，代表中國文化的“唐物”這一物質載體，在日本與東亞各國展開“文化競争”的場景中，獲得了更加豐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讓渡“唐物”維系政治秩序
讓渡“唐物”，展現了“唐物”的另一種政治語義，是日本統治階層維系與臣下、貴族和寺院關系的政治手段。室町幕府将軍把通過外交、貿易等途徑獲得的“唐物”，一部分向貴族出售，其餘大部分歸自家收藏。但進入将軍家族庫府的“唐物”，不是将軍個人的私産，而是整個貴族階層的共同财産。貴族舉行儀式時，需要“唐物”裝扮會場，譬如15世紀初貞成親王常在儀式會場懸挂10—20幅中國書畫作品。于是，為了裝點這類奢靡的儀式，貴族就需向幕府将軍借用“唐物”。将軍作為當時日本最大數量、最高層次的中國藝術品收藏者，其藏品供應于各類宮廷貴族活動，無疑加強了其政治文化影響力，也增進了其與貴族社會的聯系。
日本幕府将軍握有向貴族出借、讓渡和配置設定“唐物”的權力。讓渡“唐物”的核心是幕府将軍，貴族與将軍關系的親疏決定了可被讓渡的“唐物”的數量和品質。幕府将軍能讓渡多少“唐物”，以及所讓渡的“唐物”品質多高，又取決于将軍在日本政治秩序中的地位。當将軍權力處于鼎盛時，可以向貴族讓渡較多“唐物”；而當将軍地位下降或幕府财政狀況出現困難時，不消說讓渡，甚至還會變賣“唐物”。是以，不隻藏有“唐物”，能向貴族讓渡多少“唐物”，才是檢驗将軍掌握多少政治文化權威更深層次的度量衡。
此外，“唐物”還是日本幕府将軍聯系“五山禅宗”寺院（日本仿效宋元時期中國“五山十刹”建立的禅宗寺院及制度）的紐帶。“五山”寺院在日本室町幕府時代擁有超越貴族的龐大數量的“唐物”，這與其整體帶有足利将軍家族寺院的性質密不可分。“五山”寺院所藏“唐物”，可以視作廣義上足利将軍家族收藏的一部分。特别是京都相國寺、天龍寺這樣由室町幕府直接建立的大型禅宗寺院，其藝術品收藏多來自将軍贈予。幕府将軍有時會将進階“唐物”作為貨币的代用品，向寺院支付舉辦活動的酬勞。将軍參訪寺院或參加法會時，這些“唐物”又反過來成為寺院布置接駕場所的飾品。寺院會特别挑選與将軍家族有關的“唐物”，以凸顯自家寺院與将軍保有密切聯系。“唐物”成為寺院鞏固與幕府将軍關系的有力媒介。總而言之，室町幕府努力将自身塑造成中國文化在日本的最高享有者和讓渡者，其具體實踐的工具就是“唐物”。
來自中國的“唐物”之是以成為日本統治者建構自身政治文化權威的工具，并起到維系與臣下、貴族和寺院關系的紐帶作用，不僅因為“唐物”是價值極高的奢侈品，更是因為宋元明時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輸入日本的“唐物”代表了當時先進的中國文化。藏有“唐物”數量的多寡，不隻展現出将軍家族的财富水準，更展現出室町幕府将軍掌握中國文化的程度，其内在反映了日本與東亞政治文化中心——中國的遠近。室町幕府時期的日本作為向中國朝貢的一員，其擷取“唐物”存在便利性。這樣的政治條件滿足了足利氏家族收藏“唐物”的需求，也為其建構自身政治文化權威創造了條件。
古代日本統治階層對中國“唐物”存在政治依賴和文化依賴，“唐物”在古代日本的政治活動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其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宋元明時期的中國在東亞地區，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文化領域，都處于無可置疑的中心位置，是推進東亞各國社會發展的“動力機”。
作者機關：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