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昊
来源：《历史评论》2021年第5期
“唐物”之所以成为日本统治者建构自身政治、文化权威的工具，是因为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在东亚地区，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处于无可置疑的中心位置，是推进东亚各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
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更深入政治制度、思想理念、审美意趣等精神层面。我们常说日本遣唐使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标志性符号，但长期存在一种论调，认为日本停止派遣唐使后走上了摆脱中国政治文化影响的“独自”发展道路；即便宋元时期（相当于日本平安时代中期至南北朝时代）密切的中日往来，也仅被定义为“民间交流”。然而事实上，宋元明时期中国对日本政治文化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并不亚于唐代，该时期来自中国的“唐物”在日本政治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文化深入日本社会，并长期影响日本历史发展的物质载体。
统治阶层醉心于“唐物”
所谓“唐物”，最初指从唐朝输入日本的物品。后来，日本把宋元明时期从中国输入的商品也称作“唐物”。日本人崇敬、痴迷“唐物”的情结一直延续到近世，甚至把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洋货”都叫作“唐物”。
9世纪中期开始，中日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大量中国商品，譬如瓷器、书画、典籍、佛像、乐器、药材、纺织品、香料、动物等，通过商人之手输入日本。平安时期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是“唐物”的最大购买者和最多占有者。为确保天皇能优先买到高质量“唐物”，日本朝廷制定了“唐物使制度”，规定每当商船靠岸，先由天皇的秘书机构藏人所派出“唐物使”率先择优购买。“唐物使”采购后，方才允许贵族、百姓交易。11世纪位于九州的地方行政机构大宰府将贸易获取的“唐物”进献中央朝廷，天皇观阅“唐物”并将其分赏给王公贵族，这一套仪式称作“唐物御览”。天皇优先购买“唐物”且有权处置“唐物”，体现了日本统治者借用中国“唐物”来宣示权威、展示身分等级。
12世纪，随着中日海上贸易愈加频繁，“唐物”大量流入日本公家贵族（京都朝廷贵族）、上层武士（特别是镰仓幕府）和寺院僧侣手中。日本镰仓圆觉寺《佛日庵公物目录》记载，佛日庵藏有六祖慧能、寒山拾得、布袋和尚、宋元高僧等人的画像，还有仙人画、松竹梅图、四季图、花鸟画、山水画和书法作品，以及古铜花瓶、青瓷汤盏、琉璃灯炉、玛瑙钵、建窑茶碗等中国艺术品。佛日庵是13世纪末镰仓幕府实际统治者北条时宗坟墓所在地，它的藏品代表着镰仓幕府收藏“唐物”的最高水平。当时，北条时宗力图强化自身在政治、军事上的统治，而权力向北条氏家族集中的结果，便是财力和“唐物”同时向北条氏家族集中。于是，“唐物”成了衡量日本统治者权力大小的指标之一。
图为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政藏品—蚂蝗绊青瓷茶碗，出自中国南宋龙泉窑。引自《足利义满六百年御忌记念〈京都五山禅的文化〉展》，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2007年，第173页
14—15世纪，中国“唐物”在室町幕府执政者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御物御画目录》《君台观左右账记》等史料显示，室町幕府将军足利氏家族藏有丰富“唐物”。这些“唐物”，一部分来自宋元时期中日海上民间贸易，另一部分来自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官方贸易。足利将军家族收藏的中国书画，大多盖有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鉴藏印——“天山”和“道有”，以及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的鉴藏印—“杂华室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画僧牧溪《观音猿鹤图》《潇湘八景图》、宋徽宗《桃鸠图》、南宋画院画家梁楷《六祖裁竹图》《雪景山水图》、马麟《梅花小禽图》和南宋四大家之一夏珪的《风雨山水图》。足利氏家族的藏品数量在足利义满至足利义政掌权时期不断扩充，后世将其称为“东山御物”（得名于足利义政宅邸“东山山庄”），堪称近代以前日本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最高峰。这笔丰富的“唐物”资产，足以见证足利氏家族显赫的政治文化地位。
借助“唐物”构筑文化权威
“唐物”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经在日本交易、分配、收藏和展示后，逐渐生发出超越其原有文化意义的政治内涵。通过收藏“唐物”，统治者借以炫耀财富；通过展示“唐物”，统治者标榜其掌握中国文化的程度和能力，表现为其距离东亚文化中心——中国的远近。
在日本，藏有“唐物”越多的一方越容易获得政治、文化、心理上的优势。因此，日本统治者常常借助“唐物”所承载的中国文化权威来构筑自身政治地位，这在室町幕府时期（14—16世纪）表现得淋漓尽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放弃了“孤立外交”的政策，接受明朝册封，加入了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代表建文帝的明朝册封使抵达日本京都时，足利义满将军身着华丽的“唐物”金襕袈裟，在北山殿（今金阁寺）接受诏书，被册封为“日本国王”。北山殿是足利义满的私人宅邸，其建筑本身就是用大量“唐物”装饰而成的空间，高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意趣。
专门用来举办娱乐活动的“会所”是“唐物”高度集中的又一政治空间。通过与中国式建筑搭配，陈列其中的“唐物”更加生动地展示了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及中国品位。作为礼仪性建筑，“会所”是接待天皇、举办宴饮，以及会见明朝、朝鲜和琉球使者等外交活动的场所。日本统治者选择在装饰着中国艺术品的“会所”举行仪式，显然有“文化竞赛”的意味。譬如1408年后小松天皇访问北山殿和1437年后花园天皇访问室町殿时，幕府将军便事先安排将“会所”布置成展示空间和仪式空间两部分，在展示空间让天皇充分领略将军丰盈的“唐物”库藏。仪式结束后，将军顺势把“唐物”进献给天皇。所献“唐物”中，有宋代画家的书画，从中国输入的盆、香炉、花瓶、桌、砚台等精美工艺品。这些琳琅满目的进献物，令到场的贵族赞叹不已。
图为公元1407年日本遣明使（坚中圭密）入明朝贡时，明成祖颁赐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敕书。引自《足利义满六百年御忌记念〈京都五山禅的文化〉展》，第175页
室町幕府将军向天皇献上自己所藏“唐物”的行为，象征着将军向天皇夸示权力，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权威。日本室町幕府将军展开“文化竞争”的对象，不仅有国内的天皇和贵族，还有朝鲜、琉球等同样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外国使者。于是，作为“不在场的在场者”，代表中国文化的“唐物”这一物质载体，在日本与东亚各国展开“文化竞争”的场景中，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
让渡“唐物”维系政治秩序
让渡“唐物”，体现了“唐物”的另一种政治语义，是日本统治阶层维系与臣下、贵族和寺院关系的政治手段。室町幕府将军把通过外交、贸易等途径获得的“唐物”，一部分向贵族出售，其余大部分归自家收藏。但进入将军家族库府的“唐物”，不是将军个人的私产，而是整个贵族阶层的共同财产。贵族举行仪式时，需要“唐物”装扮会场，譬如15世纪初贞成亲王常在仪式会场悬挂10—20幅中国书画作品。于是，为了装点这类奢靡的仪式，贵族就需向幕府将军借用“唐物”。将军作为当时日本最大数量、最高层次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者，其藏品供应于各类宫廷贵族活动，无疑加强了其政治文化影响力，也增进了其与贵族社会的联系。
日本幕府将军握有向贵族出借、让渡和分配“唐物”的权力。让渡“唐物”的核心是幕府将军，贵族与将军关系的亲疏决定了可被让渡的“唐物”的数量和质量。幕府将军能让渡多少“唐物”，以及所让渡的“唐物”质量多高，又取决于将军在日本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当将军权力处于鼎盛时，可以向贵族让渡较多“唐物”；而当将军地位下降或幕府财政状况出现困难时，不消说让渡，甚至还会变卖“唐物”。因此，不只藏有“唐物”，能向贵族让渡多少“唐物”，才是检验将军掌握多少政治文化权威更深层次的度量衡。
此外，“唐物”还是日本幕府将军联系“五山禅宗”寺院（日本仿效宋元时期中国“五山十刹”建立的禅宗寺院及制度）的纽带。“五山”寺院在日本室町幕府时代拥有超越贵族的庞大数量的“唐物”，这与其整体带有足利将军家族寺院的性质密不可分。“五山”寺院所藏“唐物”，可以视作广义上足利将军家族收藏的一部分。特别是京都相国寺、天龙寺这样由室町幕府直接创建的大型禅宗寺院，其艺术品收藏多来自将军赠予。幕府将军有时会将高级“唐物”作为货币的代用品，向寺院支付举办活动的酬劳。将军参访寺院或参加法会时，这些“唐物”又反过来成为寺院布置接驾场所的饰品。寺院会特别挑选与将军家族有关的“唐物”，以凸显自家寺院与将军保有密切联系。“唐物”成为寺院巩固与幕府将军关系的有力媒介。总而言之，室町幕府努力将自身塑造成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最高享有者和让渡者，其具体实践的工具就是“唐物”。
来自中国的“唐物”之所以成为日本统治者建构自身政治文化权威的工具，并起到维系与臣下、贵族和寺院关系的纽带作用，不仅因为“唐物”是价值极高的奢侈品，更是因为宋元明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日本的“唐物”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藏有“唐物”数量的多寡，不只体现出将军家族的财富水平，更体现出室町幕府将军掌握中国文化的程度，其内在反映了日本与东亚政治文化中心——中国的远近。室町幕府时期的日本作为向中国朝贡的一员，其获取“唐物”存在便利性。这样的政治条件满足了足利氏家族收藏“唐物”的需求，也为其建构自身政治文化权威创造了条件。
古代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唐物”存在政治依赖和文化依赖，“唐物”在古代日本的政治活动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在东亚地区，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处于无可置疑的中心位置，是推进东亚各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机”。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