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让打，而是不能打。不是要忍让，而是不得不忍让。
首先，在了解景帝时期，西汉为何不能打匈奴，又为何要忍让匈奴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在汉初，汉廷为何要求和于匈奴，甚至是采取“和亲”、“纳贡”这等看似很屈辱的求和方式，来换取与匈奴短暂的和平。
众所周知，汉初，因刚刚经过持续近3年的秦末农民起义和近4年的楚汉战争，此时新兴的西汉是“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整个国家是经济凋敝、国家穷困、民生凋零，连身为天子的刘邦出行都不能凑齐四匹相同颜色的马，王侯将相甚至连马都没有，却只能是乘牛车，而百姓别说是出行，连吃的都成问题，家中是一点余粮都没有。总而言之，西汉初年，上到君臣，下至黎民，都是穷得叮当响的。
而反观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匈奴正处于最为鼎盛的时刻，这时匈奴是“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於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馀万”，与匈奴同处北方之地的东胡、月氏、楼烦、白羊河南等强大的部落，都被匈奴击败，或吞并，或击退，或附庸，同时匈奴还趁势收复了被秦国所占据的朝那、肤施等郡县。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皆被匈奴所占，匈奴成为了北方最强大的部落。
可以说，在西汉正处于最为虚弱的时候，匈奴却恰恰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匈奴单单是骑兵就有多达三十余万人，靠着以战养战的方法，及所占的辽阔的肥沃之地，他们的生活可比西汉好得太多了，而且在冒顿单于这位雄主强硬的带领下，匈奴内部也是无比的团结，是高度的集权。由此，此消彼长下，在绝对的大环境下，连百姓的温饱都不能保证的西汉自然是不能与匈奴相争，由此只能是“委曲求全”。
当然，西汉这种“委屈求全”并非是敌不过匈奴的那种惧怕式的妥协，而是因受制于西汉内部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暂时性的妥协。
首先，在初期，西汉虽打不过匈奴，但匈奴也同样是打不过西汉的。对于这个结论其实我们可以从“白登之围”的战斗过程中窥知一二，当时刘邦轻敌冒进，仅率万余先锋部队就直接去进攻匈奴，最终是被冒顿数十万大军围困于白登山，而这一围就是长达七天的时间，在这七天内，汉军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可就是如此，数万汉军却依然是顶住了数十万匈奴军七天七夜的轮番进攻，让匈奴军是不得进寸步，并还给予匈奴军重创。
由此，从白登之围我们就可看出，汉初，汉军虽与匈奴军的确有些差距，但这差距并不足以造成双方能给予对方以压倒性的胜利。当时，西汉在骑兵上虽要弱于匈奴，但在步兵，以及武器装备上却是要强于匈奴的，正如张汤所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借着远超匈奴的武器装备技术，一位汉军可凭借着极具优势的武器、盔甲、弓弩去抵挡住五位匈奴兵的进攻。
到这里有人就会问，既然西汉并不怂匈奴，并不畏惧于匈奴，为何还要采用“和亲”、“纳贡”这等看似屈辱的方式去求和于匈奴，去靠财宝、女人获得那短暂的和平呢？
如前文所说，汉初，汉廷之所以会“委曲求全”，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其内部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汉初，摆在西汉面前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稳固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去发展西汉的经济。如上所说，汉初的社会就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社会，无论是王公贵族，还得黎民百姓，他们是什么都缺，是缺衣，缺粮，更是缺钱。因此，当时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他们最需要做的不是什么开疆扩土，而是休养生息。
汉初，西汉的军事实力固然很强大，是兵强马壮，猛将如云，但是与强大的军事实力相比，西汉的经济实力却是虚弱的可怜，近十年的战乱，早已让曾经富裕无比的中原地区是遍地白骨，荆棘遍地。因此，可以说，此时的天下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打击，只要稍微再用一下力，天下势必会再次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势必就会影响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甚至是让刘家丢掉天下的统治权，因此这对于西汉的统治者来说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与此同时，刚才也说了，匈奴虽然打不过西汉，但其实西汉也打不过匈奴，草原自古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若是没有远超游牧民族的骑兵，中原王朝没有任何的胜算可言。因此，当时西汉与匈奴争斗，这对于西汉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而一旦西汉被与匈奴的战事所长期牵扯着，更是有可能动摇国本，让西汉重蹈秦末农民起义四起的覆辙。
因此，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与匈奴争斗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是既得不到土地，又得不到钱财，更甚者若是与匈奴陷入长时间的胶着状态，还有可能让西汉亡国。由此，既然能利用“和亲”、“纳贡”等方式来获得与匈奴短暂的和平，西汉统治者又何必去冒着有可能让国家内部动荡的战争去获得那几乎不可能得到的和平呢？
想想看，能用一位冒牌的公主，及随时可得到的钱财去换取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和平，而后西汉就能利用这与匈奴和平的时间，去大力恢复本国的经济与农业生产，去换得比原本给予匈奴的财富还要多百倍，千倍，乃至是万倍的财富，更是能稳固刘家对于天下的统治。试问，这样的买卖，谁不会去做呢？
而事实上，汉初，正是因为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数代统治者始终坚定不移地用“和亲”、“纳贡”等方式去维持着与匈奴的和平，尽量避免与匈奴或主动，或被动的战争，才有了武帝时期，“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这样的繁荣的景象。
直白的说，武帝能够最终击败匈奴，将匈奴赶出漠南，虽与他的雄才大略是分不开的，但更多的原因却是因他之前的数代西汉君主的“委曲求全”，正是他们始终专注于发展本国的经济和军事，同时对匈奴一直隐忍着，才有汉武帝日后让“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的壮举。
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就知道，为何汉景帝不让周亚夫去攻打匈奴，要对匈奴一直忍让着，那就是为了避免与匈奴发生战争，从而让西汉可以更加专注于休养生息，恢复国内的民生经济与农业生产活动。
当然，汉景帝时期除了因休养生息的缘故需要忍让匈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制约着景帝不能与匈奴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这个问题就是诸侯王问题。
众所周知，汉初，刘邦虽然利用一些手段将异姓诸侯王悉数诛杀，但为了稳固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刘邦是分封了诸多同姓为诸侯王。而为了让这些同姓诸侯王有“镇服四海”，拱卫中央的实力，刘邦是赋予了他们十分巨大的权力，此时的诸侯王是拥有着“自为法令，拟于天子”的权力，他们有着完全独立于中央的财政、军事、行政、司法等诸多权力，能自己任命官员，能自己征税，能自己铸钱，能自己征兵，总之就是一个个另一个的割据小朝廷。
由此，试想，拥有如此巨大权力的诸侯王，他们岂不会有异心？正如司马迁所言：“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随着西汉统治者与诸侯王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再加上皇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这些权力巨大的诸侯王们是时不时就在自己的封地中起兵夺位，威胁着汉中央朝廷的统治。
而事实上，若当时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景帝时期，西汉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足够的时间去与匈奴进行决战。首先，景帝时期，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已是十分稳固，再经过高祖、惠帝、吕后、文帝等四代统治者的“无为而治”，西汉的经济和农业生产活动也是恢复到了较高的水平，不再是曾经“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的弱汉，而是“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的强汉。
同时，汉景帝时期，汉军在骑兵上也开始有了与匈奴硬抗的实力，先是在“马复令”、“马弩关”等政策的加持下，西汉战马的储备高达40万匹，民间的马匹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在战马的数量上，西汉就已经开始跃居匈奴之上。再是，除了战马数量有了硬抗匈奴的实力，西汉骑兵也有了与匈奴一战的实力，汉景帝时期，汉廷就开始重视对于骑兵的培养，当时西汉上层统治阶级早早就认识到以农民为主的汉军，其在骑术上是很难与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的匈奴人相抗衡的，所以汉军要想战胜匈奴，首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人为骑兵。
而在当时，对于汉朝而言，唯一能做到在骑术上有机会胜过匈奴的，就是临近匈奴之地的边疆牧民，与匈奴一样，他们也是从小就会骑马，而且因时常与匈奴人接触，他们也十分熟悉匈奴人的战术，由此，他们无疑就是汉军骑兵最佳的人选。此后，汉军在组建骑兵的时候，他们所采用的兵源就悉数是边疆牧民。由此，在骑兵素质上，西汉也不比匈奴差，也有了硬抗的实力。
由此，如若没有诸侯王时常发生叛乱的问题的出现，其实早在景帝时期，汉朝就有了将匈奴赶出漠南的实力。只是，在景帝前期，因诸侯王的问题，致使景帝不敢，也不能对匈奴大规模用兵，因一旦与匈奴僵持的太久，难保那些诸侯王不会趁势起兵造反，威胁到中央统治。
而到了景帝中期后，虽然经过“七国之乱”，西汉诸侯王问题虽已基本得到解决，但是“七国之乱”对西汉所造成的伤害，也让景帝不能在短时间对匈奴再次发起一场大战，此时西汉依然是需要休养生息。
如此，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景帝后期，虽有实力解决匈奴问题，但却还是不能去解决。直到武帝时期，这时经济不再是问题，军事不再是问题，诸侯王不再是问题，在一切都不再是问题后，西汉也就顺其自然的对匈奴发起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