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河南省駐馬店确山縣，秋收的喜悅讓人們喜上眉梢。麥穗厚實堅挺，洋溢着勃勃生機。人們正待舉鐮收割時，忽聽一女驚呼道“哎呀，烏雲來了，烏雲來了！要下雨了！快幹呀！”人們并不在意，因為，農村人誰沒受過雨淋，誰沒在雨中幹過活！
确山滅蝗，曆史馳名
然而，一聲悶悶地絕望的聲音傳來，那是一位見多識廣的老人“蝗蟲！啊，蝗蟲來了！大家快準備呀！”人們聽罷，全都站直了身體。
許多人并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遮天蔽日的蝗蟲，襲來。每過一處，頃刻之間麥子都被吃光了。蝗蟲打得每個人都趔趄着，打也打不過來，轟也轟不走。人們在絕望中。哭泣聲迅速傳遍了河南汝南。
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知縣陳幼學得到禀報，立刻叫來衙役耳語一陣，衙役迅速領命。僅三日汝南百姓便組織男女老幼進行撲打。蝗蟲雖多，但人心齊泰山移。不論男女，不分老幼大家齊上陣，各個使出了渾身力氣。
與此同時，每個人身上都背着石灰末、草木灰等，将這些東西向麥子上倒灑。還有一些人用長杆舉起五顔六色的衣服。還有一些人，放起了鞭炮。
正在人們忙活着的時候，軍隊也來了，隻見軍人們舉起了鳥铳、點燃了引信，槍炮齊鳴。
到了夜晚，陳幼學便命許多人或舉火把或點起篝火，在火把或篝火旁挖巨坑。蝗蟲和飛蛾一樣，都是見火必投，接連三晚，坑邊都有無數蝗蟲的屍體。
徐光啟與利瑪窦
就這樣，經過三天三夜的奮戰，在陳幼學的率領下，确山人一共捕殺了大約13萬斤蝗蟲。
陳幼學是萬曆年間一位非常著名的救災能臣。确山不但有蝗災還有黃河泛濫，陳幼學在任上都曾做出過名标青史的大事。至于他的滅蝗方法，當然我們是以故事的形式進行了增添。例如挂彩裙、放鞭炮、将石灰等撒到麥苗上的方法，并非陳幼學所為而是偉大的政治家、經濟學家、農學家在他的不朽名著《農政全書》上的記載。
徐光啟和他的《農政全書》
《農政全書》頒行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而陳幼學是萬曆時七年（1589年）考中的進士，是以陳幼學基本上不會采用這種方法。
夜晚篝火殺蝗蟲的方法古已有之，其創立者就是唐朝著名的宰相姚崇。
姚崇
但《農政全書》是中國古代農業科技發展的最進階别的總結，更是中國人民與蝗蟲鬥争幾千年的經驗總結，明朝二百多年來幾乎年年都在與蝗蟲鬥争。《農政全書》的作者徐光啟更是明朝特别是晚明最偉大的科學家和胸懷最為寬廣的人之一。
在晚明時期，人們的信仰坍塌，老的儒家被人們擊碎，新的信仰正在争奪誰為主的時期，徐光啟為了學習造炮技術，為了與葡萄牙人搞好關系，甚至加入了天主教。
他是中西文化的交流橋梁，生于1562年4月24日，卒于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聖名保祿，上海縣法華彙（今上海市）人，官至崇祯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内閣次輔。主要代表作除了《農政全書》之外，還有，《幾何原本》《崇祯曆書》《考工記解》等。
蝗災在明代有記錄的比較大的災害共有197次，在各種災害中以災害損害程度講名列第五。對于這一災害，明朝統治者比較重視，而且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治理體系。明成祖朱棣在即位當年便頒行了《捕蝗令》要求各地捕殺蝗蟲。
一代雄主朱棣如何對付蝗災和貪腐分子
自此以後，捕蝗成為了一種學問。故事中的陳幼學就曾經專門學習過捕蝗的方法。特别是後世的徐光啟更是一大家，他指出了蝗蟲與涸澤的關系，提出了将旱地改為水田的方針。而且，明确了蝗蟲不喜歡的植物如綠豆、豌豆、豇豆、大麻、茼麻、芝麻、薯蓣等，在他曾經主政的地區，徐光啟曾經力主農民多種此類植物。
而且，我們現在的春耕、秋耕，也是在明朝成為定律，這其中就有治蝗因素。明朝，針對蝗蟲還采用了生物控制的方式，例如養鴨除蝗、捕捉蟲卵、對于蟲蝻進行開溝陷殺等方式。是以，在捕蝗方面後世應該感謝明朝的積累。
對于其它災害以及救災體系的運作和維護，朱元璋之子朱棣，作為一個經曆過戰争、體味過艱難生活的帝王，他非常認同父親在救災制度上的安排，進而，蕭規曹随般地運作着這一體系，他做的主要是更細化朱元璋時期的政策。
例如，如果發現遇到災禍而沒有上報，别人上報了，那麼殺之。在他統治明朝22年中（1403年到1424年），他在此方面殺的貪官也不少。
永樂朝在救災體系上最大的貢獻是，進行了機構互相監督的架構。首先他派遣了級别較低的官員巡視各地，類似于今天的中央巡視組。這些級别較低的官員，大都沒有經曆過官場的洗禮，不谙潛規則，一心發揚儒家傳統。再加上建功立業心比較強，是以他們往往對于貪腐形成了一定威懾作用。
其次，按察司、地方官員聯合布政司（民田受災）、都司官（軍田受災）聯合勘災，這樣，各個不同部門互相監視。
結束語：丢失敬畏，丢失信仰，大明坍塌
明末超大型自然災害中，以地震、旱災、水災為主，以蝗蟲為輔的多層次、多廣度、寬範圍、時間長為特點。有不少人都認為自然災害是明朝滅亡的原因，原因是要分為根本原因、重要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的。
我個人認為：信仰缺失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自然災害是一個重要原因、直接原因。有沒有辦法來降低它的危害呢？顯而易見是有的，因為大明國土廣域，自然災害的發生與否、輕重與否各地都不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天下官員的清廉度以及做事能力能與洪武、永樂時期的看齊，更重要的是“洪武荒政體系”運作良好的話，完全可以降低。
再者說，李自成能夠進入北京以及後來的清軍入關，跟自然災害沒有直接關系，而是與當時的吏治以及人們的信仰缺失（傳統儒家的三綱五常被打碎，但新的有價值的信仰體系還沒有建立）有直接關系。
如果說，永樂皇帝因為出生于打天下階段，還懂得創業之艱難，仍然能夠嚴格執行父親留下來的政策的話，後世的皇帝們沒有經受過苦難、貧窮、戰争，他們心中沒有“懼怕”老百姓的心理，他們還會盡心盡力地維護這一平時看起來費錢且毫無用處的“荒政體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