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古代文人的人生之路多以此为轴心展开。勾西方的学者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人与“士”关系紧密，“士”已经不单纯的泛指能做事的人，而更加特指为“志于道”、“可以弘毅”的忧国忧民、有家国理想抱负的读书人。从此“士”，不再仅指职业的称谓，而是指“志士”，他们更大的责任是弘道，“志于道”，能够担当起这一使命的只有“仕”。
因此，文人“入仕”除了谋生，还有对道义的担当、维护与继承。也就是古人所认为的，“立德、立功、立言”。但这一理想往往难以实现，以至仕途坎坷甚至成为贬官。
多数唐宋时期的贬官或因宫闱斗争、或因政见不合、或因刚直不阿、或因触怒权贵等原因为执政者所不能容忍，遭到贬谪流放成为部分士人无法避免的人生悲剧。
唐宋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唐宋文献中把岭南称为岭表、岭外，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一些地区。通过统计，唐代被贬官至岭南有568人，宋代被贬官至岭南有470人，其中近400人为流人羁管，左降官和安置逾700多人，皇亲国戚50余人（家），宰相70余人（次），以及大量的高官名士等。
一、唐代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考察贬官被贬过程及其贬所的分布状况。从地域上来看，岭南道、黔中逍、剑南道是流宫分布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东西道、山南东西道是贬官的主要地区。这样的分布状况说明政府在对官员流贬处罚时，遵循“朝官南罚”的特点。
对犯罪严重的官员多贬至岭南道，目的是“以戒庶寮”。有些贬官被贬岭南数次，这种情况，一般分为两种，一是贬岭南后又被召回，再贬岭南，如李邕就因与张柬之关系要好，被贬富州司户，“唐隆元年，召拜左台殿内侍御史，又贬崖州舍城丞。”另一种则是从岭南一地贬到岭南的另一地，如宇文融，先贬昭州，在岭外数年，配流岩州。
按照上述统计，唐代岭南贬官达653人次，实际上，此数字应小于唐代岭南贬官的实际人数。因为武氏则天朝以“代武者刘”事件，酷吏来俊臣为了得到武则天的重视，依据谶言“代武者刘”把谶言中的“刘”解释为“流”，也就是流人。武则天相信这个解释，派遣酷吏万国俊到广州审查流人，在岭南“一朝杀三百余人”。
二、两宋岭南贬官分布情况
首先远恶州军贬宫人数相对要多，远恶州军即“南恩、新、循、梅、高、雷、化、宾、容、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南恩州在唐代即恩州，宋庆历八年，由于河北贝州称恩州，原恩州改称南恩州。南恩州在远恶州军中即使排名第一，但真正贬谪和分配该地的贬官并不太多。
其次，地理位置特殊的贬官相对较少。如节度使州，广州清海军、邕州建武军、融州清远军、容州宁远军贬官人数不多，因党争遭贬到该地区的人很少；升级为府的州，如端州肇庆府、康州德庆府、宜州庆远府、桂州静江府，贬官也较少：与少数民族聚居区毗邻的平州、观州，因军事和笼络的地位重要，几乎无贬官。
再次，经济越落后的州军贬官越多，反之，开发较好的地区贬官越少。宋代的广州在南宋之后，成为广南东路经济发展最好的州，以前被唐代士人视为畏途的粤东沿海地区到了宋代，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流贬官宦与唐代相比明显减少，主要是安置很少的编管者。
而广南西路则西接夷洞，南临大海，山髙林密，灾瘴盛行。海南琼管四州四面环海，黎母山横贯其中，更是恶地。所以，广南西路，除了桂州以及桂西如誉州、平州、观州之外，其余数州军都是贬官较为集中的地区。
唐宋岭南贬官的政治原因
一、政治斗争的失利
事实这个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著名的则天夺权、中宗复辟、永贞革新、牛李党争、甘露之变，斗争的失败者多被贬流穷荒之地，不少就到了岭南。如牛李党争，先是牛党失利，李宗闵被流放封州，牛僧孺贬“循州长史”；后牛党击败李党，李党被贬逐，李德裕贬“潮州司马”，后又贬“崖州司户参军事”。
同样，党争现象贯穿着两宋的政治史，而因此遭贬岭南的也是最为集中。皇帝要以“异论相搅”为御臣手段，但诸多大臣竟然公开提出“君子有党论”。党争成了宋朝政治的一大特色，卢赵之争、寇丁之争、新政之争、“濮议”之争、变法之争、“更化”与“绍述”、“建中”与“党禁”。即便是南宋，也不断围绕着战与和相互争论。每次的政治斗争都会有失败者，败了大多就贬到岭南。
二、因言获罪
唐宋时代虽然比较开明，但毕竟还是君主制，因言获罪是其体制的必然产物。其结局当然是遭贬流放，高轸“上书言武三思父子必为逆乱”，结果是“配流岭外”。说错话有罪，不说也有罪。有状不上奏或者不作为也要做处理，崔仁师有状不奏，“太宗以仁师罔上，遂配流龚州。
一般而言，宋代是文人的最好时代，广开言路。其开国之初，就立下铁券：“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进谏之人”。仁宗更是终生重用谏官，开启了一股开明与民主的风气，即便谏官冒犯龙颜，后也可纳用，即偶有误，也能多宽容。但是毕竟这与皇帝的个人修养有关，基本的君主制度依然还在，因言获罪也就不可完全避免。
三、贪赃枉法、渎职
唐律规定“枉法者……三十匹加役流，”官员因为贪污、受贿等均可纳入贪赃枉法之列。如党仁弘，其人甚是贪梦，在就任广州都督期间，贪赃达到百余万，后被人告发，被官府贬黜为庶人，“徙钦州。”府宋还有因军事作战不利而被流贬岭南的。这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因为指挥战不力而导致战争失败，二是治军不严，三是动摇军心。
四、因亲友导致的连坐
这是岭南贬官人数较多的一类，一种是因为家属犯罪牵连或同党牵连流放；一种善待犯罪官员或者本身就是互相来往的好友；一种是因为救助自己的新朋好友或者同党；还有更为妄诞的是因为与贬官有书信往来的而招致贬谪。宋代施行连坐的主要是谋反、危害社稷的重罪，比唐代的范围要小。
唐宋岭南贬官的文化原因
通读唐宋岭南贬官历史，尽管表象的政治原因各有不同，其贬谪的深层原因在本文看来不过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没有搞清楚“君是谁”和“君是什么”；另一个方面就是忘记了自己是臣。
一、对“君王”认知的模糊
多数贬官天真的以为他们遇到的就是明君圣主，认为坐在龙椅上的就是天子，于是有了唐高宗风疾，武后专政时显庆年间诸位皇子和长孙无忌、褚璲岛等群历的贬谪流放；他们不知道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君”是一个既得益集团，而不是某个个体。
中国的君主专制不但是古代农耕中国政治治理唯一可行的宪制形式，并且这种专制并不是基于皇帝一人而展开运作，皇帝只不过是这个精英宫僚系统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没有皇帝（皇权）存在，整个机构就无法运行，甚至会极度不稳定。
对前朝皇帝的臣子是不考虑臣子才能的，只考虑是否为自己的人，如果不是，那就予以驱逐。另外，因为等级制度存在，以及角色的转变，让每个人都觉得是自然的。即便是开国的君主，也有长期为臣为民的体验，世袭之君同样要经历为人子、为人臣的阶段，所有帝王都经历由臣至君的过程。
唐宋政治精英在庙堂的进进出出，宦海生涯的起起伏伏，细细深究起来，也不能说他们没搞清楚“君是谁”和“君是什么”，而是因为某种理念或道统不得不做，或者不得不为，刚直的士大夫一定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政治预期的不稳定和高风险常常逼退那些较为正派的政治精英。
如果在当下社会，“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问题很少解决，上一届政府的官员退下来可以去其他职业工作，可以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样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物质生活。
但是中国古代的却非如此，“侯门一入深似海，不仅仅在于沉浸其中不能自拔，而在于一旦离开他们往往没有其他职业的选择，在心理上，他们认为是被判了死刑，从此不能为国家效力，理想抱负都随之没有了，这种打击是沉重的。
二、忘记了“巨子”的身份
与普遍化的“权力一一依附”型社会结构其实质就是权力决定一切，权威者与服从者的关系本质而言是人身依附关系，即主奴关系。唐宋的政治精英多数是通过科举制晋升的，尽管这个过程伴随着门阀子弟和寒门的党争，但是说到底，历子只是皇家行政机构的“打工仔”，他的作用首先应该是执行政令及部门管理，没有哪个岗位规定臣子还有“以道事君”的政治义务。
但熟读儒家经典的政治精英，总是容易忽视这个问题。如此一来，士大夫就扮演了两种角色：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是君主的臣子；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为理性和道德的主体。这导致了他们的双重人格：儒家传统的“以道事君、道高于君”这一类的说法，会让一些政治精英仗义执言，做诤臣，践行“文死谏、武死战”。
在皇权专制下，从根本上讲，皇帝并非一定是精英，他只要有决断的能力即可，只要他把这个官僚系统机器运转起来即可，他的职责更多的是象征与裁判的角色，过分的揽权往往的结果是事与愿违，但是皇权体现在用人方面，尤其关键性的位置，皇帝为了保证一定威权，必然会用自己的人，这也是专制下的秩序原则。
皇帝为了能最大化的掌控局势，就不会让臣子们结成联盟对付自己，而是默认甚至鼓励他们进行内争，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但凡事都要讲究火候，不能过火，不得耽误正事等等。
所以党争与派别冲突变成巩固唐宋王权的伎俩，党争越激烈，群臣矛盾越大，臣子们希望得到皇权支持的渴望越浓重，而对皇权的献媚也越强烈，部分臣子们忘记了自己“打工仔”的身份，忘记了自己只是政策执行者和部门或区域管理者，党同伐异，甚至把自己或小团体的意志上升为庙堂圭臬，最终导致了贬官谪宦的悲剧发生。
如果地位与身份把握模糊，就造成了臣子们的悲剧，特别是一些权宦和宰辅，层层依附的官员多了，就忘了自己奴仆的身份，轻视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