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紀念碑，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是為紀念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而建。
這座方尖碑始建于1848年，中間因為經費問題而停擺了22年，最終在1884年正式竣工。在這座碑上，竟然有一篇來自清朝的碑文，上面是一段用漢字書寫的文字。
能把漢字寫到美國華盛頓紀念碑上的這位晚清人物，正是山西人徐繼畬（音同“餘”）。
一、徐繼畬其人
徐繼畬，字健男，山西五台人，生于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因為其父徐潤第曾高中進士，是以徐繼畬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還曾師從當時的大才子、續寫《紅樓夢》的高鹗。
1826年，徐繼畬高中進士，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選為庶吉士（進階儲備幹部），然後又先後成為翰林院編修、陝西道監察禦史。
1836年，徐繼畬上書建議革除官場弊政，受到道光皇帝的贊賞，進而被召進宮面聖。徐繼畬當場向皇帝陳述百姓的疾苦，讓道光為之落淚。由此，備受道光賞識的徐繼畬開始平步青雲。
1840年鴉片戰争爆發後，徐繼畬調任福建，走進抗英一線。他組織軍民死守漳州，獲得朝廷認可，是以晉升為福建布政使，負責辦理通商事宜，從此開始接觸和認識西方。
幾年後，徐繼畬又升任福建巡撫和閩浙總督，兼理通商事宜，更有機會接觸外部世界。
明朝中期以後，在中國人的認識裡，西方人如鬼怪無異。
這種情況，直到鴉片戰争之後才獲得不可逆轉的改變。以徐繼畬為代表的開明官員，開始利用署理通商事宜的機會，接觸了解來自英法等國的傳教士、官員、商人。
通過這些媒介，他們開始了對世界的重新認識和思考。這一期間，就有了魏源所著的《海國圖志》以及徐繼畬所著的《瀛寰志略》。
跟魏源一樣，徐繼畬也成為大清“睜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識分子。
《瀛寰志略》裡的世界地圖
二、《瀛寰志略》寫了什麼
《瀛寰志略》是一本介紹西方諸國的書，全書一共10卷，約14.5萬字，42張插圖。
在書中，徐繼畬按照亞洲、歐洲、非洲、美洲的順序，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風土人情以及立國曆史，并在各國介紹中加入了自己的見解。
在書中，徐繼畬特别表達了對美國的高度關注。彼時，美國正處在崛起過程中，尚未達到稱霸世界的實力。但徐繼畬根據它建國的曆史以及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制度，斷定其必然有希望。
當談到美國國父華盛頓時，徐繼畬更是誇贊不已，他寫道：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裡，乃不僭位号，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骎骎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餘嘗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合衆國以為國，幅員萬裡，不設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在這段文字裡，徐繼畬首先肯定了華盛頓的能力和功績，說他是勇于陳勝、吳廣，勝過曹操、劉備的。
接着，更讓他感歎的是，華盛頓在功成以後，并沒有稱帝稱王，更沒有傳位于子孫，而是秉持“天下為公”的理念，創立了民主的“推舉之法”。
這種胸懷與氣度，讓徐繼畬感歎：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首哉！
1848年7月4日, 華盛頓特區為華盛頓紀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國征集紀念物。在來華美國傳教士幫助下,浙江甯波府向美國贈送了一塊花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瀛環志略》中贊美華盛頓總統的兩段按語，鑲嵌在華盛頓紀念塔内第十層，成為華盛頓紀念碑的一部分，後來，徐繼畲的名字被美國收進了《世界名人錄》。
華盛頓紀念碑裡的神秘漢字石碑
三、徐繼畬的代價
徐繼畬寫作《瀛寰志略》的一大目的，就是想從世界列強身上，尋找戰勝英國之道。最後，徐繼畬便覽世界諸國，把目光投向了曾經戰勝英國的美國。
從這個新生的國度身上，徐繼畬也似乎看到了大清的未來前途。是以，在字裡行間，他不免流露出興奮之情，以至于評價華盛頓為“古今第一人”。
但是，這種評價未免太過激了，放在今天，也不會被大衆所認同，更何況是在當時。
是以，徐繼畬受到了強烈的抨擊。華盛頓是不稱帝、不傳位子孫，那麼，稱帝又傳位給兒子的大清皇帝，是不是要比華盛頓遜了好多呢？徐繼畬是犯了根本性的原則錯誤。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批評徐繼畬漲夷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是“洋書”看多了，腦子出毛病了。
就在這本書飽受争議的同時，接下來發生的神光寺事件更是給了徐繼畲仕途生涯緻命的一擊
1842年8月29日中英代表在英艦“康華麗号”上簽署《南京條約》
1850年6月，兩名英國人向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僧人租賃了一處房屋，當地知縣蓋章同意後，兩人搬進去居住。此舉開創了英國人在通商口岸入城的先例。但神光寺為當地生童會課之地，消息傳出，紳民大嘩。
事件發生時，林則徐剛從雲貴總督任上開缺回鄉。得知外國人入住福州城，他以鄉紳代表的身份緻信徐繼畬，主張發動群眾驅逐英國人。徐繼畬向他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認為英國人進城“系查照合約之文，亦非無端放入”，如果強行驅逐，“勢必藉為口實，以兵船入港滋擾”。
其實林則徐與徐繼畬的交集并不多。林從雲南回福州後，鹹豐帝試圖再次啟用這位抗英名臣，曾委派徐繼畬去林家探望其身體狀況，兩人除此之外并無私交。按照官場慣例，賦閑在家的官員不得對地方事務加以幹涉，顯然，這一次林則徐破壞了規則。驅逐還是妥協，他們給出的不同主張，在後來百年間決定了各自收獲的截然相反的曆史評價。
見徐繼畬無動于衷，林則徐轉而緻信英國人：“我士民厚道相待，姑看将來，不肯遽如廣東衆人堅持力阻。”意即，如果英國人不主動退出福州城，自己就要号召群眾起來驅逐之。沒多久，福州城内出現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級”的智語。林則徐甚至招募鄉勇，進行操練。
徐繼畬則在怒氣騰騰的群眾和英國人之間來回調和。在當時寫給兄長的信中，徐繼畬不無怨言地提道：“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細微，從容勸谕，本可了結。乃巨紳林少穆則徐，意在沽名，急欲驅逐。”
林、徐的争論愈演愈烈，林則徐幹脆聯合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等人參奏徐繼畬，把事情捅到了朝廷之上。鹹豐帝站在了林則徐一邊，要求任何狀況下，外國人不得入城。徐繼畬仍設法周旋調和，沒有立馬采取驅逐行動，直到年底，在皇帝的再三敦促下，才終于迫使兩名外國人搬出了神光寺。在這場争論中，林則徐以愛國派的姿态完勝，徐繼畬則淪為衆人口中的投降派。
1850年，徐繼畬被召回北京，降職後赴四川任主考官，途中再被解職。次年，55歲的他回到了山西老家。當初從翰林院空降地方，他連升了六級，由五品升至從二品，有時候甚至隔幾天或數月就被提拔一次，常常是赴任途中又受到新的提拔。但神光寺事件後，徐繼畬的仕途戛然而止。
直到十幾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争再次失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臣才深刻意識到了中國的落後，終于開始了“師夷技長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瀛寰志略》是以重新回歸到了大衆的視野中，人們此時終于摒棄了以往的偏見，開始嘗試以客觀的角度去看待這本著作。同時，徐繼畬也因為重印《瀛寰志略》而被重新任用，并被任為授太仆寺卿，直到1869年告老還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瀛寰志略》雖然在當時不受待見，但是這本書卻在美國和日本大受歡迎：被日本從1859年開始接連翻刻，認為是“通知世界指南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