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個寒冷的午後，21路公共汽車把我由北往南帶至塘沽路站。下車時突然意識到，此刻我正踏在一部小說的某一行内：“至于我，已經走近文監師路了。我并沒什麼不舒服，我有一柄好的傘，臉上絕不曾給雨水淋濕……我且行且看着雨中的北四川路，覺得朦胧的頗有些詩意。”
這段文字來自《梅雨之夕》，它初刊于施蟄存1929年8月出版的小說集《上元燈》中，排在最末一篇。如今，文監師路早已改名為塘沽路，北四川路也成了路牌上的四川北路。小說中，一位在蘇州河南岸公事房逗留到晚上六點下班的男子，撐傘跨過四川路橋，在一個梅雨季的傍晚步入虹口境内。在緊接着的文字裡，男主人公沿北四川路行進，即将展開新文學史上的一段著名邂逅。
而我，在冬日午後的陽光裡，向北一眼瞧見了路東側那棟塗飾一新的米色房子。此刻，15頂明豔的大紅遮陽篷盛開在它的沿街立面，同樣紅豔的店招“1925書局”，在召邀着它的讀者了。
這家書店，對我這樣的虹口人來說簡直太熟悉了。我們讀書那會兒，它還叫新華書店虹口區店。現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當年虹口區的幾家新華書店門市當中，隻有這裡才能配齊中國小各年級的教材。在還是“小馬虎”的年紀，誰都難免會弄丢課本，這裡可是我們獲得“重生”的福地啊。
一樓的店堂，如今拿出一半面積開了家“上海咖啡”。而在我們常來買書的日子裡，這裡曾經一分為三，偏南的兩間互通，最北頭的則是完全隔開的工具書店。20世紀80年代，新華書店的馬路斜對面開了家企業家書店，專售各類财經管理類書籍，20世紀90年代股市大潮之後，好幾年裡那裡顧客盈門。店裡也有一兩架電子技術類圖書，你如果在此地發現了一本《機械複制時代的藝術作品》，請保持鎮靜，不必意外。
一度沒有太多人知道，眼下的1925書局連同書局所在的這棟房子，曾是1925年建成并開業的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那年3月9日，《申報》頭版顯要位置上刊登了書店的開幕廣告，它的門牌号為“A字22号”（也作“22号A”）。1930年工部局重新編排門牌，此處改為四川北路856号，并沿襲至今。
2021年，“1925”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數字被寫在了招牌上。“這家上海持續開業近百年的書店”，成為煥然一新的1925書局。二樓三樓布置得頗精緻，展出的一部分文獻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工運故事，時任商務印書館工會委員長的陳雲于1925年在此上司了館内勞工罷工，提出“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廢除包工制，優待女工”的要求。這場罷工在開業兩個月的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率先發動，最終資方同意了大部分複工條件。可以說，陳雲是從這裡開始了他的革命道路。
也沒有太多人知道，這家虹口分店的首任主任叫林振彬，曾就讀北京清華學校。他1916年赴美留學，1922年回國前擔任過《申報》紐約分館職員，回國不久即于商務印書館附設的中國商務廣告公司任經理，還在上海商科大學兼任教師。1925年商務印書館開設虹口分店後，廣告公司遷至店内，林振彬也同時成為該店首位主任。
林振彬于虹口分店開辦一年多後就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的職務，與李道南等友人一起創辦了一家廣告公司，他本人擔任總經理。在随後的生涯中，他成為中國早期廣告業的泰鬥。林振彬于1928年在上海結婚，有一個兒子名叫林秉森，人們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開播的《懷舊金曲》中聽到林秉森操一口道地的老派滬語——“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查理林！”
二
走下樓，幾步之遙的四川北路海甯路口，曾有多家書店和出版機構。1927年3月2日，《申報》上有篇署名“琮琦”的《良友訪顧記》，這裡講的“良友”，原本叫良友印刷所，創辦人是伍聯德。
1926年2月，良友推出一冊畫報，封面是冉冉升起的影壇紅星胡蝶女士的照片。當時的胡蝶未必清楚自己的照片刊登在了中國新聞出版史上第一本綜合性畫報的創刊号上。《良友訪顧記》報道說，新近良友公司從原來奧迪安大戲院（四川北路虬江路口）隔壁的鴻慶坊口搬到了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的斜對面，作者發現，良友公司的新樓有印刷所、裝訂間、機器室、堆紙棧、經理室、會計部、編輯所等，全部約四五十間，共三樓，房屋裝置非常廣大精緻，他進而覺得附近有很多書店，如伊文思圖書館、大成書店等，“将來不難成為出版文化物的中心點，發展起來可以淩駕‘書店林立今日的四馬路’而上之”。
我繼續往北走，幾分鐘便到了武進路口，西南角便是如今大熱的“今潮8弄”。這片商業中心開幕一個多月來，每天遊人如織。年輕人最愛在夜晚到此，一來是為了光顧各家市集攤位，淘種種稀罕物件；二來是此地小廣場上連日安排演出，讓人欲罷不能。而上點年紀的遊客知道，這裡是昔日的公益坊。90多年前，年輕的施蟄存和朋友們在此地辦過一家出版社——水沫書店，他的《上元燈》就是以水沫書店名義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是“水沫叢書”的一種，初版定價七角錢。水沫書店是他們更早創辦的第一線書店的繼續，後者位于北四川路寶興路142号（今四川北路東寶興路口），因地處華界屢遭警察盤查，申請未得準許而最終停辦。
關于水沫書店，施蟄存先生曾在晚年回憶：“在1929和1930這兩年中，我們的出版事業辦得很熱鬧，因而也結識了許多前輩或同輩作家。當時常到我們店裡來閑談或聯系稿件的有徐霞村、姚蓬子、錢君匋、謝旦如、徐耘阡等等，胡也頻和丁玲也來過。最常來的是馮雪峰。雪峰對我們辦出版事業，寄予很大的期望。有時他白天到我們店裡來閑談，晚上從景雲裡看了魯迅之後，又順便到我們家裡來坐一會兒。”施先生伉俪當時賃居東橫浜路大興坊内。那前後幾年裡，公益坊内尚有南強書局、辛墾書店等出版社存在。距離公益坊不遠的扆虹園，據說不久後也将改造為上海文學館，此地百年來的文化遺存都會悉數被收納其中。
施蟄存影像素材來自吉林衛視文化紀實節目《回家》
三
我印象中，武進路口南面當初最常去的便是兩家上海書店。其中位于四川北路西側的那家面積大，于20世紀80年代末重新裝潢過，店面擴大到三層。與新華書店不同，上海書店以古籍和影印本現代文學作品為主，我曾經有一套《中學生字帖》，分顔、柳、歐、趙四體，就在此地買的，葉聖陶先生題簽的書名十分顯眼。這套帖被用得卷了邊，我寫的字卻長進不大，實在慚愧；還有影印版的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一度也很走俏，被我放在書架顯眼處許多年。
東側的那家上海書店期刊經營部更靠近路口，但面積小得多，邊上還有家虹光眼鏡商店。那裡主要出售過期雜志和舊書，還兼營舊書收購業務。我記得櫃台裡那位老法師，面容瘦削，戴深色邊框的眼鏡，總是穿灰撲撲的中山裝，袖管上有一副深藍色袖套。他一般都在埋頭清點賬目，偶一擡頭，那眼光跟錐子似的，看得人心裡發毛。常有人興沖沖地抱了一疊舊書來問價，老法師開出的價總是略比廢品資源回收筒高一點點，洩了氣的顧客最後用“來都來了”給自己鼓勁，仿佛在雨中給自己找到了一方屋檐。
我找了家店，坐下點上一份飲料，邊喝邊望野眼。看着眼前的人流和車流，我記起施蟄存先生在回憶文章裡講，當時他們經營的水沫書店資金難于回籠，同時又因淞滬抗戰爆發，最大的出資人劉呐鷗決定放棄，并轉而投身電影，其他幾位同人也随即星散，隻留下一位崔姓師傅留守公益坊内保管财物。施蟄存自己則受現代書局的邀約，主編《現代》雜志，那又是值得細加考評的另一則故事。
1933年2月，《上元燈》由新中國書局再版，施蟄存從初版中抽出了《梅雨之夕》。3月，新中國書局初版小說集《梅雨之夕》，同名小說被調整到新集的第一篇，從第一頁起，梅雨就淙淙地降下了。
“人家時常舉出這一端來說我太刻苦了，但他們不知道我會得從這裡找出很大的樂趣來，即使偶爾有機車底輪濺滿泥濘在我身上，我也并不會是以而改了我底習慣。”這位持傘走在北四川路上的主人公，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