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古代文人的人生之路多以此為軸心展開。勾西方的學者不同，中國古代的文人與“士”關系緊密，“士”已經不單純的泛指能做事的人，而更加特指為“志于道”、“可以弘毅”的憂國憂民、有家國理想抱負的讀書人。從此“士”，不再僅指職業的稱謂，而是指“志士”，他們更大的責任是弘道，“志于道”，能夠擔當起這一使命的隻有“仕”。
是以，文人“入仕”除了謀生，還有對道義的擔當、維護與繼承。也就是古人所認為的，“立德、立功、立言”。但這一理想往往難以實作，以至仕途坎坷甚至成為貶官。
多數唐宋時期的貶官或因宮闱鬥争、或因政見不合、或因剛直不阿、或因觸怒權貴等原因為執政者所不能容忍，遭到貶谪流放成為部分士人無法避免的人生悲劇。
唐宋嶺南貶官分布情況
唐宋文獻中把嶺南稱為嶺表、嶺外，範圍相當于今天的廣東、廣西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一些地區。通過統計，唐代被貶官至嶺南有568人，宋代被貶官至嶺南有470人，其中近400人為流人羁管，左降官和安置逾700多人，皇親國戚50餘人（家），宰相70餘人（次），以及大量的高官名士等。
一、唐代嶺南貶官分布情況
考察貶官被貶過程及其貶所的分布狀況。從地域上來看，嶺南道、黔中逍、劍南道是流宮分布的主要地區，嶺南道、江南東西道、山南東西道是貶官的主要地區。這樣的分布狀況說明政府在對官員流貶處罰時，遵循“朝官南罰”的特點。
對犯罪嚴重的官員多貶至嶺南道，目的是“以戒庶寮”。有些貶官被貶嶺南數次，這種情況，一般分為兩種，一是貶嶺南後又被召回，再貶嶺南，如李邕就因與張柬之關系要好，被貶富州司戶，“唐隆元年，召拜左台殿内侍禦史，又貶崖州舍城丞。”另一種則是從嶺南一地貶到嶺南的另一地，如宇文融，先貶昭州，在嶺外數年，配流岩州。
按照上述統計，唐代嶺南貶官達653人次，實際上，此數字應小于唐代嶺南貶官的實際人數。因為武氏則天朝以“代武者劉”事件，酷吏來俊臣為了得到武則天的重視，依據谶言“代武者劉”把谶言中的“劉”解釋為“流”，也就是流人。武則天相信這個解釋，派遣酷吏萬國俊到廣州審查流人，在嶺南“一朝殺三百餘人”。
二、兩宋嶺南貶官分布情況
首先遠惡州軍貶宮人數相對要多，遠惡州軍即“南恩、新、循、梅、高、雷、化、賓、容、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南恩州在唐代即恩州，宋慶曆八年，由于河北貝州稱恩州，原恩州改稱南恩州。南恩州在遠惡州軍中即使排名第一，但真正貶谪和配置設定該地的貶官并不太多。
其次，地理位置特殊的貶官相對較少。如節度使州，廣州清海軍、邕州建武軍、融州清遠軍、容州甯遠軍貶官人數不多，因黨争遭貶到該地區的人很少；更新為府的州，如端州肇慶府、康州德慶府、宜州慶遠府、桂州靜江府，貶官也較少：與少數民族聚居區毗鄰的平州、觀州，因軍事和籠絡的地位重要，幾乎無貶官。
再次，經濟越落後的州軍貶官越多，反之，開發較好的地區貶官越少。宋代的廣州在南宋之後，成為廣南東路經濟發展最好的州，以前被唐代士人視為畏途的粵東沿海地區到了宋代，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流貶官宦與唐代相比明顯減少，主要是安置很少的編管者。
而廣南西路則西接夷洞，南臨大海，山髙林密，災瘴盛行。海南瓊管四州四面環海，黎母山橫貫其中，更是惡地。是以，廣南西路，除了桂州以及桂西如譽州、平州、觀州之外，其餘數州軍都是貶官較為集中的地區。
唐宋嶺南貶官的政治原因
一、政治鬥争的失利
事實這個原因是顯而易見的。著名的則天奪權、中宗複辟、永貞革新、牛李黨争、甘露之變，鬥争的失敗者多被貶流窮荒之地，不少就到了嶺南。如牛李黨争，先是牛黨失利，李宗闵被流放封州，牛僧孺貶“循州長史”；後牛黨擊敗李黨，李黨被貶逐，李德裕貶“潮州司馬”，後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
同樣，黨争現象貫穿着兩宋的政治史，而是以遭貶嶺南的也是最為集中。皇帝要以“異論相攪”為禦臣手段，但諸多大臣竟然公開提出“君子有黨論”。黨争成了宋朝政治的一大特色，盧趙之争、寇丁之争、新政之争、“濮議”之争、變法之争、“更化”與“紹述”、“建中”與“黨禁”。即便是南宋，也不斷圍繞着戰與和互相争論。每次的政治鬥争都會有失敗者，敗了大多就貶到嶺南。
二、因言獲罪
唐宋時代雖然比較開明，但畢竟還是君主制，因言獲罪是其體制的必然産物。其結局當然是遭貶流放，高轸“上書言武三思父子必為逆亂”，結果是“配流嶺外”。說錯話有罪，不說也有罪。有狀不上奏或者不作為也要做處理，崔仁師有狀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流龔州。
一般而言，宋代是文人的最好時代，廣開言路。其開國之初，就立下鐵券：“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進谏之人”。仁宗更是終生重用谏官，開啟了一股開明與民主的風氣，即便谏官冒犯龍顔，後也可納用，即偶有誤，也能多寬容。但是畢竟這與皇帝的個人修養有關，基本的君主制度依然還在，因言獲罪也就不可完全避免。
三、貪贓枉法、渎職
唐律規定“枉法者……三十匹加役流，”官員因為A錢、受賄等均可納入貪贓枉法之列。如黨仁弘，其人甚是貪夢，在就任廣州都督期間，貪贓達到百餘萬，後被人告發，被官府貶黜為庶人，“徙欽州。”府宋還有因軍事作戰不利而被流貶嶺南的。這主要包括三種類型：一是因為指揮戰不力而導緻戰争失敗，二是治軍不嚴，三是動搖軍心。
四、因親友導緻的連坐
這是嶺南貶官人數較多的一類，一種是因為家屬犯罪牽連或同黨牽連流放；一種善待犯罪官員或者本身就是互相來往的好友；一種是因為救助自己的新朋好友或者同黨；還有更為妄誕的是因為與貶官有書信往來的而招緻貶谪。宋代施行連坐的主要是謀反、危害社稷的重罪，比唐代的範圍要小。
唐宋嶺南貶官的文化原因
通讀唐宋嶺南貶官曆史，盡管表象的政治原因各有不同，其貶谪的深層原因在本文看來不過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沒有搞清楚“君是誰”和“君是什麼”；另一個方面就是忘記了自己是臣。
一、對“君王”認知的模糊
多數貶官天真的以為他們遇到的就是明君聖主，認為坐在龍椅上的就是天子，于是有了唐高宗風疾，武後專政時顯慶年間諸位皇子和長孫無忌、褚璲島等群曆的貶谪流放；他們不知道坐在龍椅上的那個“君”是一個既得益集團，而不是某個個體。
中國的君主專制不但是古代農耕中國政治治理唯一可行的憲制形式，并且這種專制并不是基于皇帝一人而展開運作，皇帝隻不過是這個精英宮僚系統必不可少的構成要素。沒有皇帝（皇權）存在，整個機構就無法運作，甚至會極度不穩定。
對前朝皇帝的臣子是不考慮臣子才能的，隻考慮是否為自己的人，如果不是，那就予以驅逐。另外，因為等級制度存在，以及角色的轉變，讓每個人都覺得是自然的。即便是開國的君主，也有長期為臣為民的體驗，世襲之君同樣要經曆為人子、為人臣的階段，所有帝王都經曆由臣至君的過程。
唐宋政治精英在廟堂的進進出出，宦海生涯的起起伏伏，細細深究起來，也不能說他們沒搞清楚“君是誰”和“君是什麼”，而是因為某種理念或道統不得不做，或者不得不為，剛直的士大夫一定是“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政治預期的不穩定和高風險常常逼退那些較為正派的政治精英。
如果在當下社會，“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問題很少解決，上一屆政府的官員退下來可以去其他職業工作，可以繼續實作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樣也可以維持自己的物質生活。
但是中國古代的卻非如此，“侯門一入深似海，不僅僅在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而在于一旦離開他們往往沒有其他職業的選擇，在心理上，他們認為是被判了死刑，從此不能為國家效力，理想抱負都随之沒有了，這種打擊是沉重的。
二、忘記了“巨子”的身份
與普遍化的“權力一一依附”型社會結構其實質就是權力決定一切，權威者與服從者的關系本質而言是人身依附關系，即主奴關系。唐宋的政治精英多數是通過科舉制晉升的，盡管這個過程伴随着門閥子弟和寒門的黨争，但是說到底，曆子隻是皇家行政機構的“打工仔”，他的作用首先應該是執行政令及部門管理，沒有哪個崗位規定臣子還有“以道事君”的政治義務。
但熟讀儒家經典的政治精英，總是容易忽視這個問題。如此一來，士大夫就扮演了兩種角色：在社會生活中，他們是君主的臣子；在思想文化領域，他們為理性和道德的主體。這導緻了他們的雙重人格：儒家傳統的“以道事君、道高于君”這一類的說法，會讓一些政治精英仗義執言，做诤臣，踐行“文死谏、武死戰”。
在皇權專制下，從根本上講，皇帝并非一定是精英，他隻要有決斷的能力即可，隻要他把這個官僚系統機器運轉起來即可，他的職責更多的是象征與裁判的角色，過分的攬權往往的結果是事與願違，但是皇權展現在用人方面，尤其關鍵性的位置，皇帝為了保證一定威權，必然會用自己的人，這也是專制下的秩序原則。
皇帝為了能最大化的掌控局勢，就不會讓臣子們結成聯盟對付自己，而是預設甚至鼓勵他們進行内争，這樣才能顯示自己的權威。但凡事都要講究火候，不能過火，不得耽誤正事等等。
是以黨争與派别沖突變成鞏固唐宋王權的伎倆，黨争越激烈，群臣沖突越大，臣子們希望得到皇權支援的渴望越濃重，而對皇權的獻媚也越強烈，部分臣子們忘記了自己“打工仔”的身份，忘記了自己隻是政策執行者和部門或區域管理者，黨同伐異，甚至把自己或小團體的意志上升為廟堂圭臬，最終導緻了貶官谪宦的悲劇發生。
如果地位與身份把握模糊，就造成了臣子們的悲劇，特别是一些權宦和宰輔，層層依附的官員多了，就忘了自己奴仆的身份，輕視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