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流行着一種叫做質子外交的外交模式。就是兩國在達成盟約後，為了防止對方變卦，或者說向對方表明自己一定會遵守約定，往往會給對方送去人質，以互相取信。而這個人質的人選需要有着很大的價值，是以往往會是國君的兒子。
其最初始于春秋時代，流行與戰國時期。在那個時期的史書中，咱們經常可以看到比如“某太子質于某國”、“某國使太子為質”、“太子從某國歸”等類似的字句。
比如秦始皇嬴政的父親，秦莊襄王子楚，當初就是以質子的身份待在趙國。最後在商人呂不韋的幫助下重返秦國，繼承王位。
而到漢朝，國家一統，質子外交基本形成一種制度，其實質是中央王朝向與之建立藩屬關系的少數民族索取人質，雙方是一種宗主國與附屬的關系。“質子”又稱為“侍子”，大多以民族首領或部落酋長的兒子或兄弟、王室成員或權貴充當。兩漢時期，“入侍為質”和“納質為臣”的現象十分普遍，質子制度就成為兩漢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的政治制度。
當然，質子來到長安，除了當人質以外，還有着學習漢朝先進制度文化的目的。是以這個時期的質子更像是留學生。
當然，漢朝政府也彰顯大國風範，對這些質子有教無類，補給給予最好的教學條件，甚至還配以官職。
當然，質子制度不僅僅展現在外交上，也展現在對内的一個國家治理上。比如在唐朝，藩鎮割據嚴重，唐朝中央政府為了防止藩鎮作亂，往往會征召各藩鎮節度使的兄弟子侄入京為質子。唐中央遂對藩鎮征召質子，若藩鎮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過掌控人質以進行制裁。
吳三桂當初就藩雲南，其兒子吳應熊卻留在京城，應該就是和唐朝的藩鎮質子一樣，充當一個人質的角色。
而且這不是吳三桂想不想留的問題，而是非留不可。畢竟當時吳三桂的身份比較特殊，他雖然歸順了清朝，但他一來是明朝舊将，二來是漢臣，雖然宣誓忠于清朝皇帝，願意為清朝而戰，但他們卻沒有入旗，身份類似單成一部，或者也可以了解為單獨成一旗，既不屬于八旗漢軍，也不屬于綠營，是事實上的軍閥。是以其不可能得到清廷的絕對信任。
甚至于最初的吳三桂和清朝更像是一個合作的關系，他反對的是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甚至于包括張獻忠。其對于明朝還是一個奉為主君的的态度，是以他當初打得是“複君父之仇”的旗号，而不是給清王朝征伐天下。
也正是因為如此，吳三桂絞死永曆帝前，大多數抗清勢力，比如李定國、文安之、張蒼水等人都對吳三桂抱有期待，他們覺得吳三桂跟已經入了漢旗，無可救藥的洪承疇、祖大壽等不一樣，還可以挽救，指不定哪天就能反正了。
當然了，這僅僅隻是名義上，因為滅掉了李自成後，吳三桂可沒對南明小朝廷心軟過，就連永曆皇帝都被他從緬甸給抓了回來，并處以了極刑。
這說明吳三桂已經完完全全投靠了清朝。
但這些并不足以讓清朝完全的信任吳三桂，而且甚至對其更加忌憚。因為在平定南明之後，清朝已經坐穩了天下，重兵在握的吳三桂不再是助力，而是威脅。
當時獲封平西王，永鎮雲南，兼轄貴州，而且自主權極大，西南的軍政大權他一人獨掌，幾乎不受朝廷的節制。
“假以便宜，不複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戶部不得稽遲”
這樣的吳三桂俨然就是一個土皇帝。
而且作為一個降将、一個漢臣，他可以背叛明朝、背叛李自成、自然也就可以背叛清朝。對此，清朝不得不防。
于是，在多爾衮的操作下，吳三桂的兒子吳應熊被留在了京城，作為人質，以要挾吳三桂，使其投鼠忌器。
當然了，多爾衮的面子功夫還是做得很好的。他親自做媒，将皇太極的女兒和碩公主下嫁吳三桂兒子吳應熊，封他為"和碩額驸"，還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銜。
對于這些，吳三桂心裡也很明白，雖然知道兒子是當人質，但他卻不能反對。因為他如果反對，那就證明其有異心，估計屆時就會面臨八旗軍的圍剿了。是以，這一點無論是清廷還是吳三桂都心知肚明，雙方表面一團和氣，私下裡各自想些什麼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事實上，不僅僅是平西王吳三桂，當時的三藩都是這個待遇。比如平南王尚可喜的兒子第七個尚之隆，就和吳應熊一樣娶了公主當了附馬爺，并官至領侍衛内大臣。靖南王耿繼茂最厲害，他的三個兒子都在京城當了驸馬爺。
當然，這些并沒有讓清朝徹底的控制住三藩，他們還是反了。
值得一提的是，當初吳三桂造反之前，曾秘密派人去京城接過兒子，結果吳應熊不肯回昆明，使者隻能帶走了長孫吳世璠，後來吳三桂去世，便是有他繼承的吳周皇位。而不肯離京的吳應熊最終被康熙所誅殺。政治是一場交易，在這個交易市場裡面，友情、愛情以及親情都是可以交換的，有交易就有賺有虧，秦始皇由質子到皇帝，可以說是血賺，而吳應熊麼，隻能說是血虧到底了。
當然，這裡吳應熊或許不是不肯走，而是他根本就走不了。因為他若離開，便是在告訴清朝，吳三桂即将造反，這無疑會影響吳三桂的計劃。而吳應熊如果留在京城，卻是對吳三桂助力頗多，一來可以穩住朝廷，二來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收集情報，結交重臣，充當一個内應的角色。
是以，或許從吳三桂決定造反那一天起，吳應熊就是那顆被舍棄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