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讓打，而是不能打。不是要忍讓，而是不得不忍讓。
首先，在了解景帝時期，西漢為何不能打匈奴，又為何要忍讓匈奴之前，我們需要先了解在漢初，漢廷為何要求和于匈奴，甚至是采取“和親”、“納貢”這等看似很屈辱的求和方式，來換取與匈奴短暫的和平。
衆所周知，漢初，因剛剛經過持續近3年的秦末農民起義和近4年的楚漢戰争，此時新興的西漢是“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整個國家是經濟凋敝、國家窮困、民生凋零，連身為天子的劉邦出行都不能湊齊四匹相同顔色的馬，王侯将相甚至連馬都沒有，卻隻能是乘牛車，而百姓别說是出行，連吃的都成問題，家中是一點餘糧都沒有。總而言之，西漢初年，上到君臣，下至黎民，都是窮得叮當響的。
而反觀匈奴，此時在冒頓單于的帶領下，匈奴正處于最為鼎盛的時刻，這時匈奴是“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複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萬”，與匈奴同處北方之地的東胡、月氏、樓煩、白羊河南等強大的部落，都被匈奴擊敗，或吞并，或擊退，或附庸，同時匈奴還趁勢收複了被秦國所占據的朝那、膚施等郡縣。此時，北方大部分地區皆被匈奴所占，匈奴成為了北方最強大的部落。
可以說，在西漢正處于最為虛弱的時候，匈奴卻恰恰處于最鼎盛的時期。匈奴單單是騎兵就有多達三十餘萬人，靠着以戰養戰的方法，及所占的遼闊的肥沃之地，他們的生活可比西漢好得太多了，而且在冒頓單于這位雄主強硬的帶領下，匈奴内部也是無比的團結，是高度的集權。由此，此消彼長下，在絕對的大環境下，連百姓的溫飽都不能保證的西漢自然是不能與匈奴相争，由此隻能是“委曲求全”。
當然，西漢這種“委屈求全”并非是敵不過匈奴的那種懼怕式的妥協，而是因受制于西漢内部問題，而不得不進行的一種暫時性的妥協。
首先，在初期，西漢雖打不過匈奴，但匈奴也同樣是打不過西漢的。對于這個結論其實我們可以從“白登之圍”的戰鬥過程中窺知一二，當時劉邦輕敵冒進，僅率萬餘先鋒部隊就直接去進攻匈奴，最終是被冒頓數十萬大軍圍困于白登山，而這一圍就是長達七天的時間，在這七天内，漢軍是内無糧草，外無援軍。可就是如此，數萬漢軍卻依然是頂住了數十萬匈奴軍七天七夜的輪番進攻，讓匈奴軍是不得進寸步，并還給予匈奴軍重創。
由此，從白登之圍我們就可看出，漢初，漢軍雖與匈奴軍的确有些差距，但這差距并不足以造成雙方能給予對方以壓倒性的勝利。當時，西漢在騎兵上雖要弱于匈奴，但在步兵，以及武器裝備上卻是要強于匈奴的，正如張湯所說：“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借着遠超匈奴的武器裝備技術，一位漢軍可憑借着極具優勢的武器、盔甲、弓弩去抵擋住五位匈奴兵的進攻。
到這裡有人就會問，既然西漢并不慫匈奴，并不畏懼于匈奴，為何還要采用“和親”、“納貢”這等看似屈辱的方式去求和于匈奴，去靠财寶、女人獲得那短暫的和平呢？
如前文所說，漢初，漢廷之是以會“委曲求全”，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其内部問題，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漢初，擺在西漢面前最嚴峻的問題就是如何去穩固劉家對于天下的統治，去發展西漢的經濟。如上所說，漢初的社會就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社會，無論是王公貴族，還得黎民百姓，他們是什麼都缺，是缺衣，缺糧，更是缺錢。是以，當時擺在西漢統治者面前，他們最需要做的不是什麼開疆擴土，而是休養生息。
漢初，西漢的軍事實力固然很強大，是兵強馬壯，猛将如雲，但是與強大的軍事實力相比，西漢的經濟實力卻是虛弱的可憐，近十年的戰亂，早已讓曾經富裕無比的中原地區是遍地白骨，荊棘遍地。是以，可以說，此時的天下再也經不起任何的打擊，隻要稍微再用一下力，天下勢必會再次天下大亂。而天下大亂，勢必就會影響劉家對于天下的統治，甚至是讓劉家丢掉天下的統治權，是以這對于西漢的統治者來說是沒有任何好處的。
與此同時，剛才也說了，匈奴雖然打不過西漢，但其實西漢也打不過匈奴，草原自古就是遊牧民族的天下，若是沒有遠超遊牧民族的騎兵，中原王朝沒有任何的勝算可言。是以，當時西漢與匈奴争鬥，這對于西漢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而一旦西漢被與匈奴的戰事所長期牽扯着，更是有可能動搖國本，讓西漢重蹈秦末農民起義四起的覆轍。
是以，對于西漢統治者來說，與匈奴争鬥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是既得不到土地，又得不到錢财，更甚者若是與匈奴陷入長時間的膠着狀态，還有可能讓西漢亡國。由此，既然能利用“和親”、“納貢”等方式來獲得與匈奴短暫的和平，西漢統治者又何必去冒着有可能讓國家内部動蕩的戰争去獲得那幾乎不可能得到的和平呢？
想想看，能用一位冒牌的公主，及随時可得到的錢财去換取數年，乃至數十年的和平，而後西漢就能利用這與匈奴和平的時間，去大力恢複本國的經濟與農業生産，去換得比原本給予匈奴的财富還要多百倍，千倍，乃至是萬倍的财富，更是能穩固劉家對于天下的統治。試問，這樣的買賣，誰不會去做呢？
而事實上，漢初，正是因為高祖、惠帝、呂後、文帝、景帝等數代統治者始終堅定不移地用“和親”、“納貢”等方式去維持着與匈奴的和平，盡量避免與匈奴或主動，或被動的戰争，才有了武帝時期，“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馀貨财。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這樣的繁榮的景象。
直白的說，武帝能夠最終擊敗匈奴，将匈奴趕出漠南，雖與他的雄才大略是分不開的，但更多的原因卻是因他之前的數代西漢君主的“委曲求全”，正是他們始終專注于發展本國的經濟和軍事，同時對匈奴一直隐忍着，才有漢武帝日後讓“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的壯舉。
是以，綜上所述，我們就知道，為何漢景帝不讓周亞夫去攻打匈奴，要對匈奴一直忍讓着，那就是為了避免與匈奴發生戰争，進而讓西漢可以更加專注于休養生息，恢複國内的民生經濟與農業生産活動。
當然，漢景帝時期除了因休養生息的緣故需要忍讓匈奴，其實還有一個問題制約着景帝不能與匈奴發生大規模的戰事，這個問題就是諸侯王問題。
衆所周知，漢初，劉邦雖然利用一些手段将異姓諸侯王悉數誅殺，但為了穩固西漢對于天下的統治，劉邦是分封了諸多同姓為諸侯王。而為了讓這些同姓諸侯王有“鎮服四海”，拱衛中央的實力，劉邦是賦予了他們十分巨大的權力，此時的諸侯王是擁有着“自為法令，拟于天子”的權力，他們有着完全獨立于中央的财政、軍事、行政、司法等諸多權力，能自己任命官員，能自己征稅，能自己鑄錢，能自己征兵，總之就是一個個另一個的割據小朝廷。
由此，試想，擁有如此巨大權力的諸侯王，他們豈不會有異心？正如司馬遷所言：“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國”，随着西漢統治者與諸侯王的血緣關系越來越疏遠，再加上皇位的誘惑力實在太大，這些權力巨大的諸侯王們是時不時就在自己的封地中起兵奪位，威脅着漢中央朝廷的統治。
而事實上，若當時沒有這個問題的存在，景帝時期，西漢已經有了足夠的實力，足夠的時間去與匈奴進行決戰。首先，景帝時期，西漢對于天下的統治已是十分穩固，再經過高祖、惠帝、呂後、文帝等四代統治者的“無為而治”，西漢的經濟和農業生産活動也是恢複到了較高的水準，不再是曾經“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财匮”的弱漢，而是“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的強漢。
同時，漢景帝時期，漢軍在騎兵上也開始有了與匈奴硬抗的實力，先是在“馬複令”、“馬弩關”等政策的加持下，西漢戰馬的儲備高達40萬匹，民間的馬匹更是不計其數，由此在戰馬的數量上，西漢就已經開始躍居匈奴之上。再是，除了戰馬數量有了硬抗匈奴的實力，西漢騎兵也有了與匈奴一戰的實力，漢景帝時期，漢廷就開始重視對于騎兵的培養，當時西漢上層統治階級早早就認識到以農民為主的漢軍，其在騎術上是很難與被譽為“馬背上的民族”的匈奴人相抗衡的，是以漢軍要想戰勝匈奴，首要做的就是選擇合适的人為騎兵。
而在當時，對于漢朝而言，唯一能做到在騎術上有機會勝過匈奴的，就是臨近匈奴之地的邊疆牧民，與匈奴一樣，他們也是從小就會騎馬，而且因時常與匈奴人接觸，他們也十分熟悉匈奴人的戰術，由此，他們無疑就是漢軍騎兵最佳的人選。此後，漢軍在組建騎兵的時候，他們所采用的兵源就悉數是邊疆牧民。由此，在騎兵素質上，西漢也不比匈奴差，也有了硬抗的實力。
由此，如若沒有諸侯王時常發生叛亂的問題的出現，其實早在景帝時期，漢朝就有了将匈奴趕出漠南的實力。隻是，在景帝前期，因諸侯王的問題，緻使景帝不敢，也不能對匈奴大規模用兵，因一旦與匈奴僵持的太久，難保那些諸侯王不會趁勢起兵造反，威脅到中央統治。
而到了景帝中期後，雖然經過“七國之亂”，西漢諸侯王問題雖已基本得到解決，但是“七國之亂”對西漢所造成的傷害，也讓景帝不能在短時間對匈奴再次發起一場大戰，此時西漢依然是需要休養生息。
如此，基于以上種種原因，景帝後期，雖有實力解決匈奴問題，但卻還是不能去解決。直到武帝時期，這時經濟不再是問題，軍事不再是問題，諸侯王不再是問題，在一切都不再是問題後，西漢也就順其自然的對匈奴發起總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