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彜在《中國通史》中如此評價包拯：“時人也稱其“有凜然不可奪之節”、“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據此可見，包拯的為人已清正剛直得近乎執拗，甚至還有些不近人情，然而，這也正是他與一些庸吏的根本不同。”
縱觀曆朝曆代，名臣将相輩出，若屬這其中家喻戶曉的，有着“青天”之稱的包拯可稱一二。作為一代名相，他剛正不阿，直言善斷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事實上，後世人眼中為官剛正不阿的包拯，看似一生為民判案無數，但實際上這位大清官有史可查的審案斷案的故事卻是極少的。在《宋史》中有載的案件亦是隻有一個，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割牛舌案。且看牛舌案發，包公要如何以待？
一、牛舌案發，包公如何以待
包拯，字希仁，宋朝時期的廬州合肥人。在宋仁宗天聖五年，即公元1027年時，包拯中進士，後因父母緣故，他在此後的十年中皆無法外出為官。直到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時，包拯父母去世丁憂的三年後，包拯才開始外出做官。
從嘉佑元年（1056年）到嘉佑三年，包拯任開封知府，是“開封府尹包大人”的緣來，牛舌一案便是此期間的一樁“驚天大案”。
《宋史》中對這個案子的記載極為簡短——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複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寥寥幾語中還無法領會到包公的判案能力，接下來便來一一分析情節。
時間發生在包拯任天長縣縣令的一年秋天，秋天是農忙收貨的時節，農民們都在忙着收割莊稼。但在有一天的白日，卻是有人敲響了衙門的擊鼓，一樁案子緩緩拉開了序幕。
彼時，包拯正在處理繁忙的公務，在聽到有人擊鼓喊冤後便命衙役們将擊鼓鳴冤的人帶到上公堂。包拯一看，原諒是一個農夫，這個農夫一見到包大人便立刻跪下哭喊道："包大人求您給草民做主！有人想置小人于死地，小人冤枉啊！"包拯看到此種情形後，立刻發聲止住了農夫的喊叫聲，道："你有什麼冤屈就從實招來，本官定為你做主。”
原來，這位農夫的牛不知怎地被割了舌頭，這牛沒了舌頭如何能夠進食呢？離死也就不遠了，農夫才急得不行，找上了赫赫大名的包大人。且看包大人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呢？
二、驚奇斷案，水落石出
包拯思慮了片刻後，便讓農夫回到家中把牛殺了之後去賣錢。彼時的農夫并不能了解包大人的做法，但不了解歸不了解，為了活命，農夫還是按照包大人的辦法去做了。
為何說是為了活命呢？因為在宋朝時期，朝廷為了農業生産的需要，是禁止私人宰殺牛的，若是沒有官府允許，私自殺牛是觸犯法律的死罪的。這也是為何農夫的牛被割了舌頭之後如此着急的原因了。
後來，農夫回到家中之後就連忙将牛給殺了，并帶着殺好的牛肉出去賣。農夫的生意很是不錯，很快就将肉都賣了出去。而就在此時，有一個人到衙門報案了，稱：農夫私自殺牛犯罪了。
但令人沒想到的是，包拯卻大聲質問他道：“你與農夫是何愁何怨？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頭？”
那告狀的人聽了之後可謂是大驚失色，彼時的他還不知道為何包拯怎麼突然就将他判定為兇手。也許是出于做賊心虛的緣故，兇手當下就急急忙忙地磕頭服罪了，當場就被包拯便依法處罰了。
那麼包拯是如何分析這個案件呢？
首先就兇手來揭發農夫的行為看，可見這兩人是有私怨的，因為他希望官府可以将農夫繩之以法。
那麼他之是以能夠在農夫殺牛的第二天一早就來報案，完全不需要去證明一下，就是因為他是知道農夫的牛沒了舌頭，故而認為農夫将牛殺死了。但農夫并沒有将耕牛沒了舌頭的事情宣揚，兇手的自作聰明反而是讓他露出了馬腳。
事實上，在包拯在知道牛沒了牛舌之時就應該明白了割牛舌的人的真正意圖并不是牛，而是為了養牛的農夫。因為割掉了牛舌頭的牛是無法繼續耕田的，是以農夫要麼是讓牛餓死，要麼就是把牛殺掉。
農夫要是把牛殺掉就正好是中了割牛舌人的圈套，兇手自然會有下一步的動作。是以，包拯一開始就看穿了兇手的意圖，于是才将計就計，讓農夫殺牛引出兇手。而來官府報官的那人便是割牛舌的兇手，真相自然也就水落石出了。
剛剛也說了農夫是有兩個選擇的，如果農夫沒有殺牛而是看着牛死，到時候官府來查，那麼必然驚擾割牛舌者，破案就不那麼容易了。兇手自以為自己的計劃完美，卻不想背包拯一眼看穿，使出了這樣一招心理戰，最終引蛇出洞成功了。
不可否認，這個牛舌案若是在現代社會中，絕對是一件小案子，有許多高明的方法去偵破，但在千年前的宋朝時期，就當時的線索來看，這個案件能夠如此迅速偵破可謂是十分厲害的了。由此也可見包拯的斷案能力是十分出衆的，以小見大，這個“包青天”的名聲也絕非虛名。
事實上，曆史之是以沒有過多記載包拯斷案的事迹，是因為他的政績更多是為官上，一個敢于直言不諱的清官。
三、嚴肅清廉，不僞辭色悅人
包拯的清廉正直之名可謂衆所周知，僅以幾個事迹來一領包公的風采。
慶曆元年，即公元1041年，彼時四十二歲的包拯被提拔為了大理寺丞、知端州。在宋朝時期，端州噢特産端硯可謂是宋朝士大夫最為珍愛的雅器，故而當地每年向朝廷進貢的“貢硯”數量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此外，當地的官員為了讨好關系，還常常加征百姓幾十倍的數量去賄賂權貴。
如此一來，百姓們的負擔可謂是十分巨大的。積年累月，這個做法仿若成了當地的預設規則，直到包拯上任。彼時的包拯在了解了這一事情之後，不忍百姓負擔，不願官場腐敗，于是下令隻按朝廷規定數量生産端硯，州縣官員都不準私自加碼，違者必然重罰，這個亂象就此打住，百姓負擔逐漸減輕。
三年後，包拯因“端硯事件”有功而被皇帝任命為監察禦史，所謂的監察就好負責監察百官的行為。這個官職實際上是非常不讨好的，既沒有多少實權，還極為容易得罪權貴。但對于包拯來說，卻是他為百姓發聲的機會。
在此期間，他也做出了許多的正直發聲，諸如要求從重處罰販賣私鹽者；反對朝廷求和西夏；代表大宋出使契丹……
最能展現包拯公正不阿的莫過于在黨争問題上。彼時，當範仲淹在朝廷中掀起“慶曆新政”熱潮時，朝廷官員紛紛分為兩派，一派是以範仲淹為首的改革派，另一派則是對立的保守派。而此時的包拯不過是一個初入中央的小官，而且讓包拯做到監察禦史位子上的還是保守派的王拱臣。
起初，包拯彈劾了改革派的弊端，使得保守派一片叫好。等到範仲淹罷相離京，新政失敗後，包拯卻又以一篇《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文章，文中大談了範仲淹用考試選拔士大夫子弟的政策的利以及維持下去的觀點。如此一來，包拯可謂是将兩個黨派都給得罪了。
但這也最能展現包拯公正廉潔的禀性，從不僞辭色悅人，也從不一生不結黨營私，隻為百姓，為國家而發聲的一位官員。
小結
毋庸置疑，包拯是我國曆史上少有的家喻戶曉的古代官員，人們對他的評價亦是超前的高，一度還有神化的傾向。而人們對他的推崇并非隻是對他的能力和品質的認可，更是寄托了黎民百姓想要清官治世的呼籲，是人民對秉公執法的精神訴求。
故而可見，這是百姓“處江湖之遠”的一種需求，朝廷遠離，唯有地方的父母官的清廉是真正關系着群眾的幸福。這也是為何包拯會以這樣一個“判官”形象留存後世的原因。
前人的教訓是今人的經驗，多少貪官污吏背上污名，流芳百世的唯有清廉正直者，隻有官員清正廉潔，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繁盛強大。
參考資料：《中國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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