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美國大使館的簽證處，有一件叫《猴子撈月》的藝術作品。21種語言文字的“猴”字，互相串聯在一起，從30米高處懸挂下來伸向一池水面。這件作品講述了不同文明的人類共同協作的過程，仿佛是一個新時代的巴别塔寓言。人們懷抱着國際交往的目的來到簽證處，在等待的間隙駐足于這件作品前。随着世界局勢的起伏變幻，這件作品也在不同時代反射出不同的意義。
而今，《猴子撈月》來到了浦東美術館的展廳，與其他70餘組作品一起，構成了“徐冰的語言”大型專題研究型個展。
徐冰是發明語言文字的大師，從《天書》《英文方塊字》到《地書》，他以文字的解構和建構為理念，将不同的文化進行嫁接，既展現了普天同文的理想，也是對于文字背後代表的文化和思想的一種核驗。他從藝術的視角，多元度探讨中國文化在國際新語境中的意義與價值。他也時刻關注時局冷暖，将其作為自身藝術創作的養料。本次展覽，便是對其四十年藝術生涯的全面回顧。
發明語言的藝術家
早在1987年，剛剛獲得中央美術學院碩士學位的徐冰，花費4年時間，參考中國字形結構特點，造出了4千多個“僞漢字”。他用活字印刷的方式，将其制作出類似于宋版書的書冊和幾十米的長卷。嚴肅、莊重的形式下，卻沒有任何意義，展現出一種真實的荒誕。這些完全沒有交流功能的“僞文字”，成了徐冰的成名作。“《天書》表達了我對現存文字的遺憾。”藝術家曾經這麼說。
徐冰随後移居美國，在文字語言的使用方面，起初他感覺到很錯位，“你的思維是成人的，但是你的表達能力就跟幼稚園的孩子一樣。”在兩種語言的間隙，藝術家又開始生發出新的思緒。他将聖經文本與當代小說文本的每一個詞交錯排在一起，形成某種文學與視覺的實驗（《後約全書》）；他将一篇中文文本翻譯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泰文，再譯回中文（《轉話》）；直到《英文方塊字》，徐冰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嫁接”方法。
“英文方塊字”是形似中文、實為英文的新書寫形式。與《天書》的“僞文字”不同，它是可閱讀的“真文字”。徐冰将中國的書法藝術與字母書寫交織，衍生出新的文字語言概念。觀衆閱讀時的阻滞、懷疑、困惑，在作品中經由腦筋急轉彎般的頓悟而得以釋然。
“在美國的時候，我不喜歡當代藝術的一個毛病，就是離一般觀衆距離太遠。”徐冰在接受第一财經采訪時表示，是以他做了一些互動性的作品。在《英文方塊字教室》，觀衆便可直接參與其中，進行英語方塊字書法的學習和操練。通過《英文方塊字教科書》，他更是将這種新書寫形式介紹到世界各地。這既熟悉又陌生的轉換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将東西方文字之間的差異“和解”。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徐冰頻繁往返于全球不同城市，他開始留意各個機場的辨別和航空公司說明書。為了讓不同文化背景語言習慣的人都能了解，這些說明書通常以識圖為主，用簡單的圖像說明複雜的事情。2003年，他突然意識到，可以單單隻用這些辨別講述一個長篇的故事，《地書》由此誕生。這套當代世界的“象形文字”超越了地域文化和任何的知識結構，不管是哪種文化背景景、講何種語言，隻要具有當代生活經驗，就可以讀懂它。作為一本無需翻譯的小說書，《地書》已經在多個國家出版發行，徐冰敏銳地捕捉到圖像文字與網絡溝通方式的價值和未來，在傳統語言文字之外，探索溝通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它實作了人類普天同文的理想，也是對《猴子撈月》所映射的巴别塔問題的回應。
“文字是文化概念裡最基本的元素，觸碰文字即是觸碰文化之根本，對文字的改造即是對人的思維最本質部分的改造。”在徐冰看來，漢字與圖形難解難分的關系，始終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文化性格、看世界的态度，以至中國今天的樣貌。“在世界文字複雜的編碼系統中，在漢字獨有的特性中，還有哪些有待發現，并在人類文明建設中起作用的東西？這始終是我感興趣的課題。”
他常常有種奇異感：“正在步入賽博和太空時代的我們，仍然使用着圖畫般古老的符号在交流，真像是生活在穿越中。在這點上，我們是幸運且特殊的，我的藝術在冥冥中被其引導。”
解構中國文化傳統
“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徐冰正在紐約，見證了整個曼哈頓下城被灰白色的粉末所覆寫。他默默收集了一些灰塵，當時并不知道要做什麼，“隻是覺得裡面包含着關于生命、關于一個事件的資訊。”直到兩年後，他讀到慧能的偈言，又想起了這包灰塵。藝術家将灰塵灑在展廳裡，當灰塵沉落到地面，沒有被灰塵覆寫的地方，露出這句偈言：“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件作品并非在探讨特殊事件本身，而是精神空間與物質的關系。到底什麼是永恒？什麼是真正的力量？當這件作品在全球各地展出，每一次展完灰塵被回收的時候，也帶上了當地的時空基因，灰塵依然是灰塵，但也已經不止是原來那包灰塵。
運用東方的禅語，徐冰的藝術在世界的範圍内得到了解和傳播。他也意識到，很多西方最知名的藝術家，杜尚、約翰·凱奇、安迪·沃霍爾，都将禅的智慧運用到自己的藝術創作中，借助東方的智慧颠覆了西方藝術的理念和傳統。
而徐冰也一再地回到中國文化中尋求滋養，将其作為自己藝術創作的源泉。在此過程中，他也始終着力于追尋中國文化背後的内涵、精髓，緻力于探究其在當代世界的意義和價值。
展覽的三層，有一個東方意境極強的展廳區域，長卷式的審美形式以既傳統又當代的方式呈現在眼前。在觀者駐足欣賞書畫長卷的優美意蘊之後，轉到背後，會發現，這是運用幹枯植物、報紙、塑膠袋等廢棄物在宣紙玻璃背後，通過調節光在空間中的狀況，呈現出的中國畫的效果。觀者看到的實際上是一幅由光構成的畫面。
《背後的故事》不止是一場炫技的奇觀，藝術家通過這一系列創作引出中國山水畫與自然特殊關系的思考：一塊石代表一座山，意指所有的山；一個樹枝代表一棵樹，意指一類樹。東西方藝術之于自然的手法差別，是對事物“個别”與“普遍”性質認知态度的差別。此外，《芥子園山水卷》《文字寫生》《漢字的性格》等作品，也分别是對中國傳統書畫、文字的解構和分析。
徐冰意識到，“符号性”和“程式化”是中國藝術的核心特征。如同書法一樣，清代的《芥子園畫傳》可以說是一本描繪世間萬物的符号和偏旁部首的“字典”，學畫的人在沿襲範式的前提下，方可表達個人品味，就像詩歌中的用典。從此可見，實際上“拷貝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傳統必須被激活才便于使用，中國的思想方法、文化态度、世界觀之精華，都可以成為使我們思維邏輯進步與發展的養料。
修建藝術的閉環
在浸淫于傳統的同時，徐冰也時刻保持着對于時代與現實的關注。2008年，他回到中國擔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教授，随即創作了歸國後第一件大型裝置作品《鳳凰》。
徐冰第一次踏進北京CBD的工地，就被建築廢料原始粗陋的美感和高樓大廈背後的真相深深吸引。當他接受委托為即将建成的大廈創作一件藝術作品懸挂在輝煌的大堂，他想到了用這些建築廢料制作一個巨大的鳳凰。在他的設想中，帶着粗糙原始氣息的龐大的機械鳳凰，将與現代化的精緻、資本的光芒形成強烈的反差，反射出繁榮背後的現實。
“我希望它很浪漫，很美，同時又很兇猛，帶有神性，怪異的同時又非常現實。它用一種非常低廉的材料來打扮自己，讓自己變得很有尊嚴，又帶着傷痕累累的感覺，這就是《鳳凰》的感人之處。”
然而，金融危機之下，《鳳凰》遭遇了難産，輾轉兩年，于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亮相，又于2015年登陸威尼斯雙年展的展場。《鳳凰》源于對城市化、新勞工及資本積累的思考，在全球各地遊走的過程中，又折射出不同的意義。
近年，徐冰開始拍電影。他意識到，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讓世界成為巨大的攝影棚。于是，他利用監控攝像頭的素材，完成了一部沒有攝影師、沒有演員的81分鐘劇情長片。《蜻蜓之眼》表面戲仿劇情大片，核心則是尋找一種與當代文明相比對的工作方法。
而今，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太空科技等領域急速發展，使人類已有的文明正在面臨難于應對的窘境；另一方面，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又令世界經曆了意料之外的轉折。在這樣的環境中，藝術的立足點在哪裡？對此，徐冰從未停止思考。
在疫情來臨的時候，徐冰告訴第一财經，他很長時間被封在紐約工作室，第一次有機會靜下心來，面對瑣碎的生活，關注院子裡的樹。在這樣的生活中，他意識到，人類太自大了，“我們隻是生物鍊中的一環而已。”
回到中國，他又開始了馬不停蹄的創作。2021年2月，名為“徐冰天書号”的火箭發射升空。發射失敗了。一子級箭體回落到地面，留下了一個“環形山”。這次失敗的發射，帶給了藝術家更多的思考，“藝術的觸角伸到外太空，其實解決的還是地球上的事，探究的還是人的局限。”
徐冰在四十餘年的創作曆程裡，始終對自身所處的時代保持高度敏感，其作品與社會現場關聯緊密。“藝術說到底，就是藝術家面對時代有自己的話要說，而要把這話說到位、說得有感覺，就必須找到新的說話方法。”在他看來，藝術家一生所做的事，其實是在修建隻屬于他自己的藝術的“閉環”，是以，每件作品之間都在互相補充和支撐；舊作是對新作的注釋，新作是對舊作的重新發現。
“我常提醒自己：随時代變遷，這個’閉環’總會露出缺口，需要找來更有效的’材料’去彌補。這樣看來，藝術創作是一件持續生長的事情。”
第一财經：《猴子撈月》這件作品借展在美國大使館的簽證處，你覺作品處在那樣的環境中有何寓意？
徐冰：美國外交部有一個藝術處，專門給世界各地的美國大使館做文化項目。當時（2008年）正好是中美蜜月期，我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做了一個項目，叫《紫氣東來》。同時在北京美國大使館，他們也邀請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藝術家參與藝術項目。他們了解到《猴子撈月》這個作品，就希望我能借給他們。
這個作品最早是上個世紀末我在美國華盛頓賽克勒美術館一個特殊空間創作的，由21個不同語言文字的“猴”字組成的，它是在探讨，我們人類的不同文明是如何共同工作的。“猴子撈月”本身有自己的寓意，在不同時代，也都會激發出新的含義。特别是在現在，價值觀的沖突越來越激烈，我們更應該思考人類如何共同工作。
這件作品借給美國大使館15年，挂在他們的簽證處。我覺得這樣也挺好，每天等簽證的有上千人，等着沒事做，就會在那裡看，每一個字是怎麼回事，還是很有意義的。
第一财經：在浦東美術館的中央展廳，明年4月你會創作一件《文明的引力》，是否能介紹一下你的想法？現在這個空間是蔡國強的作品，你怎麼看他的作品？
徐冰：我和蔡國強在世界各地經常一起做展覽，這次在這兒又重疊在一起，我覺得挺好。他的作品和我的作品風格截然不同，但都有一個共通性：對普通的大衆都有一種特殊的親和的方法，歡迎大家進入的這樣的一種手段。
中央展廳這個空間它很特殊，從一層到四層，從每一層都可以看。由于這個特殊性，我設計了一個叫《文明的引力》的作品。用英文方塊字的方式，抄錄了海德格爾的一段話，探讨文明之間的這種糾纏，就是因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而對世界有不同判斷。
這段話從底下是看不出來的，因為被拉伸了。随着空間的升高，這個資訊變得越來越準确和清晰。走到最上一層往回看，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篇海德格爾的文字，是用英文方塊字的形式呈現的。我以前沒有使用過這樣的手法，感覺還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财經：這次在展覽中還有一個英文方塊字的教室，觀衆也可以進去學習嗎？
徐冰：當時在美國的時候，我不喜歡當代藝術的一個毛病，就是離一般觀衆距離太遠，是以我做過一些互動性的作品。在浦東美術館，觀衆也可以參與進來，他們可以進去書寫。裡頭還有一個教學的紀錄片，觀衆可以自己學。
在這個過程中，甭管大人孩子，我覺得真的會對他們的思維有作用。表面上看，雖然是傳統書法，但在這裡，我們傳統的文化概念就開始不工作，就會受到阻截和挑戰。因為我們的思維是懶惰的，你用英文是什麼、中文是什麼的概念，沒法判斷這樣的書法。沒有一個現成的概念，你就得找到新的思維的支撐點，這個時候，藝術就開始生效了。
第一财經：這兩年世界發生了很多變化，現在相當于進入了後疫情時代。在這個過程中，你有沒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說藝術的計劃？
徐冰：因為疫情在發生中，有點太近。但是它給人類的影響太大了，遠遠比“9·11”要大許多倍，它整個改變了我們人類生存的方式。藝術怎麼樣能應對這樣的事件，我覺得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
我其實很長時間被封在紐約工作室，做不了什麼事。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有多厲害，都是這種瑣碎的生活，和家人在一起，我覺得很好，你可以真的有很安靜的一段時間，真正的生活。
我們有一小院子，有很多樹，因為疫情，才真有時間和精力去關注這些樹。過去這個院子根本沒人去收拾，因為忙的要死。當你真正關注這些樹的時候，你發現連這樹都是了不起的。它們互相溝通的管道、它們的神經網絡、它們傳遞資訊的方法、它們保護自己的方法，做了一些研究以後，我發現，這些樹真的太了不起了。
那時候，我開始認識到，人類太自大了，自以為世界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其實我們隻是生物鍊中的一環而已。這些都是在疫情中的檢討。
我後來也發現，這個冠狀病毒和當代藝術的性質挺像。冠狀病毒強迫人類在生物學上急速發展，冠狀病毒為了要生存，它也要變異，變得更強或更弱，最後和人類共存。當代藝術也是，它給文化生态投入一種過去沒有的東西，是一種松動排序和知識化的過程的。為了生存，為了适應文化生态，最後它也得變異。再了不起的藝術家的東西，随着時間都變成了通俗化的藝術，最後成了服務性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