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日軍第六師團在
松井石根
、
谷壽夫
等人的指使下，對南京城内的軍民進行了長達六周的大規模屠殺！
日月慘淡，寰宇震驚，獸行暴虐，曠世未聞，多達30餘萬同胞在日寇的屠殺中殒命，成為國人心中難以釋懷的傷痛。
在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中，最為令人發指的是日寇第六師團中有兩位軍官在前往南京的路上進行了“百人斬競賽”。
從淞滬會戰結束後，向南京進攻途中，
19旅團第9聯隊第3大隊的兩名少尉軍官
向井敏明
和
野田毅
，以一瓶葡萄酒為注，發起所謂的“百人斬競賽”，并以“誰先殺滿100名中國人”為勝利進行殺人比拼。
最終，野田毅殺害中國人105名，向井明敏殺害中國106人，兩人不分勝負。
事後，日本媒體《東京日日新聞》對這兩位“禽獸”的暴行進行了大肆報道，時間、地點、殺人數及殺人過程報道得清清楚楚，并配備照片。
照片中兩名劊子手手拄兇器，面對鏡頭，峥嵘而笑，正為自己的“傑作”而洋洋得意。
殊不知，
善惡之報，若影随形。
1947年，沾滿數百名中國同胞鮮血的
以及另一位殺害三百餘名中國軍民的
田中軍吉
從日本押往中國，經南京審判後，在雨花台被執行槍決，走完了他們罪惡的一生，在南京大地上以死向他們曾經殺害的中國人民謝罪。
然而，事實到此就真的結束了嗎？在南京大屠殺中“進行百人斬”的兇手全都伏法了嗎？
在南京大屠殺過去的58年後，一位南京記者在一次拍攝任務時，意外發現了一把日軍指揮刀，由此牽出了第四位在南京大屠殺中進行過“百人斬”的兇手。
這位記者是如何發現的？兇手是誰？他有沒有為自己的罪行付出應有的代價呢？
跨過海峽采訪，意外發現一把“血腥”的日軍指揮刀
1995年5月，抗日戰争勝利五十周年前夕，南京電視台記者
吳建甯
奉命拍攝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題材的紀錄片。
由于一些經曆過南京大屠殺的當事人、曆史見證者和相關原始檔案遠在台灣，吳建甯為了獲得一手的史料和對當事人的真實采訪，在征得南京電視台台長
周福龍
同意後，決定率領攝制組遠赴台灣，進行實地采訪。
臨行前，攝制組成員、時任南京市台灣事務辦公室宣傳科科長
倪志亮
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查詢台灣資料，為台灣之行做準備工作時，意外在一本名叫《廣角鏡》的雜志上發現一則關于“南京大屠殺”的資訊，文中簡要地提到在台中縣的“軍史館”裡，展示着一把參加過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指揮刀，
疑似是當年進行百人斬的兇刀
！
這則短訊僅有短短數語，并未提及甚多，即使這樣，它還是引起了攝制組的注意。
起先，吳建甯等人認為這把指揮刀是當年制造“百人斬慘案”的
這三個人中的某個人使用過的。
在以往記載的史料中，大都是介紹了日軍的罪行，但是都沒有見過殺人刀，如今有一把參與過“南京大屠殺”的重要兇器出現，吳建甯認為它是揭露日軍暴行的最有力的物證，便決定帶着攝制組前往台中的軍史館進行拍攝。
不料到了台中才發現，那本雜志報道錯了，日軍指揮刀并不在台中的軍史館中，而是被收藏在台北的“國軍曆史文物館”中，據說收藏等級還是挺高的。
為此，吳建甯又帶着攝制組匆忙趕回台北，在“國軍曆史文物館”舉辦的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特展中看到了這把“血迹斑斑”的日軍指揮刀。
這把軍刀陳列在“南京大屠殺事件”專展的一個長方形玻璃展櫃内，此刀長約70公分，是一把标準的九四式軍官佩刀，于昭和九年（1934年）列裝部隊。
就在吳建甯帶着攝制組對這把重要的曆史物證進行拍照時，他們赫然發現這把日軍指揮刀的刀柄處鑲嵌着一個銅塊，上面用日文刻下一行“
南京の役殺107人
”的小字，即“南京之役殺107人”！
107，這個數字引起了吳建甯等人的注意。
在拍攝南京大屠殺紀錄片之前，攝制組的所有人都做過相關功課，對于當時南京大屠殺事件十分了解，在參與制造“百人斬慘案”的三個兇手中，向井敏明殺害了106人，野田毅殺害了105人，田中軍吉殺害了300餘人。
107人，與這三個臭名昭著的劊子手的殺人數不同，這讓攝制組感到十分不可思議，這根本就不是他們三個人中某一個人所使用的軍刀，也就是說當年參與南京大屠殺百人斬中，除了這三個人之外還有一條漏網之魚！
一把沾滿了中國同胞鮮血的軍刀，107名中國人民的生命，一件日軍進行南京大屠殺的重要鐵證，這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吳建甯十厘清楚。
後來他在自己的紀錄片《跨越海峽的尋訪》中，曾這樣感慨過：
“我們傳看着這把缺了刃的軍刀，仿佛屠刀下的冤魂在呼喊，沉甸甸的軍刀，沉甸甸的心境......”
那麼這把軍刀的主人究竟是誰？現在又在哪裡？他有沒有得到正義的審判呢？
這一系列的問題困擾着吳建甯，看來隻有了解這把軍刀的來曆，才能弄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
就這樣，吳建甯為了找到心中的答案，揭開曆史的謎題，帶着攝制組在台灣展開了調查。
吳建甯查閱“台北國軍曆史文物館”的捐贈記錄發現，這把日軍指揮刀是由原國軍第16軍的副軍長
魏炳文
中将的親屬于1985年捐贈的，而魏炳文早在1971年時就已經去世了。
寥寥數語的記載，并沒有透露出其他過多的資料，自從1985年開始到現在，這座曆史文物館中的從業人員早已經換了一批又一批，再加上館内收藏衆多，沒有人能夠将“軍刀”的來曆說清楚，更不用說找到魏炳文的家屬了。
在那個通訊極其不發達的年代，一個外地的記者在島内找人，無疑是困難重重，為了能更快找到一些能用的線索，吳建甯撥通了台北黃埔軍校同心會的電話，希望能從他們那邊得到一些關于魏炳文及其親屬的消息。
結果，同心會的回複讓吳建甯傻眼了，他們告知這個魏炳文是黃埔一期的畢業生，陝西西安人，家庭情況、家屬後人所在地等資訊一概不知。
剛剛摸索出來的一絲線索，就這樣被打斷了。
而此時留台期限日益臨近，吳建甯隻得帶着攝制組先行傳回南京，再做打算。
一通電話，意外在大陸尋得一絲線索
回到南京後，吳建甯對“日軍指揮刀”的事情一直難以釋懷。作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物證，它的背後不僅代表着107名枉死同胞的性命，更代表着數千萬南京人民的公道。
為此，吳建甯帶着記者特有的執著和堅持，找到了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殺研究會會長
高興祖
。
吳建甯将自己在台灣發現日軍指揮刀的經過告知高興祖後，沒想到高教授憑借他出色的記憶力很快想起來他曾在《人民政協報》上看到過關于這把軍刀的文章。
挂掉電話後，高教授急忙在家中翻箱倒櫃，查詢陳年資料，竟然真讓他找到了那篇文章。
原來在抗日戰争勝利40周年之際，四川大竹縣的僑聯副主席
餘鴻成
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難忘的血債》的文章，裡面詳細的介紹了一把刻有“南京之役殺107人”的日軍指揮刀。
這把刀與吳建甯在台灣所見到的那把兇刀的資訊完全符合，更為重要的是文章的作者餘鴻成就是那把兇刀的最初經手人。
得到如此線索，讓吳建甯喜出望外，但是這篇文章發表在1985年，如今十年過去了，餘鴻成老人究竟還在不在世上呢？這讓吳建甯十分擔憂。
幾經輾轉，吳建甯通過大竹縣僑聯聯系到了早已退休的餘鴻成老人，由于老人家中沒有電話，便由僑聯中的一位同志親自登門拜訪餘老，将吳建甯的委托轉達給老人，希望老人能将當初得到軍刀的事情經過寫下來，郵寄到南京。
作為一個經曆過抗日戰争的耄耋老人，餘老對于吳建甯的工作十配置設定合，他以對曆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再度回憶起50年前的過往，将收繳軍刀的經過詳細的寫給了吳建甯。
餘鴻成原是國軍第16軍22師辎重營的營長，自從日軍投降後，所有的在華日軍就地集結，等待中國軍隊前來受降，直到1946年時還有許多地區的日軍尚未解除武裝。
1946年的1月，餘鴻成跟随部隊來到河北定縣，接受日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的投降，當時日軍派出一位大尉聯絡官與他進行交接手續。
在清點日軍裝備時，這位日軍大尉代表旅團向餘鴻成移交了十把日軍指揮刀，平時喜歡收藏軍刀的他，便一一抽開檢視，這其中就有那把刻有“南京之役殺107人”的兇刀。
看着這把血債累累的軍刀，餘鴻成認為這把刀殺人太多不吉利，以後的生活會不順當，便将這把刀和另外四把一起交給了同樣前來受降的工兵營營長
李福堂
，由其帶走上交軍部。
後來，這把刀被副軍長
留下收藏，再之後就流落台灣了。
吳建甯看着餘老的來信，欣喜之餘更多的是惋惜，如果當時餘鴻成等人足夠敏感，可以順勢追問這把兇刀的主人是誰，那麼在1948年的雨花台刑場中就會多一個殺人兇手向南京人民謝罪，那麼曆史上就會多一個臭名昭著的“百人斬”兇手。
時間早已過去五十年，往事不可追，這個謎題隻能由他們去揭曉。
就在吳建甯收到餘鴻成的來信沒多久，關于魏炳文家屬的線索也随之而來。
魏炳文原是黃埔一期畢業生，在國民黨中央軍中資曆很深，但是他曾在西安事變時參加過反蔣簽名，從那時起就一直都沒有被重用過，解放戰争後期，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他也就跟随蔣介石撤到了台灣。
吳建甯根據陝西省黃埔軍校同學會傳來的資訊得知，魏炳文在西安老家還有兩個親侄子，他們曾在同學會裡留下過資料。
為此，吳建甯又委托西安的朋友登門拜訪，了解到魏炳文的魏炳超在台北的位址，同時還知道魏炳文的幾個子女都住在台北，隻不過堂兄弟之間數十年沒有過來往，具體位址不知道。
獲知這個十分珍貴的資訊，吳建甯内心十分激動，眼看真相就在眼前，但是由于一些問題，使得他的二度訪台行程不得一推再推。
二次赴台，終見軍刀捐獻者真實面目
直到1997年11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60周年之際，吳建甯再次不遠千裡來到台灣采訪。
無疑，這次的主要任務就是尋訪兇刀捐獻者魏炳文的家屬。
到達台北的第二天，吳建甯就敲響了魏炳文的弟弟
魏炳超
的家門。
當初魏炳超以為哥哥是國民黨中的一個大官，來到台灣後會大富大貴，結果他沒有想到事實遠非如此。
魏炳文曾得罪過蔣介石，使得他在軍中的職位一直止步不前，退到台灣後，更是遠離軍隊，一度賦閑在家。
魏炳超來到台灣後沒有了靠山，又無一技之長，便孤身一人居住在台北卧龍街内的一處“榮民”大院内，聊此餘生。
已經年逾七旬的魏炳超得知吳建甯的來意後，十分熱情，便告訴吳建甯當年魏炳文去世後，那把軍刀一直由其小兒子
魏亮
保管并捐獻，同時老人還将侄子的聯系方式及住址一并告知。
就這樣，吳建甯按照魏炳超給的位址找到了魏炳文的兒子魏亮。
魏亮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對于大陸記者的采訪熱情中摻雜着些許猶豫，由于對大陸不甚了解，心中尚有憂慮。
接連幾番電話後，吳建甯與魏亮建立了些許信任，在吳建甯曉之國家大義，講述南京大屠殺的的慘狀和受害者悲痛人生後，作為大陸軍人後代的魏亮決定對吳建甯敞開心扉，接受他的采訪。
吳建甯（左）軍刀捐贈者魏亮（右）
在交談中，吳建甯了解到魏炳文到達台灣後，就一直賦閑在家，這把軍刀也被他收藏在家中，幾乎從來都不對外人說。
五十年代時，台灣有一家電影制片廠正拍攝一部抗戰影片，導演就将這把軍刀借去當做道具，并給了它一個特寫的鏡頭。
沒想到，這部電影被一個日本人看到了，随後他四處打聽魏炳文的家庭住址，要出高價購買，但是遭到了魏炳文的嚴詞拒絕。
日本人買日本軍刀，是兇手的後人還是說是日本當局急于銷毀證據？早已沒有權力的他沒有繼續追問，但是作為一名中國軍人，在金錢的誘惑下，他沒有忘記國家之辱，民族之恨，屢次拒絕日本人的重金收購。
後來，魏炳文不勝其擾，為了躲避他，前前後後搬了四次家。
1971年魏炳文去世後，這把刀就傳給了他的小兒子，也就是魏亮。
對于這把刀的來曆和背後的意義，魏亮十厘清楚，但是這樣一把兇手收藏在家裡，始終不是好法子。
在父親去世不久，他便帶着刀到一家拍賣公司估價，結果拍賣公司給出了100萬美元的價格，魏亮着實被吓了一大跳，他急忙趕回家中将這個消息告訴了母親。
母親得知兒子要将這把軍刀賣出去，當即對他發了脾氣：“
給多少錢我也不能賣，那些被砍死的人死得多冤， 我怎麼能拿他們的血腥錢呢？
”
就這樣，在母親的堅持下，這把刀一直留在魏家。
1985年，魏亮母親
魏常蓮
生命垂危，彌留之際交代子女要将這把軍刀捐贈出去。此時正值抗日戰争勝利四十周年，魏亮就将這把殘害了107位中國軍民的兇刀捐贈給了“國軍曆史文物館”。
軍刀收藏地--國軍曆史文物館
魏炳文的線索由此而止，吳建甯隻得停止在台灣的采訪。
不管是收繳這把軍刀的
，還是後來保管軍刀的魏家，所有的線索全都斷裂，難道這會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揭開的曆史謎團嗎？而那個逍遙法外的兇手也會得不到正義的審判嗎？
吳建甯不甘心，回到大陸後查閱了大量的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拜訪了多位著名的專家，甚至還采訪了不少經曆過侵華戰争的日本兵，如同大海撈針，依舊毫無線索。
不過，吳建甯并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拍攝的紀錄片《跨越海峽的尋訪》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反響，不管是民間和官方都在尋找那位殺害了107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
1997年時，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欄目就曾制作了一期節目，講述吳建甯追查兇手的過程，讓億萬觀衆看到了陳列在台北文史館中的那把罪惡的屠刀！
一把兇刀，一條“落網之魚”的罪惡人生
時光如梭，二十年的時間轉瞬即逝。
2017年的8月的一天，正在工作的吳建甯突然接到原攝制組成員、現任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的電話，告訴了他一個極其振奮的消息：
22年前發現的那把殺害了107名中國同胞的兇刀的主人找到了！
原來，就在前段時間，有一位學者在查詢《終戰時帝國陸軍全現役将校職務明鑒》時，得到了一份當年日軍混成第一旅團向第16軍投降時所有軍官的名單，随後他又查詢了《南京戰史資料集》中所有參加過南京戰役的日本軍官名單。
最終，他通過對比鎖定了一位既參加過南京大屠殺又在日軍投降時在第一混成旅團中任職的軍官--
馬見塚八藏
和野田毅、向井敏明、田中軍吉三人一樣，曾在南京大屠殺中殺害了100餘名中國同胞！
這位“百人斬兇手”，出生于日本鹿兒島縣，具體生卒年不詳。1937年12月南京戰役中，馬見塚八藏在第六師團第23聯隊中任11中隊隊長，軍銜大尉，于1938年初調走，後續任職沒有記載。
1945年日軍投降時，馬見塚八藏在第一混成旅團中任職，擔任步兵第72大隊大隊長，軍銜少佐。
1946年1月在河北定縣向16軍交械投降後，被送往天津收容所，随後傳回日本老家。
根據學者查詢的《二二六事件研究資料》中，可以些許勾勒出馬見塚八藏這個惡魔的人生履曆。
馬見塚八藏是一位極其典型而又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深受日本“納粹主義”教父、炮制侵華理論的
北一輝
等人的熏陶。
他曾在日軍青年軍官雜志《青雲》上發表過文章，極度鼓吹“昭和維新”，号召所有的日軍青年軍官聯合起來，将日軍徹徹底底的改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國家。
1936年時，日本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二二六事件”，一群思想狂熱的“皇道派”青年軍官起兵叛亂，對政見不合的人進行刺殺，馬見塚八藏就是其中的密謀者。
二二六事件中“黃道派”喊出的口号
後來“二二六事件”被鎮壓，由于馬見塚八藏的部隊駐紮在日本九州，距離東京較遠，沒有參加這次事變，是以才僥幸逃過一劫。
沒有接受懲罰，不代表他所做的事情沒人知道，從1937年的大尉，到1945年的少佐，他在中國呆了8年，但是軍銜隻升了一級，由此可見他因“二二六”事件在日本軍中不被待見。
可以想象，一個時常以“昭和維新男兒”自居的狂熱分子，卻因“皇道派”失勢而在軍中屢遭打壓，他的内心對于中國是何等的仇恨？
1937年8月，馬見塚八藏跟随第六師團第23聯隊來到中國，初入中國就經曆戰争，當時他們部隊駐守在北平附近的門頭溝陣地，與
衛立煌
率領的第14集團軍展開激戰。
在這場戰鬥中，第23聯隊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打擊，死傷多達五百餘人，馬見塚八藏也在戰鬥中負傷，被送往醫院治療。
三個月後，
率領的第六師團從杭州灣登陸，傷愈的馬見塚八藏就傳回軍中參加了南京戰役，在攻城戰鬥中，馬見塚八藏先是率部在中華門和雨花台與中國軍隊激戰，突入南京後，他就将自己這些年來的所有不滿全都發洩到中國人民身上。
他拿着他的那把指揮刀，在西南城區掃蕩時見人就砍，一個、兩個、三個......每逢殺一個人，他就在心裡記一個數，由此可見他的内心是何等的變态與陰暗。
到最後，他手中的刀刃都被砍卷了，更不用說身上、臉上全都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
馬見塚八藏為了炫耀自己的“戰績”特地在他指揮刀的刀柄處刻下了“南京之役殺107人”字樣，這是何等的嚣張！
不過可惜的是，這個曾在南京城中犯下重罪，殺害了107名中國同胞的罪犯卻逃過了南京審判，一直逍遙法外，最終老死在鹿兒島。
可謂是“天道昭彰，報應不爽”，這個殺人惡魔即使藏得再深，也改變不了事實，馬見塚八藏這個人将會永遠的被人類的正義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而日軍法西斯在南京城下犯下了滔天血債，是一個寫在二十世紀人類曆史上的、永遠不可能被抹掉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