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的传说中，很少有像“血鹰”这样的图片能与维京人的残忍相提并论。据说，在这种做法中，虐待者将受害者的肋骨从脊椎上分离出来，把他们的骨头和皮肤拉出来形成一套“翅膀”，并将他们的肺从胸腔中取出。这种处决方式在历史频道的热门电视剧《维京人》中出现过两次，作为主角最可怕的敌人博格首领和国王Ælla的一种仪式，后者是虚构的，相当于诺森伯兰郡的实际统治者。在电子游戏《刺客信条:瓦尔哈拉》中，无骨伊瓦尔是一个基于公元九世纪入侵不列颠群岛的维京酋长的角色，他在他的敌人国王罗德利身上施行血鹰。
这些描述从中世纪的古斯堪地那维亚语和拉丁语中获得灵感。在现存的九种说法中，每一种都说，受害者是在战斗中被俘的，他们的背部雕刻着某种鹰。有些提到酷刑的地方很简洁。其他的则更形象，与当代流行文化中描述的极端版本一致。不管怎样，这种仪式出现在这些文本中是为了传达一个与荣誉和复仇有关的信息。
专家们一直在争论血鹰是一种文学修辞还是一种真正的惩罚。这些资料的来源通常是模糊的，引用的是真实性可疑的传奇人物，或者是混淆了公认的历史年代。除非考古学家找到一具尸体，上面有酷刑的明确证据，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如果维京人真的做过血鹰，这是否意味着中世纪就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野蛮、肮脏和“黑暗”?答案很复杂。维京人，就像许多中世纪的人一样，可能非常暴力，但也许并不比不同时期的其他族群更暴力。学者们的工作是了解这种暴力是如何适应一个复杂的社会的——而一项新的研究正是这样做的。
这篇文章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发表在《窥龙:中世纪研究杂志》上，文章回避了这个仪式是否真的发生在维京时代的问题，而是问血鹰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折磨人的方法。根据一个由医生、解剖学家和历史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
该项研究的共同作者蒙特·盖茨和海蒂·福勒都是英国基尔大学的医学科学家，他们是受到“维京人”系列丛书的启发才开始研究血鹰的。这个节目把他们带到了中世纪的传奇故事中，这打开了更多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咨询历史学家。两人与冰岛大学宗教历史学家卢克·约翰·墨菲的合作成果显著，历史和医学的不同视角让两位学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合作。
墨菲说:“研究血鹰仪式解剖结构的局限性，促使我思考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限制，任何历史上的血鹰仪式都必须在这种限制下发生。”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一场更细致入微的讨论，不仅讨论可能发生了什么，还讨论了发生的方式和原因。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们有条不紊地查阅了中世纪的资料，然后讨论了如果进行完整版的手术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影响(简而言之，没有什么好处)。除非操作非常小心，否则受害者会很快死于窒息或失血;即使仪式进行得很小心，在完整的血鹰完成之前，实验对象几乎肯定已经死亡。
“这种(仪式)，就像它存在于今天的流行文化中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多利亚时代学者的态度，他们热衷于夸大它的作用。”
正如墨菲解释的那样，“血鹰在我们21世纪早期构建的‘维京人’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这些人通常倾向于(理解)暴力在铁器时代的北欧地区是司空见惯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补充道:“这种(仪式)，正如它存在于今天的流行文化中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多利亚时代学者的态度，他们热衷于夸大它的作用，“以强调过去的野蛮和他们自己时代的文明本质。”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种证明“本土”英语比维京入侵者更优越的手段。
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可以让研究人员挖掘学术研究，把中世纪的资料放在合适的背景下，并利用现代技术来研究在仪式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使用解剖建模软件有效地重现了极端版本的血鹰，模拟了每一步折磨对人体的影响。根据这项研究的跨学科倾向，作者将这一分析与维京社会中可用的专门工具的历史和考古数据相结合。例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施刑者可能使用带有浅钩的长矛来将肋骨从脊柱上“拉开”——这一结论可以解释在为数不多的(可能的)中世纪仪式视觉描述中矛的存在。
血鹰在维京人社会中的显赫地位——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此后的几个世纪——源于它对仪式和复仇的强调。这种处决方法在中世纪的文本中反复出现，通常没有详细的解释，这表明维京时代的读者和听众之间有一种共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通过口述传统了解这些故事的。
对于《刺客信条:瓦尔哈拉神殿》中可怕的维京人伊瓦尔来说，古斯堪的纳维亚人Knútsdrápa简单地说，“Ívarr，统治约克的人，有Ælla的背雕。(这种简洁的描述使一些学者认为，确实有一只鹰被用来切开诺森伯兰国王的背部。)其他资料更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实践。哈拉尔德在奥克尼群岛的长篇小说中写道，维京伯爵托尔夫-埃纳尔“用剑将敌人的肋骨从脊椎骨上砍下来，从背部的裂缝中抽出肺来”。他把受害者献给奥丁作为胜利的祭品。”
根据这项新研究的作者，在中世纪的资料中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那就是攻击者会在杀死自己家人的敌人身上举行这种仪式。因此，学者们得出结论，“血鹰可能形成了一个极端，但并非难以置信，离群”的想法，“坏的死亡”在更广泛的维京社会:一种报复“早期越界，不光彩或其他文化谴责的死亡”的方式。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田纳西大学的历史学家马修·吉利斯即将出版一本关于中世纪“恐怖”的书，他将中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称为“恐怖专家”。他说，像新研究中出现的那些文字小插曲，是为了给人们一个教训，比如“吓唬他们的观众，让他们回到上帝的身边。”尽管一些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资料详细描述了基督教在该地区兴起之前的做法，但它们被阅读和复述了几个世纪后，它们被创建。
吉利斯的观察建立在学者瓦伦丁·格罗伯纳早期的研究基础上，格罗伯纳在2004年写道，“恐怖倾向于使人迷失方向。”在中世纪的欧洲，暴力(以及暴力是如何被描绘的)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方式，是一种将以前看不见的重要思想呈现出来的方式。换句话说，像血鹰这样的仪式具有意义，因为它们是一种方式——实践中或在纸上——在人群之间划清界限，并警告外来者跨越边界的危险。像血鹰这样的仪式折磨通过将人变成动物而非人化。
这种新学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想象力，它设法将概念化的东西变得更具体。维京人确实在现代美国大众的想象中显得很突出。墨菲说，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的普遍态度是……维京人被不公平地诬蔑为嗜血的野蛮人，他们是真正精明(和理性)的经济行动者。”钟摆已经摆向了另一个方向。
正如这篇新文章所帮助说明的那样，也许钟摆需要停下来了。我们清楚地展示了维京人是如何骑着骆驼进入巴格达的精明的商人，以及如何成为跨越大西洋开拓新土地的探险家。但他们也是一个沉溺于暴行的社会，以奴役人民和贩卖性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人是混乱的，推而广之，历史也是如此。看到我们过去研究对象的丰富性，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