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接連失利，蔣介石感慨“朱培德若尚在”，形勢必不如此惡劣
赤壁之敗，曹孟德曾慨歎：“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1938年1月16日，疊經淞滬會戰之敗、南京陷落等打擊的蔣介石，亦有極相似之心情，在日記中寫道：
“餘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而又難得謀士铮友，為我籌策補過，以緻遭此困厄也。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戰禍乎？”
朱培德，字益之。自1929年出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再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至1937年2月突然去世，在中樞輔助蔣介石達8年之久。事實上，早在1932年，蔣曾将自己身邊幕僚，按“賢”、“才”等标準劃分為若幹層次，朱位居首位——蔣馮戰争中，蔣曾請朱“留京震懾”，代行總司令之職；中原大戰中，朱曾代蔣坐鎮南京，擘畫軍隊調配與後勤補給。如此種種，均可見信重、依賴之深。
具體到抗日事宜。1930年，朱曾在參謀本部元旦講話中展望，希望“以後大家總應該集中注意到外患的防備上去了”。但此後中央之整軍、集權措施，屢遭地方軍閥抵制乃至武力反抗，直至1936年6月，仍有兩廣軍閥與日寇勾結“北上抗日”謀圖軍事颠覆南京政府之事。朱遂隻得頻繁奔走于各派系之間，努力尋求和平解決沖突之機會，如1932年促成甯、粵合作；西安事變後，“幾乎每日在夜半時間去蔣宅與蔣夫人、宋子文等密商營救的方法。”
“九一八”後，蔣曾就具體抗日方略詢問朱。二人對話如下：朱：對日不外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蔣：固也。但戰敗則以全國殉職餘一人之曆史，先和則以餘一人之曆史為全國而犧牲。餘雖身敗名裂，但後世自有功罪之定論。隻要全國有希望，餘亦自願犧牲也。朱：職甚千萬公之此說。朱：雖然。餘惟恐國民之精神散漫，先和以後，仍不能卧薪嘗膽，則民族更形堕落，絕無複仇希望，餘之犧牲，成為徒然。是以不能決耳。
左：朱培德夫婦1920年合影；右：國軍一級上将朱培德（1889-1937）
朱長期秘密主持抗戰籌備工作，以緻蔣懷疑其突然去世與日本有關
由“準備戰敗與先和而徐圖報仇兩途”之言，不難窺見朱對抗日前景的估量。故自其入主參謀本部後，即集合智力，秘密緻力于中日态勢、抗日政策及建軍計劃之研究；且統籌物力，秘密規劃并構築華北、華東抗日前線之國防工事及交通線路；此外，整訓軍隊、組建德械師、聘請德國軍事顧問等事宜，亦由朱具體負責。
限于資料，蔣氏日記所言——“如益之尚在，或能免于此戰禍乎？”——頗為難解。所謂“免于此戰禍”，究系指具體戰事免于不利，抑或指中日暫免一戰，實難判斷。前者乃軍事問題，後者乃外交問題，差異甚大。唯蔣氏同時期之日記，亦有諸多自我檢討之處，或可作為“如益之尚在”的注腳。如1月10日，蔣寫道：“優柔寡斷，為餘對國内政策之大病。戒之勉之。”再如2月2日，蔣寫道：
“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加哥演說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于蘇嘉陣地，而于精疲力盡之際，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于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不駐兵區域嘉昆為止，而我實力得以儲存，随時可予敵反擊也。”
這段檢討，針對的是淞滬會戰。戰役期間，蔣因對政略（國際幹預）抱有過分期望，而在國聯會議期間，選擇犧牲合理戰略，結果造成國軍精銳傷亡慘重，而國際幹預亦毫無回報。這一教訓，大約正是蔣“智能學識之欠缺”所緻。
至于“忍心耐力之不足”，于蔣日記中亦可窺端倪。如2月18日，蔣寫道：“日來心境郁結，内憂甚于外患，且時起消極之念”。次日，又自我勉勵道：“餘今日之抗敵救國，亦猶諸葛武侯之所言，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937年2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朱培德突然去世。據當日媒體報道，“蔣憑棺痛哭失聲”，挽聯并有“來日大難，萬端方待理，更誰共仔肩重負”之語。尤可注意者，朱去世後，蔣曾嚴重懷疑乃日本特務下毒暗害，故命戴笠密查其真實死因。該調查雖無結果，蔣的懷疑，卻可折射出朱培德在抗戰籌備工作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人雖逝于抗戰前夕，然對于抗戰勝利，誠有不可磨滅之功勳。
蔣介石在朱培德葬禮上痛哭失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