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手握重兵，長期駐防西北，有“西北王”之稱。老蔣曾給了他16字方針“東禦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蘇俄，内懾回馬。”東禦北制，一個被動一個主動，胡宗南對此領悟深刻。他對日軍行動甚少，倒是經常策劃對延安進攻。不過，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延安的掌控之中，這一些都要歸功于一位傳奇的地下情報工作者，他潛伏在胡宗南身邊10年，擷取了大量重要情報。
熊向晖原名熊彙荃，1919年4月出生于山東一個官宦世家。父親熊仕昌是畢業于清末成立的京師法律學堂，曾擔任過湖北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長。1936年，年僅17歲的熊向晖從南京中學畢業，考入清華大學。
青年時期的熊向晖
當時的社會，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日本先侵占東北，又在華北扶持漢奸政權，并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逐漸蠶食中國領土。對此當局步步退讓，奉行所謂“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受過新思想熏陶的青年學生嚴重不滿。
剛剛進入清華的熊向晖很快就投入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參與了共産黨上司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由于思想進步，表現積極，于當年12月被秘密吸收入黨。
1937年暑假，熊向晖回家探親，不料“盧溝橋事變”發生，北平淪陷，全面抗戰爆發，不久首都南京也淪陷。清華等幾所平北大學南遷到湖南長沙，但學生已經無心念書，紛紛上前線保家衛國。熊向晖也向組織提出，要到延安去參加抗日活動。
但組織配置設定給他的任務是加入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争取到胡宗南部去工作。淞滬會戰中，胡宗南的第1軍失慘重，當時正在長沙招兵，胡宗南本人對文化較高的青年學生尤為看重，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正是要到新1軍去服務。
熊向晖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這個組織，在經過短暫的教育訓練後，服務團50多乘火車趕往武昌，在這裡得到了胡宗南親自接見。為了引起胡宗南的注意，熊向晖事先研究過孫中山的革命理論。
胡宗南逢人必問：“你為什麼到本軍來？”大家的回答基本相似。
熊向晖卻回答道：“來革命。”
胡宗南半笑着問：“怎樣才算革命？”
熊向晖答道：“中山先生最初提出革命任務是‘驅除鞑虜，恢複中華’。現在‘驅虜’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早已注意到這位18歲的清華大學生，親自面試後發現果然談吐不凡。随後單獨召見了熊向晖，兩人交談甚歡，得知熊父正在武昌任職後，當即表示要約其吃飯了解情況。
在胡宗南與熊父用餐之際，熊向晖來到了駐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彙報，董必武接待了他，向他解釋：雖然現在國共合作形勢較好，但最終老蔣和胡宗南的态度卻難以預料，為了未雨綢缪，隻能先着手下閑棋，布冷子。
熊向晖跟随服務團來到胡宗南的17軍團團部所在地鳳翔縣，不久胡宗南将其送去位于西安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7分校學習軍事，熊向晖參加的這一期教育訓練屬于黃埔第15期，學制1年。
胡宗南對熊向晖可謂照顧有加。1938年，武漢淪陷，熊父失業，全家搬到四川江津逃難。熊父本打算用積蓄的一點金銀首飾去換點生活費，銀行吓唬他說他私藏黃金，違反法令。老爺子吓得錢也沒敢要就跑了，家裡就靠三姐在武漢大學（已内遷）教書維持。
家裡沒錢供四姐讀書，胡宗南聽說熊家困難以後，主動把她安排到戰幹4團女生隊受訓，畢業後留在戰幹4團政治部工作。熊向晖有一個哥哥在重慶中央大學上法律系，還有一年才畢業。胡宗南叫人安排其去重慶辦事處挂任秘書。以後，熊父母搬到西安安家，胡宗南當場批特支費6000元，當時一個少校的月工資才120元。
當然，胡宗南這一切都是跟蔣校長學的籠絡人心的手段，一方面胡宗南确實是個惜才的人，另一方面也說明熊向晖足夠優秀，能獲得胡宗南認可。
1938年冬，熊向晖在第7分校受訓結束，到胡宗南的侍衛排當了一個月排長。有一次胡宗南出訪随身隻帶了兩名随從，中途在一個村莊夜宿。熊向晖獨自通宵警戒，胡大為感動，回西安後不久便任命他擔任自己的侍衛副官、機要秘書。
熊向晖職責便是幫助胡宗南處理日常事務，包括公務和生活。據熊向晖回憶，胡宗南生活上并不太講究，因為一直沒成家，經常一個人吃飯，一般兩菜一湯，一葷一素。早飯喝稀粥，中午、晚上吃米飯。不吸煙、不喝茶，有應酬才會喝酒。一般都着軍裝，沒有特别的要求。
胡宗南最看重的可能就是熊向晖的文筆。熊上任第一天，正趕上戰幹4團河防大隊結業，胡宗南要在結業典禮上講話。早上，胡宗南一邊吃早餐一邊看秘書寫的講話稿，覺得不滿意，讓熊向晖重新寫一份，此時離典禮開始隻有不到半小時時間。
熊向晖對胡宗南的喜好有精準的把握，他喜歡那種口号式、智語式，有激情，有感染力的語言。熊隻用了15分鐘就寫好了講稿，胡宗南看後非常滿意。此後，胡宗南許多文稿和信件都交由他來寫。
據熊向晖長時間觀察，在抗日這個問題上胡宗南态度是非常堅決的，曾多次向他提到1933年的長城抗戰。當時胡率領第1師駐甘肅天水，而他黃埔同期同學黃傑率第2師參加長城抗戰，讓胡羨慕不已。後來胡多次電呈蔣校長請求參戰。蔣複電說：“駐防隴南，防‘匪’北竄，其重要不下于長城抗日，暫勿東開。”後來黃傑獲得了一枚青天白日勳章，使胡宗南不勝惆怅。
1936年9月，周恩來曾給胡寫信了一封親筆信，其中有一句：“十年來，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則以兄尚未成為民族英雄為憾。”直接戳中了胡宗南的内心，這封信後來他一直珍藏在身邊，并且還拿出來給熊向晖看過。胡宗南私底下對延安有不少正面評價，認為比國民黨管理得好。
正因如此，熊向晖也曾對胡抱有過幻想，但他表現出的反動态度跟抗日一樣堅決。
到了胡宗南部以後，熊向晖便與組織失去聯系，内心非常着急，不過董老早有交代，不要急于找組織，甘于做“閑棋冷子”。直到1939年12月，組織派來人找到了熊向晖，這期間國共關系總體比較穩固，胡宗南方面尚未表現出敵意，是以組織并未交待具體任務，隻是向他講解政策和局勢。
1941年1月，發生了“皖南事變”，國共關系惡化，組織需要了解國民黨動向，尤其是擔心胡宗南進攻延安。組織派來了專門聯絡員王石堅，熊向晖也開始發揮作用。他通過胡宗南的行程分析，其暫時沒有進攻延安計劃，因為部隊均未調動，且通過試探，胡親口說：“現在還不敢動，不能動。要準備動。”
熊向晖擷取的情報包括胡宗南個人思想和動向，部隊布防、編制和裝備情況，國民黨高層與胡宗南的往來情況。其中兩個比較重要的是：
1943年，二戰局勢開始發生轉變。2月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同盟國開始轉入反攻。在太平洋戰場，日軍也完全喪失了戰略主動權。中國戰場，八路軍和國軍都取得了一些積極進展。不過此時，德國仍然有相當大的威脅，蘇聯為了争取西方國家支援，于當年5月解散了共産國際。表面上看，中國共産黨像斷了奶的孩子。
蔣介石借機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揚言要在年内解決内政問題。同時秘密向胡宗南下達了《對陝北奸區作戰計劃》，指令胡宗南進行相關部署。6月份，胡宗南動作頻繁，不斷調動部隊，計劃以5個軍的兵力，多面夾擊，偷襲延安，快速結束戰争，稱之為“閃擊延安”。
這一切當然逃不過熊向晖的眼睛，他于7月初通過秘密管道把消息傳遞到了延安，延安得知這一計劃後，不禁為之一驚。當時陝甘甯邊區兵力空虛，正規部隊隻有359旅，而且連年開荒，戰鬥力下降。如果胡宗南采取偷襲政策，延安首腦機關等相當危險。為此，朱總司令決定先發制人，一面明電警告胡宗南，一面在廣播、報紙上大力宣傳，表示我軍早有準備。
胡宗南見計劃暴露，分析延安已有準備，攻取不易；且日軍也知道軍隊調動情況有可能趁機來攻；不顧輿論繼續打的話必然會引起盟友批評，對老蔣不利。于是隻能草草結束了“閃擊延安”計劃，于7月11日複電朱德，聲明無意進攻。熊向晖的情報為粉碎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計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主席大贊其能頂幾個師。
同時他也意識到，可能内部有人洩密了。直接問送來電報的熊向晖：“是誰洩的密？”
熊向晖已有心理準備，回答道：“請胡先生指定專人，将西安和參戰部隊知道這一機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單，秘密審查。”
胡宗南又單獨叫來了特務頭子劉大軍詢問。不過他顯然沒有懷疑熊向晖，當晚照例讓其參加了軍事會議。由于涉及面太廣，這個調查到最終也沒有什麼結果。
抗戰勝利以後，胡宗南晉升上将，他非常高興，決定兌現當初的承諾，保送熊向晖到美國留學。熊向晖暫時離開了胡宗南部，将家人安頓到南京，并經組織準許，準備辦理赴美留學手續，最終赴美行程定于1947年3月。原本船票已經訂好，胡宗南卻安排人找到他，讓他推遲赴美行程，再赴西安擔任機要秘書，等打完延安再走。
3月2日，熊向晖到胡宗南在南京的臨時辦公室，胡宗南遞給他一個公文包，要他反鎖房門，根據包内的檔案，畫一份草圖，中午交給他，供總裁參閱。包裡有兩份絕密檔案：一件是蔣介石核準的攻略延安方案；一件是陝北兵力配置情況。
第二天，熊向晖随胡宗南乘專機飛回西安，熊立即找到西安的聯絡員王石堅，将相關情報彙報。3月10日，胡宗南召集各部開會，下達作戰指令，決定于13日佛曉發起進攻。此時，胡宗南部配備的最新偵測無線電台位置的裝置，也已經發現山西興縣無線電台密集，判斷中國總部在此，并在繼續偵測判明具體位置。
情況十分危急，但此時熊向晖已經無法直接外出去找聯絡員。情急之下，他決定違反工作規定，冒險找信得過的第三方轉交。他用普通信封裝好情報，上面寫明幫轉聯絡員王石堅代名，再另寫一封信給舊友潘裕然交代，并用第一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密封，由相熟的部隊機要交通員送達潘裕然處。這其中環節較多，但凡一個環節出了差錯，都有可能讓熊向晖掉腦袋，但這也是他唯一能采取的辦法。好在，最後情報安全送達。
情報源源不斷地送往延安，當時敵我力量懸殊，胡宗南用于進攻的兵力多達25萬人，外加94架飛機配合，而我軍隻有2萬多人兵力，黨中央果斷決定放棄延安。在撤離之前，毛主席曾作過動員報告，他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失，存地失人，人地皆存。”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部攻占了延安，但是撲了個空。随後，胡宗南親自到延安，參觀了毛、周、朱的原住所，在棗園毛住過的窯洞桌子抽屜裡，發現一張毛留下的紙條，上面寫着：“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完後哈哈大笑，這也是熊向晖最後一次看到他大笑。5月20日，胡宗南對熊向晖說，這裡沒什麼事了，你去美國吧。
從1937年12月到胡宗南身邊工作，至1947年5月底離開，熊向晖在胡宗南身邊潛伏了10年，始終深受其信任，沒有暴露身份。當然，這期間也面臨非常複雜的情況，能自己應付過去的都不算大事，但其中有兩次是非常危險的。
一次是1946年5月，針對胡宗南準備偷襲延安的情況，電報中無法詳細說清，周恩來決定利用到南京談判的機會親自找熊向晖面談，他在一個小本子上記下了熊的位址，并在後面寫了一個熊字。但在乘坐美國派駐的調停代表馬歇爾的專機飛往南京時，不慎将記事本遺落在飛機上。
周見到熊向晖後，坦誠自己沒有注意保密規定，犯了錯誤，已經向中央打報告，做了初步檢讨，請求處分。同時他分析，馬歇爾不太可能将該資訊提供給老蔣，因為這樣有違他作為調停者的中立立場，給調停工作帶來麻煩。萬一，他要轉交給老蔣的話，按照軍統的作風，從發現目标到抓捕，通常不會超過半個月。是以，要熊向晖先躲起來，先觀察情況，等半個月後再行動。
這一點讓熊向晖十分感動，這件事隻有周一人知道，但他卻毫不避責，主動承擔責任，作為他這樣進階别的領袖，完全沒必要向一個小情報員和盤托出。
熊向晖激動地說：“請周副主席放心，這件事情我能應付，萬一出了問題也沒什麼，從加入組織的第一天，我就宣誓準備随時犧牲。”
周莊重地說：“每個黨員都應該準備随時犧牲，但組織不應該讓大家平白犧牲。一定要盡力挽救，不能一誤再誤。”
事後證明，周的判斷完全正确，馬歇爾并沒有把那個筆記本上的内容透露給老蔣。
一次是熊向晖到美國留學不久。1947年9月底，西安聯絡員王石堅因為電台被偵查到，後被軍統逮捕，并供出了自己掌握的情況系統。熊向晖在西安住所中的全部衣物、信封、信箋全被搜走，很顯然此時熊向晖的身份已經暴露。
雖然遠在美國，但以他潛伏的時間之長，擷取的情報之重要，必然難逃追殺。以當時國民黨跟美國的關系，隻要高層一個電話就可以将其引渡回國。不過，胡宗南并沒有這麼做，甚至沒有驚擾熊向晖的家人。
據軍統特務沈醉所寫的《軍統内幕》一書披露，胡宗南跟軍統高層關系匪淺，與戴笠是結拜兄弟，與鄭介民和毛人鳳等人關系也相當密切。毛人鳳得知熊向晖的情況後，第一時間告知了胡宗南。胡宗南聽後非常吃驚，要求涉及到自己部下的事全部交給他處理，千萬不能告訴老蔣。
胡宗南為包庇熊向晖呢？
一方面，胡宗南是一個非常好面子的人，作為一方大員，長期以黃埔領袖自居，江湖地位很高。而自己身邊潛伏進來敵人長達10年，卻沒被發現，還保送他去美國留學，這要是傳出去，他也沒臉面混下去了。
另一方面，報上去隻會對自己有害而無利。胡宗南跟随老蔣數十年，深受信任，才有了今天這樣的地位。如果事情捅出去，老蔣肯定會怪罪下來。即使老蔣不怪罪，一向跟自己有沖突的陳誠等人恐怕也會借機發難。
熊向晖已經遠走美國，要引渡勢必會驚動外交系統和高層，到時也包不住秘密。權衡之下，也就不再追究。
1949年7月，熊向晖從美國學成歸國。當年11月，周恩來在接見張治中等客人時公開了熊向晖的身份。張治中好奇地問：“熊老弟，怎麼你也起義了？”周笑着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衆人不解，周指着熊向晖說：“他1936年就入黨了，是奉命去幫助胡宗南抗日的。”
建國後，熊向晖曾到外交部、總參謀部等多個重要部門任職，并在1975年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熊向晖傳奇的一生，為革命事業立下了汗馬功勞，值得我們銘記。在革命歲月裡，像他這樣的地下情報工作者還有很多，熊向晖是比較幸運的一個。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已被淹沒在滾滾的曆史浪潮中，為革命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恰恰是這些我們不知道姓名的的前輩，構成了那個年代不可阻擋的浪潮。#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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