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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文明的曙光已經在東莞初現：蚝崗遺址被譽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村頭遺址是廣東省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面積最大的一處，東城區柏洲邊村豬牯嶺發現了“廣東第一井”……伴随着大量考古發現，掩埋于地下的東莞曆史遺迹褪去層層面紗，從各個角度講述着東莞悠遠的曆史文脈。
東莞是一座正在崛起的現代化城市，現代化程序使城市難以避免同質化。喚起本土人文精神、發掘城市曆史遺存、整理東莞考古資源，對于東莞建構差別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意義。從民國時期東莞文人收集曆史文物、金石考古，到如今豐富的考古發現，東莞人從未停止“尋根”的腳步。
虎門村頭貝丘遺址于2019年10月入選國寶機關。
2019年10月，在村頭遺址入選國寶機關後，時任東莞市政協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的李炳球，第一時間邀請廣東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岩，介紹村頭遺址究竟有什麼樣的價值，以及為何能入選為國家級文物保護機關。《文化周末報》在2020年6月以“聽考古學家講村頭遺址的故事”為題，向讀者介紹了相關内容，萌生并開始策劃“考古在東莞”系列專題報道。
2020年7月，經李炳球介紹，《文化周末報》有幸邀請到東莞市博物館原館長鐘創堅、副館長李潤權、研究部主任張光華以及辦公室主任葉志祥這四位參與見證近半個世紀東莞考古發掘的老一輩文博工作者，聽他們講述一段段東莞考古往事。
從不同角度梳理東莞文脈，展現東莞曆史文化，是《文化周末報》前進的目标與動力。通過走訪村頭遺址，傾聽老一輩文博工作者的工作往事，我們深受感動，希望能為更多人講述東莞的考古故事，邀請了曾參與過東莞重要考古遺存發掘的考古學家、文博工作者，将專業、枯燥的考古知識，通過簡單易懂的形式展現給讀者，拉近公衆與考古間的距離，連接配接東莞的現在與過去，讓更多年輕人了解考古、熱愛考古。因為考古專業性較強以及成文時間較短，文章錯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批評指正。
追根溯源 撫古問今
東莞現代考古成果
1993年1月7日，一塊承載着近6000萬年前訊息的木化石，在東莞市附城街道（今為東城街道）一處施工現場被發現，當時工地的負責人及時向市文物部門報告了相關情況，使這塊珍貴的木化石得以妥善儲存。
為了挖掘出這塊木化石的秘密，參與本次考古發掘的地質古生物研究學者蔡重陽、金建華，以及東莞市博物館從業人員鐘創堅、李潤權、李河清等人，與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合作，使用放大鏡、立體解剖鏡以及掃描電鏡（SEM）等儀器，對木化石主幹表面的絲炭化材料進行内部構造的觀察和研究，發現這是一種晚白垩世時期的雲杉新種，将其命名為東莞雲杉型木（新種）。
這塊名為東莞雲杉的木化石，對于東莞和華南地區白垩紀地層的劃分和對比研究，以及對該區古植物地理、古氣候和地質發展史的研究均具重要意義。通過考古，東莞的過去正在以物質文化的形式傳遞它的意義。
探尋文明之光：東莞新石器時期貝丘遺址
作為一門研究過去存在的學問，考古也可以用來考察現實世界。
中國現代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提出“滿天星鬥說”，認為中國數以千計的新石器遺址可以分為六大闆塊。包括中國西南地區的廣東珠江三角洲新石器遺址，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泰山地區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的山東、蘇北、豫東地區文化，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為代表的湖北及其相鄰地區文化等，共同構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相較于廣袤的中國内陸地區，珠江三角洲極具特點的自然環境，使其新石器時期考古在整個中國考古學界都具有鮮明的特點，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位于珠江口東岸的東莞，憑借優越的自然環境，留下了萬福庵遺址、蚝崗遺址、村頭遺址、圓洲遺址和龍眼崗遺址等豐富的新石器時期貝丘遺址，東莞成為廣東珠江三角洲史前遺迹調查中的“香饽饽”。而經常到訪東莞進行考古發掘的廣東省一線文物考古學者莫稚、朱非素、古運泉、邱立誠、龍家有、劉成基、李才堯、李子文、馮孟欽、崔勇、李岩等人，也與東莞結下了不解之緣。
1956年7月，廣東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就與中山大學曆史系合作，組成粵東文物普查隊，在寶安、東莞兩縣發現11處遺址。1960年，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東莞市企石鎮發現萬福庵遺址。1961年7月到8月期間，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暨南大學、廣東省師範學院曆史系組成廣東文物工作隊，在東莞縣龍江村發現了1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同年，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在東莞圓洲東約300米的一個山崗上發現文化遺存，并做過試掘，定名為廟邊王遺址。
東莞市蚝崗遺址博物館為市民們展現着人類先祖社會的情境。 圖檔：南城檔案館
由于當時各種條件所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發現的東莞新石器遺址并未進行深入發掘。而被考古學家譽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的蚝崗貝丘遺址，竟是由東莞業餘考古愛好者發現的。
蚝崗遺址發掘舊照。圖檔：南城檔案館
據廣東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馮孟欽考證，蚝崗遺址于20世紀80年代由東莞業餘考古愛好者發現，位于南城勝和蚝崗村。1990年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東莞市博物館曾做過調查，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對遺址進行調查。
2003年4月至7月，蚝崗遺址經過多次調查後，終于迎來詳盡的勘探和試掘，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東莞市博物館組成的考古隊，收獲了豐碩的成果。其中最引人關注便是蚝崗遺址當時出土的珠江三角洲考古發現年代最早的較為完整的人類骨架，馮孟欽在考古調查報告《蚝崗遺址發掘的主要收獲》中寫道：“堪稱珠江三角洲之祖”，為研究珠江三角洲先民的種族特征和來源提供了體質人類學的資料。
蚝崗遺址發現的房柱洞。圖檔：南城檔案館
據考古學者推斷，蚝崗遺址中距今最久遠的部分已有5500—6000年，遺址揭露面積雖然不大，但文化内涵比較豐富，出土灰坑、墓葬、溝、房屋、石器、陶器、蚝器、骨器等多種先民遺存，勾勒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原始社會景象，對整個珠江三角洲史前考古都具有參考與對比意義。在此基礎上，東莞市南城區建造了蚝崗遺址博物館，使蚝崗貝丘遺址的古代文化遺存得以永久儲存的同時，活化古代文化遺産，為東莞市民展現着人類先祖社會的生活情境。
1989年考古學者王學榮在村頭發掘的工作照。圖檔： 李岩
2019年10月，曆經32年發掘、整理、研究的村頭遺址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機關。村頭遺址位于珠江虎門入海口東岸，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東南部，北距東莞市近30公裡。1987年冬，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廣深高速公路建設而進行的考古調查勘探時發現村頭遺址，随後廣深珠高速公路工程建設指揮部撥出專款，由中國著名考古學家朱非素領隊，李岩、韋貴耀、劉成基、龍家有、王紅星、李河清、鐘創堅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和東莞市博物館的專家及從業人員聯合組成發掘隊，分别于1989年8月至1990年5月和1993年3月至7月，先後兩次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
村頭遺址出土水晶玦。 圖檔：李岩
村頭遺址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發掘清理了明代和相當于商代兩個時期的遺物、遺迹，現已發掘三分之一，出土遺物豐富，器物組合形态清楚，遺址考古地層學疊壓關系明顯，是目前發現的嶺南地區儲存最完好、遺迹現象最豐富的史前村落遺迹之一，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特征、年代和分期，以及與粵東、粵北、粵西地區文化關系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實物資料，對建立珠江三角洲地區先秦文化序列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考古學者眼中，新石器時期東莞是這樣的：從最東的橋頭鎮向西，由蓮花山脈的餘脈丘陵逐漸過渡到寬廣的沖積平原，平原上偶爾有孤立的崗地，是誕生新石器時期貝丘遺址合适的區位條件。貝丘遺址是古代人類居住遺址的一種，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有廣泛的分布，以古代人類大量食剩抛棄的貝殼為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貝丘遺址均分布于平原上地勢較高的台地、土墩之上，正好與東莞出土貝丘遺址的地理環境相符。
村頭遺址考古發掘領隊朱非素（左）在村頭遺址。 圖檔：李岩
1995年3月至4月，為搜集珠江三角洲地區史前文化與環境關系的資料，由朱非素領隊的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趙輝、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袁靖以及暨南大學曆史學系趙善德等人合作，組成珠江三角洲史前遺迹調查組，對包括東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區24處史前遺址進行了一次詳盡的考古調查。此次調查的珠江三角洲東側貝丘遺址，均在東江南岸的東莞市境内，除上述的蚝崗遺址與村頭遺址，還有萬福庵遺址以及本次調查新發現的龍眼崗遺址和圓洲遺址。
萬福庵遺址出土彩陶片。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在發現村頭遺址後，朱非素帶領發掘隊對石排鎮龍眼崗貝丘遺址和企石鎮萬福庵貝丘遺址進行了調查和複查，獲得了一批新的資料。萬福庵遺址位于企石鎮江邊村北的一處低矮台地之上，在1960年曾進行過調查試掘，地層堆積比較單薄且時代單一，遺物以細繩紋夾砂陶和泥質彩陶為特征，其絕對年代約為距今5000年左右，與蚝崗遺址同為東莞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迹。
龍眼崗貝丘遺址位于石排鎮廟邊王村沙徑自然村北部，于珠江三角洲史前遺迹調查組考古調查時發現，遺址與萬福庵遺址的地理環境相似。因開發建設，遺址地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龍眼崗遺址調查時，經由一位熱心村民的引導，珠江三角洲史前遺迹調查組在西距龍眼崗遺址約400米一處貝殼堆積十分豐富的地點，發現圓洲遺址。龍眼崗遺址與圓洲遺址中間僅為村舍所隔。
圓洲遺址出土藍紋灰陶罐。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1961年，廣東省博物館文物隊曾在東莞圓洲東約300米的一個山崗上發現文化遺存，并做試掘，定名為廟邊王遺址。本次東莞圓洲貝丘遺址發現後，由朱非素領隊，趙善德、吳海貴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學者，與王紅星等東莞市博物館從業人員組成考古隊，在1998年1月至3月對圓洲遺址進行了發掘。
經過考古學者近半個世紀的不懈努力，東莞新石器時期貝丘遺址所承載的先民資訊，現已慢慢呈現在人們眼前。以如何選擇居住地為例，經過考古學者的整理、研究與劃分，将東莞萬福庵遺址早期部分、龍眼崗遺址晚期部分、圓洲遺址歸類為台地型貝丘遺址，這類型遺址的陸上腹地較大，食物資源種類豐富，陸路交通較為友善，是人們選擇居住地時較理想的場所；東莞蚝崗遺址的早期部分、村頭遺址晚期部分，屬于海岸型貝丘遺址，這類遺址的數量較少，瀕臨大海，在珠江三角洲隻有新會羅山嘴和東莞蚝崗、村頭三處。東莞蚝崗遺址坐落在較高陡的海岸上，村頭遺址則在海灣岬角的狀台地。貝丘遺址地形特征傳遞的資訊，證明三角洲地區的文化發展，主要通過先民對天然食物資源的開發深度推進。
觸摸文脈根基：東莞由商至近代的考古發現
将東莞村頭遺址列入中國考古學的大視野中，我們會發現村頭遺址已屬于青銅時代的早期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受到中原商文化影響的石牙璋等禮器和戈類兵器，印證東莞在這時期已踏進嶺南早期文明的門檻。
先秦時期的東莞雖無文可考，但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少量考古資料，仍能為如今的人們提供一個先秦時期的東莞輪廓。
除了村頭遺址，考古工作者還在東莞謝崗鎮大龍村榕樹嶺發現一處商代遺址，但未進行詳細發掘，僅清理一座墓葬，出土随葬陶器釜與圈足壺各一件。遺址中還發現柱子洞遺迹，采集到石戈、石锛等兵器與工具。
在東莞東城區柏洲邊村發現了屬于周朝遺址的豬牯嶺、峽口和石角頭遺址，三處遺址相鄰不遠，都位于東江南支流的南岸。2006年2月至4月，考古工作者對豬牯嶺遺址進行了發掘，共清理了東周時期水井3口，是迄今為止廣東省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水井，廣東省文物考古所第—研究室主任邱立誠在當時稱其為“廣東第一井”，并認定豬牯嶺遺址是一處戰國晚期至漢初先民居住和生活的聚落。
傅斯年曾說：“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意思是将考古發現的地下實物史料作為修國史的重要依據，東莞多處考古發現都是這句話的例證。1966年4月，東莞“鎮象塔”終于在考古發掘中露出全貌，并為文史學者提供了幾處與文獻記載相出入的實物史料，使人們對其有了全新的認識。
虎門丫紗帽東漢墓葬出土陶屋。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1989年3月，牛草嶺出土東莞境内首個東漢墓；1990年11月，虎門東漢墓發現了當時廣東東漢墓中不多見的随葬品，為研究東莞地區的漢代曆史提供了新資料，填補了相關史料的不足。
以身後世界為基點，考古從另一個角度為現在的人們展現東莞各時期的社會情境。而東莞悠遠的曆史文脈，留下了豐富的不同曆史時期墓葬遺址，如1972年6月在東莞市篁村鎮勝和元嶺發現一座宋代磚室墓，1987年10月至12月間在廣深高速沿線發現70多座宋至清代墓葬，1988年4月在東莞市篁村區發現羅亨信家族墓，1997年10月對附城佛子嶺古墓群進行了發掘，1999年4月東莞市長安鎮鹹西村蓮花水庫邊發現了一座宋墓……
羅亨信家族墓出土侈口青花花卉碗。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這些出土墓葬中不乏東莞著名曆史名人及其家屬墓葬，如東莞宋代著名理學家李用之子李春叟墓、徐兆魁母親王氏墓、羅亨信家族墓，為地方史志、地方人物和民俗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真實的資料。
羅亨信家族墓出土“為善最樂”銅鏡。 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上世紀90年代左右，因基建需要，廣東省博物館派崔勇、劉建安會同東莞市博物館的王奇芬、王健、鐘創堅、李河清等人，對位于東莞市篁村區麻地嶺鄉的李春叟墓進行搶救性發掘。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崔勇執筆寫成的《東莞市宋代李春叟墓發掘簡報》中，考古學者通過出土的《李春叟墓志》《梅外李公墓表》及《宋梅外處士傳》碑文，對東莞曆史名人李春叟的相關曆史記載進行了詳盡的考證。
李春叟是宋末元初的東莞人，《廣州人物傳》《東莞縣志》均有傳記，曾編撰《文溪集》，著《詠歸集》，深受東莞人民敬重。他的墓志與《琴軒集·梅外李公墓表》中均稱李春叟墓為合葬墓，但通過考古發掘，發現此為單人一次葬墓，與上述文獻均不相符，崔勇推測是《琴軒集》的作者陳琏錯撰所緻。此外，崔勇寫到：“‘墓志’記李春叟卒于元貞戊戌年五月，但據《中國曆史年代簡表》考，元貞無戊戌年，李春叟應卒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關于李春叟的卒年，《廣州人物傳》和《東莞縣志》沒有記載，《琴軒集》《文溪集》亦無法考證。此次發掘，填補了史料之不足。”
寮步鎮響堂嶺鐘松雪家族墓地中出土的“白釉貼花帶蓋瓶”。圖檔：《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實物材料作為人類行為的結果，反映着人類活動。與墓葬一同出土的各類陶器、瓷器等生活用品，也是東莞考古的主要組成部分。2003年2月26日，東莞市寮步鎮上屯村響堂嶺鐘松雪家族墓地中出土一對“大明年造”款“白釉貼花帶蓋瓶”。當時正值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史樹青先生一行旅莞，他們鑒賞後贊賞其為“國寶！”并親筆寫下鑒定意見書：“餘與黎泰麟、張彥諸君來東莞博物館。承示二月二十七日出土明代白釉貼花帶蓋瓶成對，歎為稀見之品，誠為我國陶瓷史上之重要發現。”東莞出土的這對白釉貼花帶蓋瓶，成為明代成化年間民窯燒造白釉貼花瓷器的珍貴記錄，後被評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中國人民在東莞虎門留下來的抗英史迹，更是東莞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圖檔：鴉片戰争博物館
鴉片戰争時期，中國人民在東莞虎門留下來的抗英史迹，更是東莞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今，留存的抗英史迹有林則徐銷煙池舊址、虎門炮台舊址、虎門炮台抗英鐵炮以及抗英烈士墓，在此基礎上修建了鴉片戰争博物館，為來到這裡的遊客講述着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反抗精神。
關于虎門抗英史迹的考古研究，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已開始。中國曆史博物館原副館長、研究館員杜永鎮在考察完虎門各炮台遺址後，完成《對虎門炮台抗英大炮和虎門海口各炮台的初步考查》一文，并于1963年發表在《文物》上。
清道光二十二年佛山造六千司馬斤前膛鐵炮。圖檔：鴉片戰争博物館
1973至1974年，東莞著名考古學者莫稚與原東莞縣文化局副局長房松青，虎門抗英紀念館原館長龐漢忠，東莞縣博物館從業人員鐘創堅、王光和，廣東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邱立誠、楊少祥、曹子鈞等人，進行了林則徐銷煙地舊址、虎門炮台舊址和抗英烈士墓的調查和發掘，完成《鴉片戰争時期廣東東莞虎門抗英史迹考略》《虎門與鴉片戰争》《鴉片戰争的煙雲》等文章，從考古學的角度闡釋了這段特殊的曆史時期。
延 伸
東莞考古的堅守者
“我們接管金鳌洲塔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塔周圍的圍欄都沒有了，木制樓梯大多朽爛。上去後，發現塔頂上有很多蝙蝠，各種石雕散落在園中。後來，我們花費了半年時間進行初步整治，重新規劃塔的周邊環境，将散落在東莞大地上的石刻文物全部收集入園中。”回憶起當年管理金鳌洲塔的種種往事，東莞市（縣）博物館原館長鐘創堅、副館長李潤權、研究部主任張光華以及辦公室主任葉志祥，對二十多年前花最少的錢，完成較完整的文物收集、管理、保護和展示工作，感到自豪不已。
坐落在東江南支流的金鳌洲塔。
東莞市（縣）博物館作為東莞近半個世紀的考古發現主力軍，在東莞市（縣）文物管理部門的支援下，積極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機構的發掘、整理工作，因地制宜，多方合作，對東莞出土文物進行了完整的保護、管理和展覽。“我們一直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将東莞一批批文物遺址風貌保留下來，讓現在的孩子看看過去的東莞。”鐘創堅說，出于對家鄉的熱愛，對東莞文物的情懷，他們始終都在探尋如何将文物的保護、管理和展覽做到最好。
2003年2月，東莞橋頭鎮出土一具明代嘉靖年間的女性古屍，不久後又在大嶺山出土另一具距今400餘年儲存完好的明代男性古屍，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為了将其長期儲存、展覽，東莞市博物館與廣東藥學院人體解剖教研室合作，幫助他們完成生物塑化技術對古屍的儲存研究和應用項目，是當時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首例，在人類考古學上開創了紀年。
出版較為系統地介紹東莞考古方面的相關文集，一直是老一代東莞文博人的心願。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圖書出版遠不如今天這樣便利，東莞市博物館與東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協商，希望能編輯一本有關東莞地區考古史料的書。幾經波折，這本《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終于在2013年面世。
《東莞考古發現與研究》
近年來，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東莞文博展覽場館，正在從各個角度為觀衆展現東莞曆史以及東莞文博人作出的努力，東莞市博物館也先後出版《手鏟下的文明——東莞曆年文物考古成果展》《先秦東江三角洲陶器研究》《東莞市博物館藏近現代文物》《東莞古代史》等館編書籍。如今，這些書籍已成為了解東莞考古發現的重要視窗之一，融入了源遠流長的東莞文脈中。
人 物
活躍在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界的東莞人
從百年前傳統曆史學田野調查，發展到金石學研究，再到如今的現代考古學，東莞湧現了一批或重視傳統曆史學田野調查的文史學者，或以傳世出土器物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家，或通過考古發掘研究古代人類社會實物遺存的考古學者，他們在各自研究領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與衆多熱愛文物的東莞人一起，講述着東莞民間的考古往事。
近代以來，東莞學人立足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兩方面，活躍在中國考古學界，其中陳伯陶、容庚、鄭師許、莫稚、張鎮洪、張壽祺、容媛、楊寶霖等知名學者，成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陳伯陶
1855—1930
東莞清末探花陳伯陶是位重視傳統曆史學田野調查的學者，在其負責編撰《東莞縣志》時，踏遍東莞當時的城鄉、墟市、寺廟、牌坊、塚墓等地上文化痕迹，在縣志的《建置略》《古迹略》《金石略》等卷中，記載了“鎮象塔”、李春叟墓等能反映東莞曆史沿革的寺廟、牌坊、墓志與碑文，為東莞文史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資料。
容庚
1894-1983
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容庚，于1934年6月與徐中舒、董作賓、顧廷龍、邵子風、商承祚等人發起組織金石學會，張蔭麟、鄭師許、容肇祖等東莞學者也在其中。同年9月，金石學會改稱為考古學社，選出容庚、徐中舒、劉節、唐蘭、魏建功等五人為考古學社執行委員，編輯社刊《考古》，并在之後邀請郭沫若入會，成為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團體組織。
鄭師許
1897—1952
中國著名曆史學家鄭師許，曾翻譯多本介紹英國、日本等博物館文物儲存、考古學方法論以及國外考古學現狀的書籍，對于中國曆史實物儲存以及考古學的傳播作出了較大貢獻。
1952年至1955年，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從業人員訓練班，現在被稱為考古的“黃埔四期”，東莞考古學者莫稚為其中的第四期學員。近半個世紀以來，莫稚的考古足迹遍及珠三角地區，是東莞最早的現代考古學者。
2010年5月15日在柳州白蓮洞遺址考察留影。（左二為張鎮洪）
自1963年大學畢業，東莞考古學者張鎮洪便一直緻力于中國史前考古研究，榮獲2002年首屆“中國科學院裴文中科學貢獻獎”，在現代人起源和舊石器時代考古、中石器文化研究、第四紀古生物研究、港澳考古等學術領域均有着卓著的貢獻。
東莞人類學家張壽祺先生的一生都在行與知中求索，在他5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足迹遍及廣西、海南、廣東等少數民族聚集地，對海南島民族曆史、疍家人以及“民族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如今依然影響着後輩學者。
東莞金石目錄學家容媛，在《燕京學報》上撰述了一系列國内考古報道，編制《燕京文學圖書館所藏石刻草目》，編輯《金石書錄目》《金石書錄目補編》，将畢生精力貢獻于金石考古事業。
楊寶霖先生講座現場。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東莞文史學者楊寶霖帶領着他的學生開始曆史學田野調查，收集和儲存了一批現已被破壞或佚失的東莞地上牌坊、經幢、石碑和墓碑碑文，并花費數十年緻力于東莞的文史和民俗文化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績卓越，在莞邑及粵地久負盛名，在史學界也威望素著。
東莞文脈悠遠，在先賢尚文尚藝風氣的影響下，民間文物愛好者與收藏者衆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東莞茶山、柏洲邊等地進行開發建設時出土大量文物，出現了以譚志恒為代表的一批民間業餘考古愛好者與保護者，他們熱衷收藏更熱心捐贈，對當時不被重視的散落在民間的文物起到了保護作用，是東莞民間文物的守護者。
展 望
東莞考古的“大視野”
2020年3月，位于東莞的“國之重器”中國散裂中子源（CSNS），迎來了一塊來自南海的水下文物凝結物。這是中國散裂中子源（CSNS）首次應用于考古研究，可以使文物在完全無損的情況下，透射分析其内部的複雜結構，為考古學研究提供全新的高科技手段。
從研究傳世與出土古代器物的金石學，到如今結合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技術手段的交叉性學科，考古學已有環境考古、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地學考古等越來越多的分支。東莞考古作為考古學的微小課題，更需要人們用廣闊的視野、不同的角度去認識。
為了展現東莞考古所包涵的“大視野”，“考古在東莞”系列計劃推出“史前明珠——誕生廣東第一人的東莞貝丘遺址”“身後世界——東莞對明代古屍的鑒定和塑化儲存”“文物的遷移與管理——以北宋‘象塔’與金鳌洲塔為例”“險些碎裂的國寶！明代白釉貼花帶蓋瓶的發掘故事”“銘記曆史——清朝虎門炮台遺址”“博采衆長——東莞考古與中國考古名人的聯系”等專題，通過人類學考古、科技考古、公衆考古等多個視角，以故事的形式展現東莞在東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廣東省乃至全國的考古定位，以考古為線索帶領讀者一窺東莞的前生今世。
撰文 | 李彤晖
策劃 | 曾理理
顧問 | 李炳球
統籌 | 李彤晖
編輯 | 龔藝超
執行|李彤晖 張曉敏 龔藝超 張筱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