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的誕生：家庭、社會與精神科學

《隐谷路:一個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絕望與希望》

（美）羅伯特·科爾克/著黃琪/譯

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1年10月

家庭既是疾病的溫床，更是心靈的療養院。在《隐谷路:一個精神分裂症家族的絕望與希望》中，羅伯特·科爾克用斐然的筆觸描述了令人唏噓的加爾文一家，體面的父母多恩與咪咪孕育出的14名孩子中有多人罹患精神分裂症，孩子們破碎的心靈如一擊重錘，擊碎了這個中産之家的美好鏡像。

科爾克用細膩動人的叙述寫出了“家”的多元特性，呈現出“心靈”與“家庭”之間的角力與撕扯。除此之外，“社會思潮”與“精神科學”也是科爾克探究悲劇起因的重要次元，前者反映出社會潮流對個人的影響，後者表征出“人”在科學中的位置與形象。在這三重次元的彼此映照下，加爾文一家的“家庭悲劇”具有了“社會悲劇”的廣度與“人性悲劇”的深度，成為一個社會分析的重要案例，“心靈的破碎與家庭的離合”是其中至關重要的因素。可以說，科爾克用一個家庭悲劇将關注的目光與論述的筆觸投射到心靈與社會之間的廣袤領域，為讀者呈現出一部融文學叙事、社會紀實與精神科學探究為一體的著作。

毫無疑問，科爾克在面對一幕人間的悲劇：一對有着體面的社會身份的父母組成的家庭卻出現了精神分裂症的子女，患病幾率還相當之高。無論對于誰而言，這都是一記令人難以接受的人生重創。而造成這出人間悲劇的背後原因，既顯得撲朔迷離，又不禁令人心生探秘的熱情。作為一名有着調查記者經曆的寫作者，羅伯特·科爾克以冷靜的态度面對事件，在家庭、社會與精神科學三個次元來揭秘這場“悲劇的誕生”。

家庭是造成這場悲劇的主要原因，科爾克從孩子們的父母多恩與咪咪入手，描述并展現他們的性格特征。

母親咪咪出生在富庶之家，有着令人豔羨的童年；父親多恩是典型的白人男性，參加過戰争，有着驕傲的内心與近乎天生的控制欲，靠自己的能力和興趣獲得了政治學博士的學位。但在這些光鮮亮麗的社會身份背後，卻有着鮮為人知的生命殘缺——咪咪的生父在她幼年時突然消失，這讓她十分渴望安穩且靓麗的生活，以至于在她成年之後，金色的童年都在其生命的至暗時刻中反複閃耀。但這為她提供的并非是繼續生活的信心與直面苦難的勇氣，而是逃避的理由，“每當不如意，咪咪就會回想紐約夢幻般的童年，和休斯敦的輝煌家族史，來掩蓋眼前的愁雲慘霧”。

這種對未來美好的近乎焦慮的期許以及不為人知、甚至不為己知的逃避心理直接影響了她對待孩子的态度：她近似狂熱的生兒育女，但卻無法盡力地履行母親的責任。咪咪與多恩共孕育了14名子女，無論在哪個國家，這都已經超出了一般的家庭構成。對于咪咪來說，選擇孕育如此多子女的根本目的并非是出于對生命的熱愛，而是以此掩蓋自己殘缺的生活體驗，“她總覺得自己遭到抛棄了，而現在她可以親自創造出陪伴自己的人”。

咪咪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生”“養”和“教”之間的巨大差距，“生很多孩子，和做一個遊刃有餘的母親，是兩碼事”。也正是在這種“巨大差距”中，作為母親的咪咪忙得不可開交，又前後出錯。面對家中患病的孩子與受到欺辱的孩子，她并沒有做好對孩子心靈的撫慰，“她以前從來沒有站在健康的孩子那一邊，現在也不會”。這直接造成了對孩子們心靈的傷害，瑪格麗特是以一生都不願回家面對這些“家人”。從根本上說，這依然是咪咪的逃避心理在作祟，以前“童年”是她應對現實問題的避難所，現在“患病”是她平息沖突的借口，但這借口就像一枚枚尖刺，深深地紮在孩子們的心中。

在社會之維，科爾克将加爾文一家的悲劇與當時“反文化”的社會思潮相關聯，發現了人們鮮少注意的“反文化”運動對于“家庭”和普通個體的日常生活的影響。爆發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現代文化史與社會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大多關注其中的自由訴求與解放潛能，卻鮮少留意其中湧動的虛無主義暗流以及對青年人的精神造成的負面影響。僅就“精神分類症”這個病症而言，諸多理論家為其罩上“抗争”的光暈，反而将“家庭”視作“專制的隐喻”；但他們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精神分裂症”在本質上就是一種疾病，一種會給病人及其家屬帶來無盡悲哀與痛苦的病症。正是在這種認知失衡中，“像加爾文家這樣亟須治療的家庭被抛棄了，成了文化戰争的附帶犧牲品”。

在精神科學之維，科爾克展現出“科學”對“病患”的壓抑，彼得的遭遇就是例證。他在療養院過着規律的生活，接受着緊密的治療，“電擊休克”就是其中一項；當回憶起療養院的生活時，彼得提到“他們會把我弄暈，用氧氣把我冷暈”；無休止的服藥更加重了他精神的緊張，以至于出現“治療耗盡了彼得的精力”的悲哀結局。

在三個次元構成的綜合視角的審視之下，造成這場悲劇的原因得以浮出水面，父母的性格、社會的影響、精神科學的錯位治療等因素都為病患的精神崩潰與家庭的内部危機摁下了加速鍵。在科爾克的叙述中，這三者并非是并行不悖，而是彼此相交、互相融合。

《隐谷路》的每一章都如同在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開篇”尤為精彩。比如第40章的開篇，“母親葬禮的前一天，7月類日炎炎”。這讓我想到了加缪的《局外人》開篇，就在這一句話中，“母親”“葬禮”“前一天”“7月”“烈日炎炎”，每一組詞都是一個叙事因素，在誘惑讀者走進一個别樣的叙事世界。在舒緩的叙事語調中，科爾克寫到了在療養院居住的彼得，講到了妹妹琳賽接他出院去參加母親的葬禮，描述了彼得的“病患”的特征以及他所接受的“治療”的成效，“我完全配合”這句口頭禅令人難忘。科爾克用這一個細節讓一名謹小慎微、戰戰兢兢、言聽計從的病患形象立在讀者的眼前；緊接着，當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後，他又開心得像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如此的反差令人心頭一緊，沁出辛酸與無奈。在母親的葬禮上，大哥唐納德已經完全淪為疾病的俘虜，如溺水者般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已經無法了解母親的“死亡”，在他的心中，母親還是一個五個月大的小寶寶，她生活在海裡，與一隻章魚為伴。

科爾克用“紀實”與“科學”的實證态度記述加爾文一家的人與事。無論是父親多恩與母親咪咪的個人經曆，還是14名子女各自的人生遭遇與生命狀态，或是穿插其中的精神科學的變遷史，科爾克都是以實證的方式選取材料、鋪陳叙事。他在《緻謝》中表達了對加爾文一家和醫生的感謝，尤其是琳賽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與家庭秘密。正是由于有如此細密的材料作支撐，科爾克的叙述才能有如此真切且強大的情感力量。這種力量為他的寫作注入一股超拔的氣韻，這不僅讓他沒有沉浸在悲劇的現實中呼天搶地，反而在心靈與家庭的角力中感悟到家人的回歸與人性的祝福。

琳賽，加爾文家族中最小的孩子，原名為瑪麗，為了療愈自己内心的創傷而選擇改名，希望以此開啟全新的生活。她的姐姐瑪格麗特也是家庭的“受害者”，幼年時就被父母寄養在其他家庭之中，童年的創傷是她内心永遠的隐痛。有着同樣令人惋惜的童年，但姐妹倆卻對自己的原生家庭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琳賽選擇重回家庭，照顧患病的哥哥，并向社會提供自己家庭的資訊，希望自己的綿薄之力能對精神科學的進步以及病患生命的改善有所貢獻；瑪格麗特選擇經營自己的家庭，與兄妹們保持有距離的接觸。

科爾克對姐妹倆的選擇采取“亦此亦彼”的态度，在叙述中從未有所偏袒與指摘。在他的筆下，姐妹倆都是童年創傷的受害者，也均為童年創傷的幸存者；她們用自己的方式療愈破碎且驚悸的内心，她們都值得尊重與呵護。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感覺到科爾克對琳賽抱有更為深沉的敬重，就如同琳賽自己所說的，“大家都應該尊重彼此的選擇。我們活了下來，大家的生活各不相同，但都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