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簡單的話，講述最真實的曆史。
日本的文化主體是輸入的中國文化和經由中國輸入的、帶有中國味的印度文化。但是，日本有選擇地将其“日本化”。來源于中國、印度文化而産生的是“文”，而日本文化下卻産生的“武”？
中國文化以“仁愛”為核心，日本文化多以“忠”為核心。日本文化内的“忠”與中國文化内的“忠”還有些許差别，日本崇尚的“忠”在于忠誠，是一種上下級關系；而中國文化的“忠”則沒有那麼片面。
忠/仁
日本在學習中國文化時，取了“義禮智信，忠誠孝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獨忽略了中國人奉之為首的“仁”。是以在古代，雖然中日兩國社會順序都是“士農工商”，但是中國多是“文人、士人”，而日本則多“武士”。
“武士道”展現的是什麼？
“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這一點，我想人盡皆知，我就不在此進行過多贅述，我們通過一些執行個體一起來分析一下，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
中日都有端午節。古時候，中國的家長們把長命鎖系在小寶寶身上，灑上雄黃酒以避邪驅鬼神，這是受封建思想影響下所做出的行為；日本的大人們卻會擺上鯉魚和武士木偶，希望孩子能成為在戰場上勇猛沖殺的武士。孩子們會被傳授歌謠：“我愛軍人最深化，現在就盼快長大；帶着勳章把刀挎，騎着馬兒駕駕駕”。
日本兒童
在日本，武士道精神作為一種思想已經達到了宗教的高度，它起源于中世紀對領主、藩主的絕對忠誠。古老的武士和現代的日本軍人一樣，對上級無限忠誠，絕對服從。注重信、義、勇三條準則，崇尚武力和冒險，大無畏的獻身精神、集體觀念高度深化。
這種思想至今仍深深滲入在日本企業的管理中，成為一種雙向的“年功序列制”和對業主的忠誠。武士道就這樣造就了一個可怕的民族，一支令人望而生畏、沒有人性、沒有個性的日本軍隊。
武士道從其發展之初起，統治了日本1000多年，其代表作《地陶聞書》主題非常鮮明：榮譽、慷慨赴死、對藩主的忠誠和修身。赴死的思想如同一條紅線貫穿全書。它教導日本軍人經常思索怎樣去死才能無憾，在危險的境遇中不會去想怎樣才能保全性命，而是勇往直前，微笑面對死亡。
武士道精神
是以，武士道也被稱為“戰士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一位日本作家菊池寬聲稱：早先的武士道雖然指的是“戰士之道”，但是卻成為了全民族之道。菊池寬着重指出：“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從20歲到40歲的所有男子都是戰士”。
為了培養武士道精神，應當學習許多東西，而主要學會的便是忍耐和冒險。是以日本統治者對青年一代進行教育時，最根本的便是教會他們學會忍耐和敢于冒險。為了學會忍受種種困苦，男孩子常常赤腳在雪地中行走，練習擊劍和柔道，半夜到墳地去，經受到的都是野蠻般的考驗。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部分幼稚園的小朋友，從小就被用雪擦身。而這樣灌輸與熏陶的結果，是使日本民族都成為戰士，整個日本變成軍營。要麼手握軍刀統治世界；要麼拿着軍刀刨腹自盡迎接失敗。無怪乎一名學者曾說：“加上武士道的日本軍國主義比任何其他的軍國主義都要殘酷，毫無人性”。
說到這裡大緻就可以看出，日本武士道精神就是一種帶有東方色彩的軍國主義，而且比任何起源于歐洲的軍國主義還要軍國主義。在我的家鄉有這樣一句俗話“厲害的怕不要命的”，剛好能為此作诠釋。
為什麼說日本的“慘無人道”是歐洲列國無法比拟的呢？
我們着重看二戰接近尾聲的時刻。日本當時失敗已成定局，日本統治者想的不是如何最大力度減少損失，而以“神風”的名字命名青年敢死隊員，妄圖靠他們來扭轉戰局。
這些人學習的都是有去無回的操作，他們學習如何正面撞擊空中堡壘、航母軍艦或其他重要目标、或是手持長竿，竿頂放上烈性炸藥，迎擊地方登陸的船隻或正在進攻的坦克。
神風敢死隊
而神風隊出現的根源便是武士道，神風隊員必備的裝飾是武士的寶劍。神風隊員頭上都纏着白色的帶子，和武士在投入戰前捆紮的帶子完全相同。日本的青年踴躍投身神風隊，到戰争快結束的時候，日本軍隊中有幾百支這樣的分隊，其中有些分隊隊員人數達到千人以上。
22歲的海軍準尉林一郎給親人的信中是這樣寫得：“親愛的媽媽，請别挂念我。在戰鬥中犧牲是莫大的幸福！我有幸為日本捐軀。”
對曆史稍熟悉的人都可能知道日本人在戰争中為國捐軀，為天皇效忠的“玉碎”誓死觀念。在戰争時期，中國軍隊擊斃日軍130萬，俘獲僅數千人，從中可以悟出一些什麼來吧。
在美軍攻占瓜達爾卡納爾島、硫磺島、沖繩島時，日軍的“全島玉碎”戰略使硫磺島10萬日本軍民無一幸免，沖繩軍民亦幾乎死傷殆盡。這種可怕的思想，真的令人望而生畏。
支撐着這些年輕人義無反顧赴向戰争死神的是千百年來深深刻在日本民族心靈上的武士道。武士道本身就與軍國主義一脈相承，而它并沒有完全被扔入曆史的垃圾堆，在和平的當下，依然存在于日本文化當中。
日本的統治階層都倡導武士道，在日本民間表現出的形式便是注重社會和諧，長幼尊卑以及為團體犧牲個人利益等武士道觀念。這種形式使日本經濟在1945年起讓很多大國望之興歎，小國更很少有能望其項背的。
事實上，日本的成功是自己創造出來的。他們依照武士道的模式從事現代化，以武士覺得滿意的方式自我調适，融合了現在及未來的需要，同時也盡量保持過去的武士道傳統。
一開始，日本人的現代化隻是一個經濟上或工業上的現代化；後來，日本人才略帶遲疑地從事社會和政治的現代化。日本人很“聰明”地保留了武士道傳統，并應用于現代的工作場所。日本是一個完全現代化、卻又非常封建的社會。二戰後，日本人的個人目标和國家目标似乎配合得非常完美，他們能在和平時期，喚起戰時才有的武士道民族主義的犧牲奉獻精神。
日本是一個完全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它透過武士道教育，提高了國民的生産力，達到了非凡的經濟成就。在日本，武士道教育是關鍵。教育是極重要的一環，這一點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社會都一樣。
但武士道不但重視教育，還強調武士道的魔鬼訓練。日本不鼓勵個人表現，同時設法盡量讓每一個學生都獲得必要的國文與數學能力。初出校門的畢業生訓練有素，又肯“配合”雇主，形成了一群有紀律有才能的勞動人口，人人以改進公司的生産力為己任。試問，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日本的經濟豈能不快速發展？
雖然日本經濟上輝煌的成就令他們引以為傲，其實整個社會付出了極高的代價。日本社會引以為豪的和諧，是過于強調服從與集體一緻的武士道後果。個人受到極端壓抑，這些武士道習性帶到工廠裡隻能孕育出極大特權的特殊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