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的傳說中，很少有像“血鷹”這樣的圖檔能與維京人的殘忍相提并論。據說，在這種做法中，虐待者将受害者的肋骨從脊椎上分離出來，把他們的骨頭和皮膚拉出來形成一套“翅膀”，并将他們的肺從胸腔中取出。這種處決方式在曆史頻道的熱門電視劇《維京人》中出現過兩次，作為主角最可怕的敵人博格首領和國王Ælla的一種儀式，後者是虛構的，相當于諾森伯蘭郡的實際統治者。在電子遊戲《刺客信條:瓦爾哈拉》中，無骨伊瓦爾是一個基于公元九世紀入侵不列颠群島的維京酋長的角色，他在他的敵人國王羅德利身上施行血鷹。
這些描述從中世紀的古斯堪地那維亞語和拉丁語中獲得靈感。在現存的九種說法中，每一種都說，受害者是在戰鬥中被俘的，他們的背部雕刻着某種鷹。有些提到酷刑的地方很簡潔。其他的則更形象，與當代流行文化中描述的極端版本一緻。不管怎樣，這種儀式出現在這些文本中是為了傳達一個與榮譽和複仇有關的資訊。
專家們一直在争論血鷹是一種文學修辭還是一種真正的懲罰。這些資料的來源通常是模糊的，引用的是真實性可疑的傳奇人物，或者是混淆了公認的曆史年代。除非考古學家找到一具屍體，上面有酷刑的明确證據，否則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如果維京人真的做過血鷹，這是否意味着中世紀就像人們印象中的那樣野蠻、肮髒和“黑暗”?答案很複雜。維京人，就像許多中世紀的人一樣，可能非常暴力，但也許并不比不同時期的其他族群更暴力。學者們的工作是了解這種暴力是如何适應一個複雜的社會的——而一項新的研究正是這樣做的。
這篇文章将于本月晚些時候發表在《窺龍:中世紀研究雜志》上，文章回避了這個儀式是否真的發生在維京時代的問題，而是問血鷹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折磨人的方法。根據一個由醫生、解剖學家和曆史學家組成的跨學科團隊的說法，答案是肯定的。
該項研究的共同作者蒙特·蓋茨和海蒂·福勒都是英國基爾大學的醫學科學家，他們是受到“維京人”系列叢書的啟發才開始研究血鷹的。這個節目把他們帶到了中世紀的傳奇故事中，這打開了更多的問題，讓他們意識到他們需要咨詢曆史學家。兩人與冰島大學宗教曆史學家盧克·約翰·墨菲的合作成果顯著，曆史和醫學的不同視角讓兩位學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進行合作。
墨菲說:“研究血鷹儀式解剖結構的局限性，促使我思考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限制，任何曆史上的血鷹儀式都必須在這種限制下發生。”這反過來又引發了一場更細緻入微的讨論，不僅讨論可能發生了什麼，還讨論了發生的方式和原因。
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們有條不紊地查閱了中世紀的資料，然後讨論了如果進行完整版的手術會對人體産生什麼影響(簡而言之，沒有什麼好處)。除非操作非常小心，否則受害者會很快死于窒息或失血;即使儀式進行得很小心，在完整的血鷹完成之前，實驗對象幾乎肯定已經死亡。
“這種(儀式)，就像它存在于今天的流行文化中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維多利亞時代學者的态度，他們熱衷于誇大它的作用。”
正如墨菲解釋的那樣，“血鷹在我們21世紀早期建構的‘維京人’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這些人通常傾向于(了解)暴力在鐵器時代的北歐地區是司空見慣的。”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補充道:“這種(儀式)，正如它存在于今天的流行文化中一樣，……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維多利亞時代學者的态度，他們熱衷于誇大它的作用，“以強調過去的野蠻和他們自己時代的文明本質。”對于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這是一種證明“本土”英語比維京入侵者更優越的手段。
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讓研究人員挖掘學術研究，把中世紀的資料放在合适的背景下，并利用現代技術來研究在儀式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們使用解剖模組化軟體有效地重制了極端版本的血鷹，模拟了每一步折磨對人體的影響。根據這項研究的跨學科傾向，作者将這一分析與維京社會中可用的專門工具的曆史和考古資料相結合。例如，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施刑者可能使用帶有淺鈎的長矛來将肋骨從脊柱上“拉開”——這一結論可以解釋在為數不多的(可能的)中世紀儀式視覺描述中矛的存在。
血鷹在維京人社會中的顯赫地位——無論是在中世紀還是此後的幾個世紀——源于它對儀式和複仇的強調。這種處決方法在中世紀的文本中反複出現，通常沒有詳細的解釋，這表明維京時代的讀者和聽衆之間有一種共識，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通過口述傳統了解這些故事的。
對于《刺客信條:瓦爾哈拉神殿》中可怕的維京人伊瓦爾來說，古斯堪的納維亞人Knútsdrápa簡單地說，“Ívarr，統治約克的人，有Ælla的背雕。(這種簡潔的描述使一些學者認為，确實有一隻鷹被用來切開諾森伯蘭國王的背部。)其他資料更詳細地描述了這一實踐。哈拉爾德在奧克尼群島的長篇小說中寫道，維京伯爵托爾夫-埃納爾“用劍将敵人的肋骨從脊椎骨上砍下來，從背部的裂縫中抽出肺來”。他把受害者獻給奧丁作為勝利的祭品。”
根據這項新研究的作者，在中世紀的資料中有一個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攻擊者會在殺死自己家人的敵人身上舉行這種儀式。是以，學者們得出結論，“血鷹可能形成了一個極端，但并非難以置信，離群”的想法，“壞的死亡”在更廣泛的維京社會:一種報複“早期越界，不光彩或其他文化譴責的死亡”的方式。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行為。
田納西大學的曆史學家馬修·吉利斯即将出版一本關于中世紀“恐怖”的書，他将中世紀的基督教作家稱為“恐怖專家”。他說，像新研究中出現的那些文字小插曲，是為了給人們一個教訓，比如“吓唬他們的觀衆，讓他們回到上帝的身邊。”盡管一些古斯堪的納維亞語的資料較長的描述了基督教在該地區興起之前的做法，但它們被閱讀和複述了幾個世紀後，它們被建立。
吉利斯的觀察建立在學者瓦倫丁·格羅伯納早期的研究基礎上，格羅伯納在2004年寫道，“恐怖傾向于使人迷失方向。”在中世紀的歐洲，暴力(以及暴力是如何被描繪的)是一種表達意義的方式，是一種将以前看不見的重要思想呈現出來的方式。換句話說，像血鷹這樣的儀式具有意義，因為它們是一種方式——實踐中或在紙上——在人群之間劃清界限，并警告外來者跨越邊界的危險。像血鷹這樣的儀式折磨通過将人變成動物而非人化。
這種新學術的價值在于它的想象力，它設法将概念化的東西變得更具體。維京人确實在現代美國大衆的想象中顯得很突出。墨菲說，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的普遍态度是……維京人被不公平地誣蔑為嗜血的野蠻人，他們是真正精明(和理性)的經濟行動者。”鐘擺已經擺向了另一個方向。
正如這篇新文章所幫助說明的那樣，也許鐘擺需要停下來了。我們清楚地展示了維京人是如何騎着駱駝進入巴格達的精明的商人，以及如何成為跨越大西洋開拓新土地的探險家。但他們也是一個沉溺于暴行的社會，以奴役人民和販賣性暴力為基礎。所有這些都是真實的。人是混亂的，推而廣之，曆史也是如此。看到我們過去研究對象的豐富性，我們不僅能更好地了解它們，也能更好地了解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