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敦華：德國哲學的中國經驗

【學者簡介】趙敦華，北京大學哲學系博雅講席教授，全國高等學校教學名師，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兼宗教學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哲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哲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現代西方哲學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宗教學會副會長。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哲學一千五百年》、《西方哲學簡史》、《人性和倫理的跨文化研究》等。

最近對德國哲學在中國的曆史和現狀做了一番研究。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從1930年代開始遂以德國哲學為主流。究其原因有四：第一，從國際大環境看，1870—1945年是德國哲學發展的黃金期，英法等西方列國紛紛跟随德國哲學家；第二，20世紀30年代，五四時期出國的中國留學生回國，在國外學習的是當時西方哲學主流即德國哲學，回國後在國内大學哲學系教席上傳授、翻譯和出版德國哲學著作；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抗日呼聲高漲，中國人在德國哲學中“拿來”了适合自己國情的思想資源，賀麟在抗戰期間寫了《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之态度》的書，其中說：“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黑格爾的時代都是強敵壓境、國内四分五裂，人心渙散頹喪時代……黑格爾的學說對于解決時代的問題，實有足資我們借鑒的地方”；第四，也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對中共文化戰線的圍剿被打破，馬克思主義著作流行，蘇聯研究辯證法著作被視為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和發展，經過“辯證法問題”的大讨論，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唯物辯證法是研究哲學、曆史和社會的正确的科學方法。在此共識的基礎上，1949年之後，黑格爾、費爾巴哈等德國哲學家思想被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來源，理所當然地成為中國哲學的熱門話題。改革開放以來，尼采、海德格爾、現象學風靡一時，黑格爾主義依附西方馬克思主義被更新，康德主義也因其啟蒙精神而複興。直至現在，德國哲學仍是中國研究西方哲學的“龍頭”。

2020年，我做了一個題為“中國人為何熱衷于德國哲學”的講座，對德國哲學對中國哲學界深遠影響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中國人對待西方哲學，不是不加選擇的“拿來主義”，而是根據需要有選擇地引進，德國哲學在不同時期分别适應了抗日救亡、宣傳馬克思主義、啟蒙開放的時代精神，是以，成為中國人“拿來主義”的首選。而且，“拿來”不是“照搬”或全盤複制，而是根據自己需要的改造和吸收消化，才能成為滋養自身的思想資源。這裡說一個故事，2004年是康德逝世兩百周年, 全世界都進行紀念活動，北大哲學系也開了一次國際研讨會, 邀請了一些德國哲學家跟中國學者進行交流。快到結束時, 有一位德國同行有一點困惑地問我：“你們中國人講的康德和我們講的康德，怎麼有一點不一樣呢？”我回答說，不一樣是正常的，因為我們在讀康德著作的時候，是選擇适合中國人需要的角度來了解康德，想知道康德對了解中國傳統和現實的理論意義、現實意義，這是一個獨特的角度。另外，會議論文雖然是用英文或德文發表，但這些論文的大部分一開始是用中文寫作的，再把中文翻譯為英文或德文。用中文寫作的論文，即使被翻譯為外文，仍然不可避免地帶有漢語思維的特點，與完全用英文或者德文來思考或者寫作的論文當然有思維和表達上的差異。這種差異并不意味有高下之分，并不是說德國人對康德的了解和解釋有優先權；中國人了解的特有角度，中文特有的表達和思維方式就一定是不道地的，隻有用德文來了解和表達德國哲學家的著作才是道地的，我想不能這樣說。實際上，這位德國同行也承認，他從中國的同行身上學到很多原來被他們忽視的東西。

中國人為何“熱衷”德國哲學，這一提問方式隐含價值判斷，“熱衷”有“偏愛”甚至或“盲從”的意思。德國哲學體大精深，大哲學家都有自己的體系，每個體系都有自己的邏輯，接受了這個邏輯，體系内的一切經驗現象都可以得到解釋，一切原理都可以得到證明，對學習者有極大吸引力。如果把德國哲學的某一邏輯當作思維定勢，必然沉溺在特定體系中不能自拔，不能适應經驗世界的變化，特别難以處理日新月異的科學技術。最近幾十年來，德國哲學失去了曾經引領西方哲學的創造力，或固守在與自然科學對立的精神科學的幾個據點，或對經典考證不斷更新。對德國哲學的任何體系，我們不能做整體性的肯定，而要打散重組，重新編碼，把各種“先驗邏輯”的片段整合為符合實踐和現實的解釋模式。這樣說有點抽象，下面舉個例子。

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的說法在中國很有市場，學術界和新聞媒體都在消費這一概念，而無批判性反思。今年11月27日在“中國第二屆康德大會”上，我做了“平庸之惡還是根本惡”發言，用艾希曼案件的證據說明，納粹大屠殺的罪犯艾希曼并不像阿倫特所說是平庸的常人，而完全符合康德對“根本惡”的定義；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庭的辯護也不像阿倫特所說是“喪失了表達能力”的“無思想”，而完全符合黑格爾對“僞善”各種表現的描述。當然，阿倫特也不全錯，她提出了“後奧斯維辛時代”如何反抗惡的正确問題，但得出了錯誤答案。相比而言，康德和黑格爾更深刻地揭示了惡的現象和本質，但沒有解決“人性決定制度、制度決定人性”的悖論。馬克思的名言“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緻，隻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了解為革命的實踐”，指出了正确的方向，現在應繼續探索，找到如何防範和制止邪惡的切實可行途徑。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