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紀文景從浩若煙海的世界文學名著中精選曆久彌新的永恒佳作，以精準優美的名家譯文再現原著風貌，打造出更契合年輕審美的世界文學名著書系——“恒星系”。最新出版的第一輯中有一本契诃夫唯一的非虛構作品《薩哈林旅行記》，記錄了19世紀薩哈林島上普通群眾的艱辛生活。曆時三個月的薩哈林之行不僅治愈着契诃夫精神上的危機，也為他和更多的俄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對于社會和生命的看法。曆史學者羅新在導讀中認為，書中充滿的熾烈的人文關懷，使它超越了田野調查的屬性，進入文學寫作的最高境界。
《薩哈林旅行記》，[俄]契诃夫著，刁紹華、姜長斌譯，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看見了同時代人避而不見的真實
文｜羅新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從莫斯科出發，開啟前往一萬公裡之外俄羅斯最東極的旅行。
年方三十的他剛剛獲得普希金獎，在俄羅斯文壇聲名鵲起，為什麼要突然踏上他一生最艱難、最漫長的旅途呢?
親友中沒有人了解，也沒有人支援，而契诃夫本人對不同的人給出的不同解釋，似乎更像是現找理由、搪塞敷衍。
現代研究者發現，他最遲在前一年冬天就有了這個念頭，當時就開始搜集一切有關西伯利亞和薩哈林島的資料。在做了相當充分的研究之後，契诃夫宣布要去薩哈林島，去看看俄羅斯刑罰流水線的終點站，那個用刑徒和流放犯壘砌起來的新殖民地。
契诃夫
他的哥哥和另兩位家庭成員都死于肺結核，特别是一年前哥哥的死對他打擊尤其大，造成了一段時間的情感與思想危機——很可能這才是(或也是)催生薩哈林之旅的現實因素。據說契诃夫早有咳血症狀，而醫生出身的他選擇了諱疾忌醫，甯願相信那些血沫來自呼吸道而不是肺部。正是在這樣的身心條件下，他把目光投向遙遠的東方，投向大陸的盡頭。
如他自己在給親友的信中所說，社會大衆對罪犯的興趣通常隻在犯案事實和法庭審判，一旦罪犯被判刑，他們再不會出現在報章新聞和日常談話中，仿佛不複存在了一樣。契诃夫說，他想知道苦役地的情況，也就是說，他想了解俄羅斯刑罰體制的真實面貌，他想看到被判決之後的罪犯。為此，他進行了這次堂吉诃德式的遠行。
不管是在準備遠行之時，還是已在路上，契诃夫一再宣稱這次冒險可能什麼結果也沒有，他可能不會寫出人們期待的作品。很顯然，他從頭就沒打算把這次旅行經曆轉化為他賴以成名的小說或戲劇作品。
他已經讀了太多有關西伯利亞和薩哈林島的旅行記或考察報告，幾乎全都是非虛構寫作，對他後來寫自己的薩哈林經曆可能産生了體裁上和方法上的影響。他要寫的是紀實的、非虛構的，但他并不想寫一部那種泛泛地反映自己日常見聞的旅行記，因為他有更高的标準。
還在行前的準備中，契诃夫就找到了兩個無論是在旅行還是在寫作上都适合作為榜樣的人：
亞曆山大·馮·洪堡
一個是偉大的德國學者亞曆山大·馮·洪堡，他1829年自西而東橫貫俄羅斯的歐亞大地，曆時半年多，行程一萬五千多公裡，随後寫出三卷本《中央亞細亞》。洪堡的科學精神和工作方法，為契诃夫在薩哈林島上的調查樹立了最佳範例。
另一個榜樣是美國人喬治·凱南，他先于1864年—1865年在堪察加半島和西伯利亞其他地方生活兩年，回國後寫出在西伯利亞民族志調查方面至今仍很重要的《西伯利亞的帳篷生活》，之後又兩度在俄羅斯旅行，一次是1870年在高加索地區的達吉斯坦，一次是1885年穿越西伯利亞。後一次旅行中他接觸了大量的流放政治犯，他們改變了他對俄羅斯政治的看法，使他從此成為帝國的激烈批評者。
凱南最後一次西伯利亞旅行所催生的兩卷本《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雖然出版于契诃夫的薩哈林旅行之後，但主要内容之前已在《世紀雜志》連載，契诃夫很可能讀到了。凱南所關注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流放犯境遇以及刑徒管理，在此前俄羅斯的主流知識分子中還沒有公開讨論過。這個主題本身，以及凱南所持的批判立場，可能都對契诃夫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薩哈林島碼頭
1890年7月10日，契诃夫乘貝加爾号輪船橫渡鞑靼海峽，到達薩哈林島，之後在島上的多個地點連續生活了三個月(确切地說，是82天)。他的名聲、社交能力和關系網為他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使他以非官方身份，竟然獲得了準官方人員的調查機會，除了不能接觸到政治犯以外，幾乎不受幹擾、暢通無阻。
像一個訓練有素的社會調查專家，他設計了一種簡潔易用的人口調查卡片，用來采訪幾乎全部苦役犯、流放犯和定居者，自稱填寫了上萬張卡片。
調查卡片
但他又說，他使用這些卡片不過是為了使他的調查顯得正式，他真實的目的隻是接近被調查者，讓他們“打開”，好聽見他們的痛苦、絕望與淡漠。
他走訪了所有的監獄和幾乎所有的定居點，采訪過數千人，參觀過全部醫療設施，多次參與接診，目擊過犯人被折磨和處決的過程。
他總是早上五點起床，白天采訪，晚上整理筆記。高強度的工作使他的眼睑出現持續痙攣，他隻好不停地眨眼。不祥的咳血再度發生，而且，還有令他難以忍受的頭痛。
按研究者的說法，這些與他後來健康狀況的惡化和早逝是有關系的。如果這個說法是靠得住的，那我們可以說，這部跨文體非虛構作品真稱得上心血之作、生命之作。
薩哈林島所見
對于那些先接觸契诃夫短篇小說和戲劇作品的人來說，讀這本書時你會吃驚地發現他對資料的大量使用。這些無處不在、清晰明确的資料，對當時讀者的意義究竟如何，也許已難猜想，而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簡直就是檔案資料一樣真切強硬。契诃夫仿佛刻意要提高自己寫作的科學報告的價值，多次直接抄錄官方檔案。他要呈現一個真實的薩哈林島，他要讓俄羅斯中心世界的人們看到所謂的刑徒殖民究竟如何。
他用冷峻的文句和資料，描繪出利用刑徒流放制度拓殖遠東是多麼失敗，不僅達不到設定的目标，而且對于所有參與者，無論是罪犯還是管理罪犯的政府官員與普通士兵，都造成了深重的人道災難。
契诃夫不能接觸政治犯，當然是一大遺憾，但也許反倒強化了他這部作品非政治化的基本特征。他接觸的都是被法庭确認的刑事罪犯，至少從法律角度可以說他們都在承受自己犯罪行為的後果。
然而罪犯也是人。契诃夫正是把他們看作人，正是看到了他們是人，才揭示出薩哈林島上的徒刑實踐，是多麼反人道甚至反法律的。
這本書在内容與形式上都有科學報告的性質，然而它不止是一部科學報告，它的幾乎每一個章節都燃燒着熾烈的人文關懷，這使它超越了田野調查的屬性，而進入文學寫作的最高境界。契诃夫對邊緣人、對苦難中的人，似乎有種與生俱來的感同身受。
他對薩哈林島上女性、殘障人士、老人、兒童的處境格外關注，用筆墨最多，大概是因為這些邊緣人中的邊緣人，最能展現流放制度及其實踐的邪惡。
作為醫生，他注意到歐洲人帶來的傳染病(如天花和梅毒)對西伯利亞土著人口的毀滅性打擊，他也努力試圖了解土著人口的急劇減少原因到底何在。
他在記錄那些令人無法忍受的事件、人物和境況時，語氣平和，冷靜克制。這樣的叙述風格與全書作為觀察筆記的性質互相支撐，強化了内容的思想張力，使閱讀總是處在亢奮與爆發的邊緣。
一部偉大的作品必定具有超強的可讀性，何況它的作者是契诃夫。他在西伯利亞旅途中寫給親友的信上說：這裡沒有人害怕說出自己的想法。
對契诃夫而言，說出自己真實想法的途徑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不是想什麼，而是看見什麼。看見同時代人沒有看見或避而不見的，然後用最好的寫作表達出來，那是他的職責所在，當然也是他最令人贊歎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