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作為封建時代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其對于一個王朝的諸多決策有着決定性的作用，或者說一個帝王的決策以及能力影響着一個國家的發展，當然，一個王朝的發展必定不是君主一個人能夠決定所有的，很多時候，朝堂大臣、後宮女性、平民百姓等各種因素都會影響國家的走向，但無論如何，君主也要為國家的發展程度承擔絕大部分的責任，而一個君主的決策是否正确對于一個國家的發展來講也有着重大影響。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主要講到的明神宗。如果說，明神宗這個稱号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換一個稱呼，
明神宗實際上就是人們常說的萬曆皇帝
，萬曆則就是明神宗的年号。萬曆皇帝，也是明朝曆史上受到争議最多的皇帝之一。
熟悉明朝曆史的朋友們都清楚，在萬曆年間，明朝曾經有過一次短暫的中興，當時萬曆皇帝的勵精圖治，讓整個大明王朝呈現出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在萬曆之前，明朝的統治已經略顯腐敗，對外制度也不再如同之前那般強硬，而就是因為萬曆皇帝的這次中興，讓明朝的發展重新煥發了生機，是王朝的實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延緩了大明朝的衰敗，可以說對明朝後世的發展産生了比較深遠的影響。
《明史》記載：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由此可見，萬曆皇帝對明朝的貢獻是有迹可循的；但在《明史》中卻有着這樣的記載，叫做
：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也就是說，明朝的滅亡實際上從萬曆皇帝時期就已經開始了，或者說在萬曆皇帝統治階段明朝就已經滅亡，後代不過是苟延殘喘罷了。
可是在萬曆皇帝的統治時期，明朝确實是進行過發展，萬曆中興對于明朝的影響也非常深遠，那麼為什麼還說“明之亡，實亡于神宗呢？其實，這就要從萬曆皇帝的政治表現說起了。
萬曆皇帝在儲君選擇上猶豫不決
一般來講，立儲是涉及到國本的事情，選擇合适的人選成為下一任的江山繼承者，對一個封建王朝國家的發展來講至關重要，有很多王朝都是在王位繼承的人選上出現了錯誤而導緻王朝發展走向衰敗的，甚至有的王朝還是以而導緻了滅亡。
比如說秦朝和隋朝，這兩個國家在這一方面的展現最為明顯，秦朝的暴政讓秦朝在剛完成統一十幾年之後，秦二世将秦朝推向了滅亡，隋炀帝的貪圖享樂也讓隋文帝好不容易統一的江山付諸東流，是以，繼承人的選擇也涉及到國家發展根本。
而顯然萬曆皇帝在這一方面的選擇上并不明智，當時因為明朝的發展機制原因，以及萬曆皇帝後來表現出來的怠政，選擇國家繼承人已經成為了萬曆朝的一大要務，而立儲一事既然有選擇的餘地就必然會導緻争執。
這一“國本之争”主要圍繞的是皇長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
；這兩位皇子在朝廷上的支援率基本上相同，也正因如此萬曆皇帝才為此事困擾不已，并且遲遲未立太子，或許萬曆皇帝是想進行進一步的考察，但是因為他在這一方面的糾結讓群臣心急如焚，紛紛開始了自己的站隊，然後接二連三的上書要求皇帝早日立太子。
可能萬曆皇帝實在是無法在兩個兒子當中選出更加優秀的人，也對諸位大臣的連番催促失去了耐性，是以，在公元1601年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則被封為福王，如此才結束了漫長的國本之争。
但本來事情已經塵埃落定，可是它後續的發展卻超乎了萬曆皇帝的想象，正是因為萬曆皇帝之前的糾結，讓朝堂上已經幾乎分成了兩隊，兩派人的争執不斷，人數又大體相同，是以在朱常洛被立為太子之後。
另一派人自然是不甘心，暗地裡的小動作接連不斷，同時朱常洵對這樣的結果也并不滿意，他遲遲不肯離開京城，回到封地，直到
“梃擊案”
發生，他的母親鄭貴妃被推上了風口浪，朱常洵忍受不住輿論的壓力才離京就藩。
由此可以看到，雖然太子已經定下，但是兩位兄弟之間的争鬥并沒有結束，當然，最終的結果顯得朱常洛更勝一籌。可問題是，因為這兩兄弟之間的争鬥，也因為“梃擊案”的影響，萬曆皇帝的執政心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對朝政開始厭煩，開始漸漸地隐退，可他雖然隐退，卻不肯将國家權利完全放給太子朱常洛，導緻明朝的朝廷上一片混亂。
萬曆三大征，帝國榮耀，萬曆皇帝卻怠政
其實萬曆皇帝初期确實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君主，他整頓明朝的朝綱，發展軍事和經濟，在國家的諸多發展方面都有變革，比如曆史上著名的
萬曆三大征（甯夏之役、北韓之役、播州之役）
，雖然因為耗費了巨大的财力物力而被後人诟病，但是萬曆三大征全勝，其收斂的财富和利益也是龐大的。
萬曆三大征對于大明王朝的邊疆進行了安定，也讓國内的發展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安穩，這也是明朝的發展能夠再度繁榮的一個關鍵。可是，萬曆皇帝對于明朝朝政所做的貢獻在皇儲之争結束之後也就随之停滞了。
“梃擊案”和張居正的去世，使萬曆皇帝對朝政失去興緻
那是因為，“梃擊案”的影響，再加上首輔張居正的去世，萬曆皇帝對于朝政的耐心逐漸減少，最後竟然放棄了上朝，深居内宮；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萬曆皇帝的中心主要依賴張居正和高拱對他的輔佐，在這兩個人去世之後，萬曆皇帝隻能獨自一人面對朝廷的紛争，面對後宮的争鬥，漸漸的也就對朝政失去了興緻。
但萬曆皇帝這樣的态度卻會導緻兩個重大弊端。
第一
，
因為我們上面所說的國本之争
，大臣本身就已經分為兩派，在其中一派失敗之後自然不會甘心，而另一派為了打壓失敗的一派必定會有諸多行動，就會導緻朝廷上有着重新的劃分和站隊。
在一段時間内，朝堂上必定是非常混亂的，此時最需要皇帝出面主持公道，可問題是那時的萬曆皇帝已經疲倦并且懈怠了，任由朝堂上的大臣、武将、宦官、廠衛們明争暗鬥發展，最終導緻的必然是朝政上的錯亂。
第二，導緻官宦專權，引起明軍管理混亂，
因為皇帝身居内宮不上早朝，很多诏令的傳達需要通過诏書的形式，其實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萬曆三大征，也基本上是通過诏書的形式進行指揮的，在此之中，幾乎看不到萬曆皇帝本人在朝堂上進行議政，這就會導緻皇帝身邊的宦官作用變大，這也是為什麼明朝後期會出現宦官專權的原因。
而宦官當道對于忠勇正直的大臣是一個威脅，對于國家權利也是一種影響，而在此影響下，大明王朝“缺官”（其實是缺乏人才）現象越來越嚴重，整個王朝幾乎到了無人可用的地步，而明朝的政治統治正是在此時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不僅國家後繼無人，朝堂上因為失去了大量忠勇正直的官員，内政的發展也陷入了僵持，國家發展自然停滞不前。
如果這樣的影響僅存在在内政方面問題可能還不是很大，但是，萬曆皇帝這樣的執政風格導緻了明朝軍隊的動蕩，緻使曾經被安定的邊疆再次發生動亂，大明王朝也陷入到了内憂外患當中。
萬曆皇帝後期的偏聽偏信
其實在每一位皇帝的執政過程中，都會有一位深受信任的臣子，君臣之間相輔相成才能夠對國家進行更好的發展，但問題在于，這位臣子值不值得君主信任？顯然，當時萬曆皇帝十分信任的遼東總兵李成梁并不值得這份信任。
李成梁是一個十分腐化堕落的大臣，他不僅幹擾萬曆皇帝的政治決策，大量搜刮民脂民膏，為官過程中A錢腐敗，更重要的是，他還大肆謊報軍情，通過這樣的形式騙取軍功和封賞，此外，不知是不是收受了敵方賄賂的原因，他對當時明朝的對立者努爾哈赤勢力進行偏袒。
李成梁謊報軍情，導緻努爾哈赤發展壯大
如此，努爾哈赤的勢力不斷增長，大明王朝的邊疆越來越動蕩，可這一切對李成梁十分信任的萬曆皇帝卻一概不知，大明王朝也錯過了最佳平定邊關的機會，導緻邊地的防範出現了重大的疏漏，再加上内政的不穩定，上司階層在邊疆地區耗費的精力更是少之又少，而這一邊疆問題也是導緻後來清軍入關的重要原因。
由此來看
，如果萬曆皇帝能夠廣開言路，不對朝政産生太大的懈怠，其實努爾哈赤的勢力也不會崛起的如此之快，而如果能夠像萬曆初期一樣實施開明統治，相信明朝的實力也會越來越強盛，或許就沒有後來的清朝什麼事了。
結尾
綜上所述，萬曆皇帝雖然初期表現出了極大的執政興趣，也對明朝的發展做出過巨大貢獻，但是從中期開始，萬曆皇帝的統治卻走向了昏庸，說他将大明王朝帶進了深淵也無不可，他的糾結導緻了國本之争，導緻了朝堂臣子的争執，後期的怠政，又加強了宦官的作用，導緻了宦官專權的局面，再加上對于腐化堕落的李成梁的信任，讓明朝的發展陷入了更大的内憂外患之中。
是以才會有“明之亡，實亡于神宗“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