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慶國：對國家安全特點與治理原則的思考
作者：賈慶國，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
來源：《國際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内容提要】近年來，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國家安全問題，并把它放在國家治理中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中國也不例外。然而，不少人對國家安全的了解還存在較大偏差，主要表現在要麼籠統抽象地談論國家安全，要麼隻是關注國家安全的某一個方面，對國家安全涉及問題的系統性讨論不多，即使那些為數不多的讨論也不夠全面和深入。有效進行國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統和深入地厘清“國家安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國家安全與其他價值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探讨國家安全治理的原則和路徑。國家安全是一個内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具有多面性、關聯性、變動性、相對性、非唯一性、主觀性和社會性等特征，深入研究和把握國家安全要有總體安全思維，從總體安全的角度全面審視我們面臨的挑戰，借鑒中外曆史經驗和教訓，并在此基礎上加以認真應對。是以，國家安全治理的路徑選擇至少應遵循總體、全面、兼顧、适度、平衡、順勢與合作等原則。
【關鍵詞】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家安全；安全治理；治理路徑；安全特征；安全原則
近年來，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安全問題，很多國家都把安全放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位置。中國共産黨和國家上司人高度重視安全問題，反複強調要增強安全意識，特别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加大維護國家安全力度的必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目前我國國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内外因素比曆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為統籌和加強國家安全工作，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間諜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内活動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等一系列法律。
然而，目前不少人對國家安全的了解和關注還存在較大偏差，主要表現在要麼隻是籠統抽象地談論國家安全，要麼僅僅隻是關注國家安全的某一方面，對國家安全的内涵、國家安全的多種特征、國家安全與其他價值追求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的讨論卻不多且不深入。但是，有效從事國家安全治理需要全面、系統和深入地厘清“國家安全”概念以及國家安全與其他價值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讨國家安全治理的途徑。是以，本文試圖從這個角度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基本特點以及治理原則與路徑進行分析，以期持續推動對于這個問題的相關讨論。
一 國家安全和總體國家安全觀
《現代漢語詞典》對“安全”的定義是“沒有危險；平安”。 這個定義更多地還是将安全視為一種客觀現象，也就是說，安全是一種客觀存在。事實上，現實中的安全不僅包括沒有現實危險和威脅，也包括人們沒有危險和威脅的感覺。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頒布，中國官方通過法律形式對“國家安全”進行了界定：“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内外威脅的狀态，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态的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是從總體安全的角度認識和把握國家安全問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這裡所說的“總體”，就是全面和整體。所謂“全面”，就是在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時要照顧到國家安全的所有層級和各個領域；所謂“整體”，就是在思考國家安全問題時要将國家安全作為一個整體看待，根據特定時期國家的安全戰略目标确定國家安全各領域的位置和權重，通過統籌和協調安全各領域的需求，以實作國家安全戰略目标。總體國家安全觀就是要從全面和整體的角度思考和把握安全問題，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安全。
之是以說要最大限度地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絕對安全是不存在的，完全消除威脅和對威脅的感覺也是不可能的。就個人而言，沒有絕對安全。例如，個人為了人身安全可以不乘坐任何交通工具，甚至不出家門，但還是無法完全杜絕安全風險，如無法完全躲避雷電、地震、火災、疾病等意外事件可能帶來的威脅。同理，無論怎樣，國家都不可能實作絕對安全，更不可能從主觀層面完全消除危險的感覺。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一章第二條專門強調“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内外威脅的狀态”，維護國家安全的目标也隻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威脅和降低危險的感覺。
二 國家安全的基本特點
國家安全是一個内涵和外延極為豐富的概念，至少應包括多面性、關聯性、變動性、相對性、非唯一性、主觀性和社會性等七種特點。
（一）國家安全具有多面性
國家安全的多面性主要是指其涉及的領域很多，從國内安全風險到國際安全風險，從軍事安全風險到非軍事安全風險，從傳統安全風險到非傳統安全風險，從局部安全風險到整體安全風險，從線下安全風險到線上安全風險，從短期安全風險到長期安全風險，從相對安全風險到絕對安全風險等等方面，“涵蓋政治、軍事、國土、經濟、文化、社會、科技、網絡、生态、資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極地、生物等諸多領域”。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時刻都生活在各類安全風險中。
（二）國家安全具有關聯性
國家安全的關聯性主要指不同安全領域是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政治安全問題可能導緻經濟安全問題，經濟安全問題也可能導緻政治安全問題。前者如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蘇聯劇變，由于蘇聯持續的政治動蕩導緻經濟快速下滑，進而加劇了政治動蕩，兩者互相作用，最終導緻了蘇聯的解體。後者如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印度尼西亞經濟崩盤，直接導緻該國政治動蕩，由于政治局勢的失控，最終緻使統治印度尼西亞長達數十年的蘇哈托政權垮台。
2. 政治安全和領土安全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政治安全問題可能導緻領土安全問題，領土安全問題也可能引發政治安全問題。前者如20世紀90年代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兩者都源于國内政治問題的激化和最終爆發。 後者如克裡米亞問題給烏克蘭造成的困擾，俄羅斯通過公投的方式兼并克裡米亞的做法給烏克蘭造成相當大的政治挑戰：一方面，如果與強國俄羅斯抗争，勢必消耗烏克蘭大量的資源，且幾乎沒有勝算的可能性，甚至還會導緻更壞情況的發生；另一方面，如果不與俄羅斯進行抗争，那麼烏克蘭統治階層在國内又無法交代，進而會引發國内激進愛國群體的強烈反對，甚至引發國内政治層面的動亂和政權更疊。
3. 經濟安全與軍事安全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就無法建立和維持一支強大的軍隊，就無法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沒有強有力的軍事安全保障，也無法有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走出，百廢待興。當時中國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手中極其有限的資源到底更多地是用來發展經濟還是鞏固國防？中國政府最終選擇了前者。在當時的中國上司人鄧小平看來，中國隻有發展出一個強大的經濟才有可能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進而不斷提升的國防能力可以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切實和可持續性的安全保障。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講話時指出：“大家很關心軍隊的建設，關心軍隊裝備的現代化，這個問題也涉及大局。四個現代化，其中就有一個國防現代化。如果不搞國防現代化，那豈不是隻有三個現代化了？但是，四化總得有先有後。軍隊裝備真正現代化，隻有國民經濟建立了比較好的基礎才有可能。是以，我們要忍耐幾年。我看，到本世紀末我們肯定會超過翻兩番的目标，到那個時候我們經濟力量強了，就可以拿出比較多的錢來更新裝備。” 幾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當時中國政府的選擇是正确的。正是因為有了這個選擇，中國才有可能迅速擁有強大和繁榮的經濟，也才有可能在此之後通過持續加大國防投入，建設起一支強大的人民軍隊，進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軍事安全，中國的經濟安全也是以有了更加堅實有力的保障。
4. 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恐怖主義對國家安全的颠覆性挑戰，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過去國家面臨的軍事威脅主要來自其他國家武裝入侵的情況。例如，九一一事件中的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對美國的襲擊，一度使美國感到巨大威脅，甚至将反恐視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要務。 由于恐怖分子隐藏在群眾中，并且流散到世界各地，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在恐怖主義威脅面前無所适從，最後不得不更多依靠一些非正常手段來應對。盡管美國現在越來越多地将中國視為“威脅”，但是恐怖主義給美國安全構成的威脅仍然存在且不可輕視，近期美國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面臨的挑戰就是一例。中國也面臨着恐怖主義的威脅，前些年，恐怖襲擊也給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困擾， 中國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應對。這種情況在許多其他國家也有展現。
其他類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也與日俱增。2020年持續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極短的時間内迅速傳遍全球，給世界各國造成了巨大傷害。從患病和死亡人數看，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損失遠遠超過一般意義上的中等規模甚至大規模戰争所帶來的損失。據報道，截至中原標準時間2021年12月8日11時，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确診人數已超過2.67億，死亡人數超過528萬。美國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已達812 205人，超過曆史上美國在曆次戰争包括南北戰争中死亡的總人數。中國雖然因及時采取強有力的手段控制了疫情，大大減少了疫情可能造成的傷害，但還是有5 697人因疫情死亡，這不亞于一場中小規模戰争帶來的傷害。
表1 全球範圍新冠肺炎疫情彙總（截至2021年12月8日）
| 國家或地區 | 現有确診（人） | 累計治愈（人） | 累計死亡（人） | 累計确診（人） | 治愈率 |
| 中國 | 3 332 | 119 574 | 5 697 | 128 603 | 93.0% |
| 美國 | 9 715 064 | 39 742 867 | 812 205 | 50 270 136 | 79.1% |
| 國外（含美國） | 21 326 990 | 240 636 712 | 5 280 678 | 267 244 380 | 90.0% |
資料來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實時大資料報告》，百度網，https://voice.baidu.com/act/ 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aladin_banner。中國資料由百度根據國家衛健委、各省市區衛健委、各省市區政府和港澳台官方管道公開資料統計；國外資料由百度根據權威機構的官方報道（如央視新聞、《人民日報》等）、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官方通報資料統計。
近期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氣候變化問題，正在成為一個新的、具有更大破壞力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按照許多專家預測，如果氣候變暖趨勢持續，将造成全球海平面上升。當海平面上升超過一定限度，一些島國将不複存在，許多國家沿海城市将被淹沒或部分淹沒；一些地方的氣溫将會奇高，另一些地方溫度則會大幅降低；一些地方暴雨成災，另一些地方則會出現極端幹旱少雨的情況。氣候突變有可能使得人類原有生産格局和生活方式無法延續，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沖擊，全球任何一個角落都無法幸免于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氣溫上升加劇了環境退化、自然災害、極端天氣、糧食和供水無保障、經濟混亂、沖突和恐怖主義。
與此同時，傳統安全問題也會加劇非傳統安全問題。國家間爆發軍事沖突會引發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态破壞、傳染性疾病暴發、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兩次世界大戰僅在歐洲就導緻數千萬人流離失所；二戰以後的北韓戰争、越南戰争、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以及曆次中東戰争都引發了大量難民問題。 有研究表明，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對外進行的戰争已經導緻3 800萬人流離失所，背井離鄉。 如何妥善安置這些難民，成為國際社會面臨的一個巨大難題。大國間的軍事對抗還會嚴重阻礙在非傳統安全問題上的國際合作，冷戰期間，國際社會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合作就十分困難。
5. 國内安全和國際安全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國内安全問題導緻國際安全問題，最典型的案例之一就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前的阿富汗。九一一事件前，塔利班政權對内統治失控，其結果是，“基地”組織不僅将阿富汗作為教育訓練宗教極端分子的大學營，而且在阿富汗組織實施了針對美國的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最終招緻美國發動阿富汗戰争，推翻塔利班政權，并占領阿富汗長達20年。
國際安全問題導緻國内安全問題，如21世紀初在中亞和東歐等國爆發的一系列“顔色革命”，之後蔓延到中東、南亞等地區，引發多國政治動亂。在此過程中，不少國家因為沒有充分意識到網絡和通信技術的變革已經極大地增加了外部意識形态和輿論對本國政治的沖擊，并且可以強化他國政治動蕩對本國政治的影響，是以沒有對上述威脅作出有效的應對。其結果是，一些國家國内政局失控，有的國家甚至還出現政府倒台、長期陷入内亂的情況。
6. 局部安全和整體安全的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局部安全指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地區負責的那部分安全問題。在安全問題上，所有部門和地區的目标都是維護國家安全，但是它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具體分工和負責内容不同。外交部門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職責是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其中包括對外宣介和解釋國家的原則立場以及在不同問題上的做法，争取國際社會的了解和支援；與他國保持暢通和有效的溝通管道，特别是高層溝通管道，以便及時和有效處理與他國之間存在的各類問題，并對可能出現的危機進行有效管控。商務部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主要責任是推動與外部世界的經貿關系，利用國外資源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同時最大限度地維護和保障國家經貿方面的合法權益。國防部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主要責任是加強國防建設，維護國家領土安全，保護國家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地方政府負責的安全事務比較複雜，包括該管轄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文化事務等，但總體來說其與中央政府不同，各部門和各地區負責的是政府内一個部門或國家内某個地域範圍内的安全。整體安全則是指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安全，涵蓋所有部門和地區負責的安全事務。
雖然局部安全和整體安全在根本目标上是一緻的，但在不少情況下，由于職能分工不同，不同部門和地區看待問題的角度和政策偏好也會有所不同。相比較而言，外交部門更多側重對國家政治安全利益的考慮，商務部門更多側重對國家經濟安全利益的考慮，國防部門和地方政府則更為重視國家軍事安全利益和本地區的安全利益。
上述看待安全問題視角上的差異，常常導緻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出現沖突甚至沖突的情形。例如，外交部門因為需要與他國保持良好的關系和保證溝通管道的暢通，通常傾向于強調國家關系中利益的一緻性以及通過談判和協商方式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性；國防部門則因為需要通過加強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利益，傾向于強調國家間關系的沖突性和通過增強與展現實力的方式來維護國家利益的必要性。兩者如果在配合上出現問題，則會出現沖突和沖突。這正是國際關系研究中官僚政治理論所解釋的現象。 是以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需要在中央政府層面根據特定時間的國家利益需求，在不同部門、不同地域和不同層級的政策偏好之間進行協調和平衡，而不是在它們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
7. 短期安全和長期安全的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
經濟學比較關心短期投入和長期投入的平衡問題，認為兩者常常是沖突和沖突的，過度關注短期投入會引發所謂短期主義（short-termism）問題，給投資者帶來傷害。 在安全問題上，所有國家也都面臨短期和長期兩種安全問題，但應對和防禦這兩種安全風險，常常需要不同的做法和投入。由于短期安全風險比較明顯，而且對政治上司人政治利益的影響比較直接，是以不少國家的政府會選擇更多關注短期安全風險。關注短期安全風險是正常和應該的，但過度關注、特别是是以忽視長期安全風險，則是不可取的。曆史上存在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
一是反面的案例：20世紀後半葉，面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安全威脅，蘇聯從短期安全利益出發，選擇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入國防建設，而忽視了經濟發展和人民對生活的基本追求，是以犧牲了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利益，結果導緻蘇聯經濟發展滞後，最終無力支撐龐大的軍備開支，還使得蘇聯群眾生活水準長期得不到改善，人民怨聲載道，政治上離心離德，這種重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蘇聯的政治動蕩和國家的解體。
二是正面的案例：20世紀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中國外部面臨蘇聯威脅，内部面臨各種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沒有選擇加大國防建設投入應對短期安全威脅，而是選擇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上，明顯提高經濟建設方面的投入，并實行改革開放。此後，在蘇聯威脅緩解的情況下，中國進一步選擇大幅裁軍，騰出更多資源從事經濟建設。這種做法最終使中國經濟出現持續和高速增長，也使得中國政府有了更多資源用于國防建設，中國軍事力量由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國國家長遠的安全利益獲得更加堅實的保障。 事實證明，確定國家安全，需要平衡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既要照顧目前，更要確定長遠，這樣國家安全才能得到可持續的保障。
上述不同安全領域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的例子還有很多。總之，不同安全領域互相聯系和互相作用是國家安全的一大特征。
（三）國家安全具有變動性
國家在安全上面臨的機遇和風險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始終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
1. 國際安全環境不斷變化
國際安全環境不斷變化，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特别是當國際力量對比出現重大變化時，這種情況更加突出。例如，冷戰結束後兩極格局轉為單極格局，國際格局的這一重大變化給所有國家的安全都帶來新的巨大挑戰和機遇。對于很多開發中國家而言，冷戰的結束意味着美國和蘇聯不再重視它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出于冷戰的需要拉攏和脅迫它們選邊站，甚至利用它們打代理人戰争。 一方面，這使得它們免除了來自美蘇壓力的困擾，有了新的發展空間，可以按照本國的利益和願望發展自己并開展對外關系；另一方面，冷戰的結束也給它們帶來不少新的挑戰。冷戰期間，美蘇兩國為了争取這些開發中國家，不惜競相給它們提供各種援助，客觀上為它們的發展帶來了不少外援和發展機遇。随着冷戰的結束，這些國家一度被冷落，能夠從外部擷取的資源大幅減少，經濟安全風險上升。特别是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間裡，非洲國家越來越被邊緣化，幾乎成為被遺忘的角落，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對于崛起的大國而言，冷戰的結束和單極格局的出現也意味着新的風險和挑戰。在兩極格局或多極格局下，作為超級大國的“極”國家會更多關注實力與自己更加接近的其他“極”國家，或曰其他超級大國，而不是崛起中國家。在此背景下，崛起國家的存在和發展會有較大空間。但在單極格局下，此時的“極”國家由于沒有其他“極”國家需要關注，是以會較早地把目光鎖定在崛起國家身上，并采取相應措施加以防範甚至遏制，這種情況對崛起國家非常不利。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成為國際體系中唯一的超級大國，盡管那時中美實力差距很大，但美國還是早早認定正在崛起的中國就是美國潛在的戰略競争對手。
近些年，國際上出現的“東升西降”趨勢也給各國安全帶來新的風險和機遇。就風險而言，随着美西方整體實力的下降，它們維護國際秩序的能力和意願也在減弱，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的權威性和協調能力也在不斷弱化。在此背景下，地區性和全球性挑戰增加，突出地表現在國際核不擴散機制受到挑戰，世界貿易組織談判陷入僵局，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力不從心，世界衛生組織的權威性不斷受到質疑，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上升，這些都給中國這樣的崛起中國家的安全和發展造成巨大風險和挑戰。此外，部分地由于對“東升西降”不适應、不願接受，美國對中國實行對抗甚至敵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中美關系不斷緊張并惡化，國際社會面臨的安全風險也不斷升高。
就機遇而言，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推動了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經濟發展，也有助于這些國家實作長遠的安全和穩定。此外，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和印度，本身就是人口超大型國家，它們的經濟增長有助于自身政治穩定，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整個世界的穩定和安全。在中國與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它們在現存國際秩序中的利益也不斷增加，是以越來越希望看到國際秩序穩定并努力加以維護，這也有助于地區和世界的穩定與安全。
2. 國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面臨的新挑戰和機遇
國家安全各領域自身的變化，也給國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集中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安全方面。曆史上，國家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維護領土安全甚至對外領土擴張實作的，經濟上的自給自足曾經是國家追求的目标，在此背景下，對外經貿關系更多地隻是解決互通有無的問題。随着交通和通信技術的發展以及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增加，人們逐漸發現，貿易不僅解決互通有無的問題，也有助于國家經濟效率的提升、财富的增長以及國際地位的提高。是以，盡管對外經貿交往意味着經濟上對外依賴，進而可能影響國家安全，但多數國家認識到，經濟交往不僅能夠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它帶動的經濟發展還使得國家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國防建設，進而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是以大多數國家都選擇了對外經濟開放，經濟全球化遂成為曆史發展的潮流。近代史表明，經濟上對外開放的國家遠比自我封閉的國家更強大、更安全。近年來，雖然大家越來越關注全球化帶來的安全風險，并采取各種措施加以防範，但是迄今為止，并沒有幾個國家真正放棄對外經貿關系，選擇閉關自守。
二是軍事安全方面。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國家軍事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是外部的武裝入侵，邊疆防衛是大多數國家維護國家軍事安全的主要手段。二戰結束特别是冷戰結束以來，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原子彈的出現使得核武器國家之間無法通過戰争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經濟全球化使得通過開展經貿關系謀取國家利益、國家地位和威望的方式比通過武力擴張的方式更加經濟劃算。同時，基于普遍認可的領土主權觀念之上的國際安全秩序的建立，使得通過武力改變邊界的做法成為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和衆矢之的。任何國家，不管是超級大國還是普通國家，改變邊界現狀的努力都會招緻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甚至帶來武裝幹預。此外，非傳統安全風險增加，逐漸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包括恐怖主義和網絡攻擊在内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挑戰。
三是能源安全方面。近代國家的能源安全曾經圍繞確定煤炭的生産與運輸以及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産與運輸展開。近年來，随着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能源安全問題又圍繞新能源材料與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展開，其間發生了很大變化。長期以來，圍繞着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生産和供應的博弈是國際地緣政治的核心内容，對這些傳統能源産地和運輸線路的控制，成為主要大國謀求安全和影響的一個焦點。為了確定能源供應，大國間曾多次爆發過武裝沖突和戰争，比較突出的是德法戰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主要大國圍繞中東控制權的沖突和較量。新能源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正在打破這種圍繞傳統能源的供給基地和運輸線路的國際地緣政治格局，圍繞新能源材料與科技研發和應用的競争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國家確定自身安全的關切點， 并成為新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一個基本特點。
四是科技安全方面。曆史上，科技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礎，誰掌握了最新的科學技術，誰就擁有競争優勢和獲得更多的安全，這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着不同的表現。鐵器的發明和運用，不僅使得生産力大幅提升，也決定了國防力量的水準，成為早期國家維護經濟安全和軍事安全的重要手段。之後，火藥的運用和各類相關武器的研發，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抓手。進而，交通工具和通信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軍事能力的提升，也使得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進入核武器時代，對核武器和運載工具的開發與應用，改變了國家軍事安全的性質與内涵，核武器巨大的摧毀力使得核國家維護安全的做法出現重大調整。由于核戰争意味着雙方的毀滅，核武器國家之間再敵對也不能訴諸武力解決問題，隻能通過談判管控沖突、避免由于意外引發的戰争。是以，即使美蘇冷戰對抗尖銳，為了確定生存，雙方也隻能通過談判和簽署一系列協定，避免誤判和無序競争導緻核戰争。 在美蘇的影響下，國際社會接受了核不擴散機制，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網際網路、物聯網和5G技術的出現，使得國家維護安全面臨新挑戰。在物聯網時代，技術的觸角已經進入人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5G技術的發展使得資訊的流動幾乎無法控制，兩者疊加給各國帶來了越來越嚴重的安全隐患。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必須要有最起碼的信任才能保持互聯互通。但是，實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間常常缺乏這種信任，它們如何安全地交往成為一個日益關注的問題。
國家綜合實力的變化也給國家安全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國家自身實力的上升對一個國家的安全構成不同的機遇和挑戰。就機遇而言，國家實力地位的上升有助于增強自身維護安全的能力。就挑戰而言，國家實力的上升也會改變同其他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可能導緻其他國家對自己的擔心和防範，如果處理不好，還會導緻其他國家對自己采取措施，如加快發展軍備或與其他國家聯盟，使自己感到更不安全。
同樣地，大國崛起進入一個階段，其面臨的安全風險也必然出現變化。國家實力的上升會使國家有更多資源維護本國的安全，但是國家利益在海外的擴充也會導緻崛起中的大國面臨一些超出普通國家的安全風險：（1）來自守成大國的擔心和防範，即走進“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2）其他國家對其崛起的不适應，進而導緻擔心、防範，甚至聯合與其對抗的風險；（3）轉型時期自身國家利益的雙重性和沖突性帶來的風險；（4）與自己在國際體系中新角色相關的風險。
目前，學術界和政策界對第一種和第二種風險讨論得較多，但對第三種和第四種風險讨論得相對較少。就第三種風險而言，崛起中國家的身份在多方面是雙重的。身份決定利益，是以身份上的雙重性和沖突性，導緻崛起中國家的利益在多方面也出現了雙重性和沖突性的現象。這兩種不同的利益常常是沖突、甚至是沖突的。國家利益決定外交政策。崛起中國家的國家利益雙重性和沖突性決定了對外行為的不确定性。如在氣候問題上，崛起中的國家既有維護發展權的利益，也有維護國家節能減排的利益，這就決定了它在氣候問題上的政策和做法常常是沖突和不确定的。
就第四種風險而言，普通國家沒有塑造國際安全體系的能力，它面臨的安全風險主要來自國際體系的變化和其他大國安全政策的改變，是以，順應體系變化和“搭便車”是它維護自身安全的主要手段。但是當普通大國崛起時，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随着國家實力增強以及國家利益向外擴充，它面臨的安全風險不僅來自國際體系的變化和其他大國安全政策的改變，還有自身塑造國際秩序的做法和能力。
與普通大國不同，由于超級大國的體量大，是以不能搭便車，因為一“搭車”，“車”可能就垮了。超級大國隻能通過維護國際秩序來維護自身利益，包括安全利益。但維護國際秩序的成本極為高昂，一個國家再強大、資源再多，也可能承受不起。正如著名曆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所指出的，曆史上，大國的衰落大都不是因為敗給了崛起大國，而是由于維護帝國秩序或曰國際秩序的成本太高。
是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防止自己過早衰落，超級大國必須想辦法說服其他國家與之合作，共同維護國際秩序，并分擔維護國際秩序的成本。這也是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做法。美國維護和加強了二戰期間形成的國際軍事同盟關系，建立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一整套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并和一些國家建立了各種夥伴關系。通過這些手段，美國試圖以最低成本維護國際秩序的方式來維護本國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戰後七十多年的世界經曆了冷戰、蘇聯解體、全球化、金融危機、新科技革命和中國崛起等一系列重大曆史事件，但是美國仍然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然而，蘇聯不僅沒有用好其他國家的資源來幫助自己維護好國際秩序，反而被包括本國盟國在内的一些國家耗費了不少自己有限的資源，最終走向國家解體的不歸路。可見，能否以最低成本維護國際秩序進而維護自身利益，是崛起大國必須面臨的安全挑戰。
（四）國家安全具有相對性
安全從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如前所述，絕對安全不存在，至多隻是個良好的願望。此外，經濟上有邊際效益遞減之說，安全上也是如此。是以，對安全的追求，如果超過某個限度，成本就會陡然上升，收益也會急劇下降，最終得不償失。是以，無視安全的相對性，盲目追求絕對安全，結果是絕對安全無法實作，代價無法承受，國家最終可能會更不安全。
在軍事安全方面，國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加大國防投入，提升軍事科技水準，加強軍事訓練以及改進軍隊指揮和作戰體系，進而提升國防能力，防範外部軍事風險。但是，上述做法如果超過一定限度就會加劇安全風險，如導緻他國對本國的警惕和發展軍備，進而引發軍備競賽。軍備競賽不僅會抵消增加軍備帶來的安全和安全感，還使得所有相關國家都更不安全，這就是國際關系理論中常常提到的所謂“安全困境”。
在經濟安全方面，開展對外經貿關系是國家發展和從長遠角度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做法。這種做法本身也會帶來一定的安全風險，如出于政治、安全或經濟的原因，其他國家可能會對本國進行經濟制裁，本國在其他國家的投資可能會被限制，其他國家在本國的投資可能會被撤走，并對本國的出口實施高額關稅，也可能限制對本國出口專利技術，包括重要的裝備、零部件和原材料，即所謂“卡脖子”産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要追求絕對安全，就必須要切斷經貿關系，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因為隻有完全切斷經貿關系，别國才無法要挾你，無法卡你的“脖子”。
但是，這樣做不僅不現實，而且還會給國家帶來更大的安全風險。因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了對外經貿關系，就無法享受對外經貿關系帶來的比較收益，更無法利用全球市場擴大生産規模，降低機關産品生産的成本和提高自身生産效率，也無法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改進和完善自己。這樣隻能導緻本國的經濟發展效率低下和走向落後，其結果是，國家最終也隻能是更不安全。
是以，盡管追求國家安全是國家利益所在，但追求國家絕對安全的做法既不現實也不可取，結果隻會适得其反。
（五）國家安全具有非唯一性
研究安全的人常常将安全視為國家追求的唯一價值，好像國家安全了，國家的目的就達到了，人民也就滿足了。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安全并不是國家追求的唯一價值，對于國家而言，安全固然重要，但其他價值也很重要，也不能被忽視。
除安全以外，國家還追求許多其他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括“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國家安全是實作這些核心價值的根本保障，但無法取代這些價值。一個人活着需要安全，但不僅僅隻是為了安全活着，一個國家也不是隻為了安全而存在。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有其他價值追求，都需要在追求安全和追求其他價值之間進行平衡。
富強是國家追求的核心價值之一。追求富強就需要不斷改革創新，發展科學技術和提高管理水準，堅持對外開放和提高經濟效率。安全是改革創新、發展科技、改善管理水準和提高效率的保障，但改革創新從來都是有風險的，投入科技研發有風險，對外開放有助于提高經濟效率但也有風險。是以，單純追求安全，就會導緻企業規避改革創新和科技創新，限制對外開放，進而影響經濟效率。
安全和效率是互相依存的，沒有安全，效率就沒有保障，沒有效率，安全也就失去了意義。比如對銀行業的監管，沒有嚴格的監管，銀行業一定會出現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給國家經濟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但是，過度監管勢必導緻監管成本的大幅上升，銀行效率明顯下降，最終對國家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總之，單純追求安全的做法，不僅會影響國家對其他價值的追求，而且也會使安全自身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六）國家安全具有主觀性
一個人安全與否，不僅取決于客觀情況，也取決于主觀認知。面對疾病，有的人可以做到處變不驚，有的人則驚慌失措，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決定的。處變不驚的人感覺到了危險存在，但并沒有誇大這種威脅，而是理性務實地去面對它。驚慌失措的人也感覺到了危險的存在，但卻誇大了這種威脅，是以反應激烈。理性務實地面對疾病，即使治不好，也不會是以加重病情；但是，非理性地對待疾病，過度治療，小病會變成大病，治不好的病也會加重。
一般來說，盡管國家面對安全的挑戰要理性務實得多，但是國家也是由單個的人構成，是以主觀性在所難免，往往會誇大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并在此基礎上過度反應，結果導緻安全風險加劇，甚至給國家安全帶來災難性影響，這在國際關系中時有發生。例如，美國介入越南戰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國家主觀上的錯誤判斷。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逐漸介入越南戰争，并于1965年出兵越南，導緻越南戰争全面更新。越南戰争在給越南帶來巨大傷害的同時，也給美國造成慘痛損失，激起美國國内強大的反戰運動。戰争結束後，美國國内反思美國為什麼會“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了一場錯誤的戰争”。其中一個看法是，美國政府誇大了所謂“共産主義的威脅”，武斷地認為如果美國不介入，越南就會“淪陷”，将會産生所謂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緻東南亞淪陷，進而威脅到美國安全。正是這種主觀的臆想，最終導緻美國出兵越南的決定。
同樣地，美國于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争，很大程度上也源于其錯誤的主觀判斷。小布什政府認定，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據此發動了戰争，但是占領伊拉克後，美軍在伊拉克掘地三尺也沒有發現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美國為什麼會認定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少人不相信小布什政府的說辭，并對此提出“陰謀論”的解釋，如有的說美國是為了控制中東的石油，也有的說是為了在中東推行民主，但都沒有多少事實根據。事實上，如果小布什政府真是通過虛構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其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它也可以虛構在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圓謊”，但它沒有這樣做，而是承認了自己判斷失誤。美國犯下了主觀臆斷的錯誤，誇大了情報中所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線索的意義，無視相反的事實，片面地認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最終導緻美國再次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打一場錯誤的戰争”，在給伊拉克人民帶來巨大傷害的同時，也給美國造成巨大的損失。
當然，主觀認知對決策的影響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走到那麼極端，但可以說，國家決策者對安全的主觀認知較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作的決策。
（七）國家安全具有社會性
國家安全不僅取決于一個國家自身的實力和做法，也受到其與他國之間關系性質和程度的影響，這就是所謂國家安全的社會性。國家關系的性質通常指敵對、對抗、沖突、競争和合作，國家關系的程度通常指敵對、對抗、沖突、競争和合作的程度。人是社會動物，人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她與其他人關系的性質和程度。國家也是“社會動物”，國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國與他國關系的性質和程度。國家安全的社會性決定了一個國家要謀求安全，就需要在國際上多交朋友，少樹敵人，特别是處理好與強國和鄰國的關系。
在這方面，一個國家可以從事的工作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做好對外說明和解釋自己的安全戰略目标、原則和實作路徑，包括定期釋出國防白皮書和加強國防安全的宣傳解釋工作，進而減少其他國家的猜疑和戒心；二是加強與相關國家的對話和溝通，減少誤解，增加互相了解和信任；三是與其他國家通過溝通和協商建立各類信任措施，包括對話機制、定期釋出國防戰略和預算、設立熱線電話以及重大軍事行動互相通報制度；四是與其他國家建立國家安全合作組織，就地區和全球安全挑戰問題定期溝通和協商，并在此基礎上合作應對上述挑戰。
以上内容不僅是普通國家需要從事的工作，更是超級大國需要從事的工作。由于超級大國的安全隻能通過維護國際秩序的方式獲得，是以為了避免被維護國際秩序的高昂成本拖垮，它就需要利用好其他國家的資源，特别是其他大國的資源，以降低維護國際安全秩序的成本。要想讓其他國家幫助超級大國維護國際秩序，就需要與其他國家搞好關系，盡可能避免與他國對抗耗費本國資源。
是以，認識和把握好國家安全的社會性問題是國家謀求安全的重要方面。
綜上所述，國家安全是一個内涵極為豐富的概念，它具有多面性、關聯性、變動性、相對性、非唯一性、主觀性和社會性等特點。深入研究和把握國家安全，我們要有總體安全思維，從總體的角度全面審視我們面臨的挑戰，借鑒中外曆史經驗和教訓，并在此基礎上加以認真應對。
三 國家安全治理的原則
根據國家安全的以上特點，安全治理的路徑選擇應遵循總體、全面、兼顧、适度、平衡、順勢與合作等七個原則。
（一）總體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總體原則，即從總體上明确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标以及實作該目标的基本原則和路徑。國家安全戰略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目标是要確定國家發展戰略目标的實作。從總體上明确國家安全戰略目标，要認識和把握國家發展戰略目标，再按照國家發展戰略目标的需求制訂國家安全戰略目标，并依據國家安全戰略目标制訂實作該目标的基本原則和途徑。
由于國際和國内的情況不同，一個國家在特定曆史時期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訴求會有所不同，國家發展戰略目标也不一樣。例如1949年以後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标經曆了三個階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段時間的有尊嚴地“站起來”，到中國共産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段時間的集中精力盡快地“富起來”，再到進入新時代以來的努力和平地“強起來”，其間出現了較大幅度變化。中國實作目标的基本原則和實作路徑，也從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再到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其間也經曆了重大轉變。在此過程中，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标就是要確定國家在特定時期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并以此制訂中國安全戰略的基本原則和路徑。
（二）全面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全面原則，即在确定國家安全戰略目标及實作該目标的基本原則和路徑後，要全面審視分析國家安全的各個方面，以及這些安全領域之間的關系，确定每個安全領域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位置和作用，依此賦予相應權重，并在此基礎上确定各安全領域的目标及實作該目标的政策和具體做法。
如前所述，國家安全涵蓋包括政治安全在内的十六種安全，每個領域内還可細分，如政治安全領域涉及執政黨建設、多黨合作、法治建設、依法行政、依法監督、新聞媒體規範和社會組織治理等多個方面。國家安全治理需要辨認和分析每一個方面的安全風險，不能有疏漏。
安全領域互相關聯互相作用，是以有效的安全治理也需要認真梳理它們之間的關系，無論是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的關系，還是軍事安全與經濟安全的關系，無論是領土安全和政治安全的關系，還是國内安全和國際安全的關系。在梳理的過程中，需要根據特定時期國家安全戰略目标的要求，賦予具體的安全領域甚至安全領域中的分領域相應的權重。如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内，面對外部敵對勢力的圍堵和内部整合的壓力，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标是確定中國有尊嚴地“站起來”，這就要求給予國土安全、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等議題更多關注；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國家安全的戰略目标是確定改革開放的有效實施，這就要求給予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更多關注；進入新時代，随着中國的國家安全目标是確定中國和平地“強起來”，這就要求給予科技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和國際安全更多關注。
（三）兼顧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兼顧原則，即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過程中，統籌平衡不同領域和不同時段維護國家安全的政策和做法，拒絕因在任何領域或次領域追求絕對安全而犧牲其他領域或次領域安全的做法，拒絕因維護短期安全利益而忽略長期安全利益的做法。因為這些做法雖然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在某一安全領域或次領域在某一時間段的安全隐患，但會給其他領域和時期的安全帶來風險和威脅。
就不同安全領域或次領域而言，如單純通過大幅增加軍費開支維護國家安全，不僅會導緻與其他國家的軍備競賽，甚至是遭到其他國家的聯合應對，而且還會導緻國家經濟建設投入的減少，削弱國家經濟競争力以及對未來維護和加強軍事能力的經濟基礎，最終國家也會更不安全。反之，如果隻重視經濟增長，而不重視軍事能力的建設，經濟增長就得不到起碼保障，這樣也是不可取的。總之，需要兼顧和統籌不同領域的安全需求，切忌因盲目追求某一領域的安全而犧牲其他領域的安全。
就不同時段的安全利益而言，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常常發生沖突，如面對其他國家在高科技領域“卡脖子”問題的壓力，短期利益要求我們解決所有“卡脖子”問題，實作完全獨立自主，切斷與外部的聯系，一勞永逸地消除“卡脖子”風險。但是，長遠利益要求我們堅持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際上的各種資源發展自己，兩者都關系到中國的發展利益。是以，在“卡脖子”問題上維護國家安全，需要我們兼顧短期和長遠的安全利益。
（四）适度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适度原則，即在維護國家整體安全和具體領域安全的過程中，拒絕追求絕對安全的誘惑。我們要充分意識到，追求絕對安全一是不現實，二是成本太高，三是會損害國家對其他價值的追求。對于任何國家而言，資源都是有限的，而對資源的需求是無限的。是以要合理使用資源，就要求我們善于找到追求安全的合理限度，以最合理的成本擷取最大的安全。此外，對于任何國家來說，安全都隻是國家追求的價值之一，不是全部，是以，在追求安全的同時要注意适度，限制追求安全的做法對其他價值的沖擊和限制，確定其他價值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作。是以在維護國家安全的過程中，我們要務實和核算成本，盡量限制對其他價值的影響，做到适度可行。
（五）平衡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平衡原則，即在追求國家安全的過程中，平衡不同安全領域之間和其他價值之間的關系。在不同安全領域的需求之間需要平衡，如在加強國防建設和推動經濟發展之間，加強金融監管和提高經濟效率之間，保守國家秘密和開展對外交流之間，維護海洋權益和維護對外關系穩定之間，做出必要的平衡。同時，在追求國家安全和其他價值之間，如在國家安全與個人隐私、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國家安全與個人權利、國家安全與發揚民主之間，做出必要的平衡。要充分意識到，盡管安全是實作其他價值的前提和保障，但無法替代其他價值，更不能犧牲其他價值。
（六）順勢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順勢原則，即要順應國内外發展大勢，順勢而為，适時調整安全戰略。孫中山先生曾說，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裡說的“大勢”包括國際格局的變化、國家發展階段的變化以及各類安全風險的本質性變化。
在國際層面，國際格局的變化包括兩極格局轉向多極格局，兩極格局轉向單極格局，單極格局轉向兩極或多極格局，或全球化。不同的國際格局一旦形成，就會從根本上改變所有國家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如對于崛起中的國家而言，不同格局對國家造成的挑戰是不一樣的，其中單極格局的挑戰更大。再如，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興亡的條件，對國家發展和安全構成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對此類大變局，所有國家都需要順應變化，采取相應措施，規避風險和抓住機遇，不能忽視甚至逆勢而動。
在國家層面，國家發展階段的變化也意味着安全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發展戰略還是安全戰略都要順應變化而進行調整，如不及時調整，不僅安全戰略無法實作，而且還會給國家安全帶來難以預料的損害。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綜合國力已經超過英國，一戰前夕美國的國内生産總值（GDP）比英國和德國加起來還多，美國是當時當之無愧的超級大國。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利益已經走向全球，隻能越來越多地通過維護國際秩序來保障自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以威爾遜總統為代表的“國際主義派”主張放棄美國長期堅持的孤立主義政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推動建構新的國際秩序。是以在一戰接近尾聲時，威爾遜提出關于戰後處理國際事務的十四點主張，對于戰後國際秩序的談判和國際聯盟的成立産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威爾遜的主張沒有得到美國群眾的支援，美國國會拒絕準許《凡爾賽條約》，也拒絕同意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威爾遜本人也沒有獲得連任，其結果是美國重返孤立主義。正是由于美國政府沒有與時俱進，沒有承擔起維護世界秩序的責任，一定程度上導緻了20世紀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的壯大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造成嚴重損害。
在具體安全領域，安全風險如果發生本質性變化（如在軍事安全領域核武器的出現和非傳統安全領域氣候變暖問題的突出），也需要認清形勢，适時調整安全戰略。核武器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戰争的意義，核戰争意味着參戰雙方乃至地球的毀滅，戰争不再有赢家，甚至正義與非正義戰争之争也會變得毫無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核武器問世以來，核武器國家之間不打仗的根本原因，也是為什麼冷戰期間，在美蘇極度對立的情況下，雙方還能坐下來談限制核武器和建立信任措施的根本原因。
總之，面對國内外發展大勢，謀求國家安全的最佳選擇是順勢而為，量力而為，有所為，有所不為，借力而為。
（七）合作原則
國家安全治理的合作原則，即在共同原則和利益的基礎上，超越意識形态和價值分歧，争取與所有國家合作，謀求合作安全。任何國家即便是超級大國，不管自身多強大，都無法單獨確定自身安全。在國家間互相依存程度越來越高的全球化時代，全球性挑戰越來越多，如國際經濟秩序問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國際海洋通道的安全問題、網絡安全問題、大規模傳染性疾病問題、太空安全問題、氣候變暖問題、跨國犯罪問題、非法移民問題等，與其他全球化問題一樣，不是哪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能夠自己解決的，而是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才能有效管控。習近平總書記倡導建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為了強調這一現實，是以呼籲國際社會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加強合作，互利共赢。
當然，合作既不是無原則的合作，也不是一廂情願的合作。作為一個國家，需要明确自身原則和利益，在此基礎上确定在哪些問題上需要以及可以開展合作，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要兼顧他國的利益，與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安全挑戰。
結論
本文對國家安全的特點及治理原則進行了一個初步探讨。“國家安全”概念内涵豐富，涉及領域極為廣闊，不同安全領域互相關聯和互相作用，國家在安全領域面臨的機遇與風險不斷變化發展，安全本身還具有相對性、非唯一性、主觀性和社會性等特點。是以，有效進行國家安全治理要求我們具有全局思維，以史為鑒，從總體安全的次元對國家安全問題加以全面審視和整體把握。
對于國家安全問題的有效治理關乎國家發展、社會穩定和人民幸福。根據國家安全問題的多重特點，我們還需要在分析上述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國家安全治理的基本原則。國家安全的有效治理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幾點：根據國家發展戰略目标确定國家安全戰略目标，明确實作該目标的基本原則和路徑，全面系統認識國家安全問題和統籌各方安全利益，兼顧不同安全領域的需求，謀求相對安全，放棄追求絕對安全，平衡安全價值和其他價值的關系，合理評估國際大勢的變化并适時調整安全戰略，通過國家間的合作應對安全挑戰。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以上幾點，國家安全問題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管控。
【來稿日期：2021-11-04】
【修回日期：2021-12-08】
【責任編輯：謝 磊】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衆号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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