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南陽豪族劉秀擊敗了盤踞在中原地帶的各路武裝勢力，重新恢複大漢國号，是為東漢。劉秀恢複了被王莽新朝破壞的西漢制度，外戚和宦官勢力再度登上了曆史舞台。
在東漢早期，開明的政治和優秀的皇帝将外戚宦官的問題掩蓋在了繁華背後，到了東漢中期，繼位皇帝大都年幼無知，朝中又缺少能獨當一面的托孤大臣，士大夫階級處在政治鬥争的下風，進而導緻大權盡被外戚宦官所掌。
本文将以東漢為時間背景，淺談東漢政壇三大勢力之間的分化整合。
一 外戚與宦官
所謂外戚，就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大都仰仗後妃及裙帶關系榮升高官顯位，甚至獨掌一國之朝政，外戚為了穩定地位，将族人親屬派遣至朝中任職，故形成外戚朋黨。
西漢末年，大司馬王莽以外戚身份幹政，侵奪皇權，最終導緻西漢滅亡，各地群雄并起。劉休建立東漢後，雖然加強了對外戚的防範，僅在經濟上行封賞之事，不允許他們入朝為官，甚至留下祖訓，規定後人不能封後妃之親屬為候，禁止他們參與朝中。
但是衆所周知，祖訓就是用來打破的，漢明帝時起，皇帝就有放開外戚參政的限制，馬皇後天天給皇帝吹枕邊風，明帝便授予馬皇後之兄虎贲中郎将一職，此舉開了外戚幹政之先河。明帝之後東漢各帝均乃少主即位，這也給了外戚幹政的機會。
而宦官，則是皇帝身邊的另一大政治集團，如果說外戚代表了皇帝母族的利益，那麼宦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權本身，宦官自小便随侍在皇帝左右，是以在私人感情上，皇帝更偏向親近宦官而非群臣百官。而他們也成了皇帝剪除外戚的重要政治工具，是以成為了與外戚對立的另一大集團。
雖然外戚與宦官之間勢同水火，但是在東漢特定的政治氣候下又會出現以外戚為主導，兩大集團互相勾結的情形。譬如漢安帝時期，鄧太後為了制衡外戚宦官兩大集團，采用了外宦并用的政策，宦官出身的中常侍蔡倫成為了鄧太後身邊的紅人，并成為了鄧氏外戚專權的重要力量。
宦官大都出身卑微，沒有過高的文化素養，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當權的宦官熱衷于豢養文人，結交名士以擡高自己的身價。而有些唯利是圖的士大夫則選擇與宦官同流合污，甚至放下文人風骨，認宦官為義父，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和外戚集團相比，宦官集團是一個極其腐朽的政治集團，集中了地主階級貪婪殘暴的本性，這是因為宦官是政治上的暴發戶，宦官集團本身不具備權力，其權勢取決于皇帝的寵幸與否以及寵幸程度，這也是為什麼宦官一旦大權在握，便大肆屠殺異己以及敵對勢力，将權力發揮到最大限度，身體上的缺陷使得他們的心理不完整，刻意追求至高無上的權力和财富，東漢末年的大規模土地兼并，也是宦官在背後做推手。
也正是因為宦官的專政，導緻東漢末年民不聊生，并最終爆發了大規模黃巾起義，400年漢祚就此畫上了句号。
二 窦氏天下 君宦聯手
公元88年，漢章帝因病離世，年僅九歲的劉肇繼位，是為漢和帝。其養母章德窦皇後臨朝稱制，是為窦太後。
窦太後年輕守寡，自然将精力放在了權術之道上，其兄窦憲可謂是一飛沖天，集大司馬、大将軍于一身，權傾朝野，百官莫有不從。
就在漢和帝繼位的第一年，窦憲便命人刺殺都鄉候劉暢，陰謀洩漏後将罪責嫁禍到劉剛頭上，後被廷尉府識破，因罪囚于宮内。
适逢北匈奴南侵中原，朝中缺兵少将，窦太後借機免除窦憲罪過，并命他領兵征讨北匈奴以戴罪立功。窦憲不負所望，聯合西域少數民族聯軍于涿邪山大破北匈奴軍，斬首一萬餘人，窦憲也因戰功重新獲得大司馬大将軍之位，地位遠超三公。
窦憲掌政之後，指令地方各官員入朝述職之時，必須要前往大将軍府拜會大将軍。時任尚書仆射樂恢因忤逆窦憲之意，被朝中衆人排擠，每日惶惶不可終日，隻好自殺謝罪以保全家老小。
除此之外，窦憲用人更是任人唯親，其弟窦景為人殘暴，不學國術，卻被窦憲任命為光祿卿，手下家奴仗着窦憲權勢在洛陽街頭強搶民女，欺淩平民，搞得洛陽烏煙瘴氣，百姓見窦氏出門如見賊寇，閉鎖門窗躲在屋内。
窦憲見此大為惱火，派手下士兵逼迫商賈開業攬客，違者輕則被搶奪家産，重則在當街被窦憲家奴打死。窦憲還在司法機關及廷尉府安插耳目眼線，導緻大臣不敢上奏。
公元92年，窦憲權勢達到頂峰，他也不滿足為人臣子，随意出入後宮，與朝中爪牙商讨謀逆之事。而窦憲認為大業即成，以至于失去了最基本的保密意識，窦憲謀逆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久居深宮的漢和帝耳中，此時的漢和帝雖然年少，但心智早已成熟。
他在宮中挑選了一批忠于皇室的太監，準備趁窦憲下次入宮之時将其緝捕。一日，窦憲與鄧疊等人入宮面見太後，帶來的軍隊則駐紮在洛陽城外，漢和帝見狀大喜，便命手下關閉後宮各處大門，命羽林軍逮捕窦憲黨羽，并将随窦憲進宮的窦氏爪牙盡皆處斬，與此同時，漢和帝親信，中常侍鄭衆前往大将軍府，收回了之前賜予窦憲的大将軍印绶，奪回兵權。
随後漢和帝以窦憲體弱為名，命其全家傳回封地休養，同年末，漢和帝公布了窦憲數項大罪，為了給這位北擊匈奴的名将最後一個體面，漢和帝賜毒酒一杯，窦憲及其兄弟感謝皇恩後紛紛在封地自殺。
漢和帝消滅窦氏集團後，自然要大行封賞有功之人士，中常侍鄭衆奪回大将軍印绶，當局首功，以閹人之軀受封剿鄉候，死後爵位由其養子世襲，此舉開創了宦官封侯之先河。标志着東漢朝廷宦官弄權的開始，為漢末的十常侍之亂埋下了伏筆。
二 士大夫集團 金字塔之底
曾有人将東漢政壇分為三座大山——外戚、宦官、士大夫。和外戚宦官不同的是，士大夫不依賴裙帶關系以及與帝王關系上位，他們代表了國家的官僚利益。是以他們在宦官外戚的權力鬥争中落于下風，士大夫群體也被割裂成三部分，他們有的不畏強權，一心為民為國，在國家危亡之際東奔西走。也有一些士大夫在宦官和外戚的利誘下泯滅良知，成為權臣鎮壓百官及平民的爪牙。
士大夫階層本質上是皇權的依附者，自西漢劉徹獨尊儒術之後，對士大夫采取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将士大夫階層變成為專制政府效力的政治工具。
但是士大夫畢竟是一個知識分子群體，在那個教育資源稀缺的年代，士大夫大都是官僚子弟或是優秀人才，他們大都有着遠大的抱負與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即使這些人在平時大都扮演了一個“沉默的大多數”般的角色，但是一旦國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際，他們卻能發揮出巨大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在宦官外戚的政治鬥争中，士大夫階級卻能發揮出意想不到作用的根本原因。
時間來到了東漢末年，桓靈二帝過于寵信宦官外戚，朝政混亂，最終導緻了大規模的農民企業。社會動蕩為士大夫提供了施展才華、實作政治抱負的理想場所。
盤踞在各地的世家豪族紛紛舉兵，占據一州或一郡之地，成為割據一方的諸侯，而政治地位較低的士大夫更是擇主而從，漢末群雄也大都重視招攬賢才，這些官場失意或是不滿朝政的士大夫以謀士身份進入到諸侯的權力中心，而此時的宦官外戚，卻因為中央政府的威信盡失，無法再在朝堂上掀起任何波瀾。
三 結語
外戚，宦官，士大夫是在東漢特定政治環境下催生的特殊政治團體，其本質上仍是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的利益沖突。
三個群體在政治角力中互相傾軋，也互相合作，形成了漢代特有的政治平衡。但是這三個階層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士大夫由于自身的階級限制，很難在外戚和宦官的政治鬥争中全身而退，少數有抱負的士大夫要麼被外戚宦官迫害而死，要麼選擇助纣為虐，成為兩大集團的政治工具。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東漢末年，世家大族的崛起使得外戚階層與士大夫階層部分融合，達到了重合的現象。地方勢力的崛起給予了底層士大夫一展抱負的機會，并最終成為了獨立的政治力量，後世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就正是士大夫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