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窦兆銳
來源：《曆史評論》2021年第5期
《韓非子》要求君主制定律法必須有合理性和正義性， 正所謂“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律法一旦确立， 必須嚴格執行——“動無非法”，執法更是不分貴賤、一視同仁——“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對于法家的評價，似乎否定的聲音總比肯定的聲音多。在法家諸子中，《韓非子》作為集大成者，往往被置于儒家“仁政”、“王道”的反面，被視為“暴政”、“霸道”的背書者。如賈誼謂“仁義不施”，陸賈謂“法逾滋而奸逾熾”，揚雄謂“申、韓之術，不仁之至”，蘇轼謂“刀鋸斧钺，何施而不可”，等等。近代以後，在西學語境下，對于《韓非子》“暴政”的評價更催生了法家維護“專制主義”的論說——“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範圍。二者相衡，判然各别”。
那麼，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韓非子》？
《韓非子》并不主張暴政
批判者指責《韓非子》倡導暴政，認為它将趨利避害視為人之本性，将人倫關系等同于利益交換，并據此擯斥忠孝仁義等倫理道德，主張以嚴刑峻法和陰謀詐術駕馭臣民、治理國家。如果僅從語言表述來看，這種觀點似乎是成立的。然而若從《韓非子》的整體理論入手，則會得出不同結論。
《韓非子》最突出的特征是區分政治與倫理、律法與道德。要言之，它的核心關切是政治，而非倫理。《韓非子》認為，成功的國家治理在于保持政治秩序穩定，正所謂“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系虜之患”。在這一點上，《韓非子》與儒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幾無二緻。隻不過，雙方實作理想的途徑迥然有别。
與儒家由倫理推導政治的路徑不同，《韓非子》認為情感（親疏）、道德（善惡、忠奸）以及智力（賢愚），不可作為君主決策的依據，因為情感和道德的主觀性太強，個人智力亦有限，極易受到欺騙，所謂“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是以，《韓非子》雖然一方面主張以趨利避害之人性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設律法、行賞罰，但是另一方面強調以律法作為治理國家的唯一途徑，以行為結果是否合法作為行賞罰、作決策的唯一标準，即“不遊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内，動無非法”，“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最終為了實作“令行禁止”。
了解了以上邏輯，再看《韓非子》關于擯斥道德情感的表述，便能明白其本意。“父母之于子也，産男則相賀，産女則殺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目的是說服君主不可對個人情感和人倫關系心存僥幸；“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目的是敦促君主放棄對道德的過度依賴，而要以客觀行為結果明辨忠奸。
《韓非子》将人倫道德、個人情感排斥于政治之外，看似近乎“暴政”，實際上其矛頭所向是“壞人”而不是“好人”，是品德一般的人，而不是品德高尚的人，即“立法非是以備曾、史也，是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如果站在忠臣的立場看，君主擯棄一切道德和情感因素，并非壞事。因為隻要君主“不遊意于法之外，不為惠于法之内”，根據法律和客觀事實施行賞罰，自然忠奸立判，忠臣得賞而奸臣得誅。反之，如若君主僅憑個人智巧來察忠辨奸，則極有可能颠倒是非，使忠臣蒙冤而奸臣得遂，這在《說難》《孤憤》《和氏》等篇中有十分明确的闡述。
為亡秦背鍋理據不足
《韓非子》遭到廣泛非議的第二個原因，是被認為導緻了亡秦之禍。如果說賈誼《過秦論》是從宏觀層面探讨法家學說與秦之興亡的内在聯系，那麼《史記》關于秦二世使用《韓非子》為其殘暴行為辯護的記載，則從細節上“坐實”了《韓非子》的“罪惡”。
秦二世當國，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又大興土木，“賦斂愈重，戍徭無已”。大臣李斯數次進谏，秦二世非但不聽，還責問李斯：“韓非曾說：‘堯貴為天下之主，衣食住行尚不及常人；大禹治水勞累而死，奴隸俘虜亦不過如此。’天下之主怎會甘願陷入如此境地？這是庸人的榜樣，不是賢人的追求。賢人坐天下，一定讓天下都順适自己，這才是貴為天下之主。所謂賢人，必然能夠安天下而治萬民，如果連自己都滿足不了，談何治理天下呢？”
秦二世所謂韓非之言，大體出自《韓非子·五蠹篇》。然而就原文來看，韓非要表達的意思是：上古之時物質生活極其匮乏，天子與平民的生活水準無甚差異，且身為天子還要躬耕勞作，做天子乃是苦差事，是以“禅讓”能夠實行。由此，韓非進一步闡釋了“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争于氣力”的道理。從韓非的原意看，他強調的仍是平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是以開篇即以“有巢氏構木為巢”、“燧人氏鑽燧取火”說明“王天下者必取悅于民”。
圖為明萬曆刻本《韓非子》書影 文化傳播/供圖
顯然，秦二世不僅扭曲了原文真意，其“專用天下适己”的極端利己主義理論與《韓非子》“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的政治理想亦背道而馳。
然而，對于秦二世的謬論，李斯為求自保，不僅沒有據理力争，反而斷章取義《韓非子·顯學篇》“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的重刑思想，逢迎秦二世的恣睢暴虐和嚴苛督責——“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谥也”，“故能荦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毫無疑問，李斯所謂“申、韓之術”、“商君之法”的根本目的是為君主私利服務，是君主暴虐天下、獨斷專行的工具。其取向與《韓非子》的主旨是不同的。明人茅坤早已看破：“（李斯）其心止于持祿，而不在用世。而其所為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剿韓氏之糟粕耳。”
強化君權的作用具有兩重性
《韓非子》被視為暴政捍衛者的第三個依據是批評者認為它擁護專制主義。一些學者認為，在法家看來，“君主的意志就是法令，隻要是君主說的，無論怎樣荒謬悖理，都是不容拂逆的絕對指令”。維護和鞏固君主集權，确實是《韓非子》的核心思想，但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肆意使用權力。實際上，《韓非子》對君主為什麼以及如何正當行使權力，有過系統論述。
首先，《韓非子》要求君主制定律法必須有合理性和正義性。如前所述，“必依人情”是治國的基本原則和原理，是以不違人情就成為制定律法的基本遵循。正所謂“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伛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溪，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其中，“可為之賞”和“可避之罰”，意味着君主設立律法必須量人力而為，不可過分，這正是對君主肆意逞欲的限制。而且律法一旦确立，必須嚴格執行，即便君主也必須依法辦事——“動無非法”，執法更是不分貴賤、一視同仁——“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其次，《韓非子》要求君主必須克制自身的情感和欲望。《韓非子》對君主洞察人心、辨識忠奸的技能與方法——即所謂“術”進行了系統分析和總結。在批判者看來，這些察奸之“術”不過是君主逞欲恣睢的陰謀詭計。事實并非如此。韓非子認為，察奸之“術”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君主要制欲望，做到“好惡不顯”。奸臣之是以能取得君主信任并身居高位，是由于他們洞悉了君主的好惡，進而曲意逢迎，所謂“主有所善，臣進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而人性包含“同者相是，異者相非”的普遍特點，使得奸臣得以依據君主的好惡，蒙騙君主，竊用君權，即“因君之欲以侵其君”。君主用術的目的是要洞悉奸臣的鬼蜮伎倆，覺察奸臣行為背後的真正動機，使其“形名參同”。然而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君無見其所欲”，甚至做到“去好去惡”。是以韓非言道：“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如果君主做到“好惡不顯”，其欲望被壓減到最低限度，那麼其濫用權力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再次，《韓非子》在君主集權之下，建構起一套限權結構。一方面，《韓非子》以嚴謹的邏輯推理和現實教訓，将統治集團的各色人等定性為權力至上的政治動物，讓君主産生時刻被奪權者環伺圍獵的危機感，進而展現出“法術勢”對于鞏固君權神聖不可侵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韓非子》又不斷強調，隻有限制自身欲望，将自己的言行納入“法”的規範之下，才能使“法術勢”的集權效力發揮到最大。換句話說，《韓非子》設計了這樣一個邏輯：君主若要實作絕對統治，就必須做到“抱法處勢”，“好惡不顯”；而一旦做到了這兩點，其權力勢必處于“動無非法”和“去好去惡”的限制之下。臣下依君主喜好而“阿谀是非”的特點，反而可以成為法治得以實作的條件。要言之，《韓非子》要求君主限權的目的是萬事一斷于法，當臣下發現連君主尚且以法自律，普通人又如何敢造次？于是，當全體臣工都悉遵法令時，君主的集權反而可以得到保障。由此可見，“法”、“術”内部包含抑制權勢作惡的因素，這些因素既捍衛權勢一統于君，亦預防君權脫缰暴走。
“天下惡乎定”，是春秋戰國的時代主題。對此，先秦諸子基于不同角度和思想資源，作出了不同回答，同時也達成了兩個重要的思想共識：一是通過鞏固和強化君權，實作“天下定于一”，是以先秦諸子的理論與實踐普遍從“君主”出發，即所謂“國無君不可以為治”；二是君權統一的目的是重建政治和社會秩序，實作天下大治，即所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這兩個方面是一個對立統一的沖突體：一方面，君權的強化有利于集中和發展國力，進而加快統一步伐，盡早結束“大争之世”；另一方面，君權至上的理論設定，必然導緻君權膨脹和君主專制的發生，進而違背“立天子以為天下”的理想初衷。對此，先秦諸子都曾提出過解決辦法，比如孔子講“君君臣臣”，也講“為政以德”；孟子講天下“定于一”，也講“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墨子把“天老爺”作為“地上王的投影”，也講“選天下之賢可者立為天子”；就連看似超然物外的老子也一面講“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一面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韓非子》自然不例外，隻不過它是從政治學角度思考這兩個問題而已。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正确認識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優點與不足，探尋實作中華優秀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方法路徑，至關重要。
作者機關：中國曆史研究院曆史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