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5年，南阳豪族刘秀击败了盘踞在中原地带的各路武装势力，重新恢复大汉国号，是为东汉。刘秀恢复了被王莽新朝破坏的西汉制度，外戚和宦官势力再度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东汉早期，开明的政治和优秀的皇帝将外戚宦官的问题掩盖在了繁华背后，到了东汉中期，继位皇帝大都年幼无知，朝中又缺少能独当一面的托孤大臣，士大夫阶级处在政治斗争的下风，从而导致大权尽被外戚宦官所掌。
本文将以东汉为时间背景，浅谈东汉政坛三大势力之间的分化整合。
一 外戚与宦官
所谓外戚，就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大都仰仗后妃及裙带关系荣升高官显位，甚至独掌一国之朝政，外戚为了稳定地位，将族人亲属派遣至朝中任职，故形成外戚朋党。
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以外戚身份干政，侵夺皇权，最终导致西汉灭亡，各地群雄并起。刘休建立东汉后，虽然加强了对外戚的防范，仅在经济上行封赏之事，不允许他们入朝为官，甚至留下祖训，规定后人不能封后妃之亲属为候，禁止他们参与朝中。
但是众所周知，祖训就是用来打破的，汉明帝时起，皇帝就有放开外戚参政的限制，马皇后天天给皇帝吹枕边风，明帝便授予马皇后之兄虎贲中郎将一职，此举开了外戚干政之先河。明帝之后东汉各帝均乃少主即位，这也给了外戚干政的机会。
而宦官，则是皇帝身边的另一大政治集团，如果说外戚代表了皇帝母族的利益，那么宦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皇权本身，宦官自小便随侍在皇帝左右，因此在私人感情上，皇帝更偏向亲近宦官而非群臣百官。而他们也成了皇帝剪除外戚的重要政治工具，因此成为了与外戚对立的另一大集团。
虽然外戚与宦官之间势同水火，但是在东汉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又会出现以外戚为主导，两大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形。譬如汉安帝时期，邓太后为了制衡外戚宦官两大集团，采用了外宦并用的策略，宦官出身的中常侍蔡伦成为了邓太后身边的红人，并成为了邓氏外戚专权的重要力量。
宦官大都出身卑微，没有过高的文化素养，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当权的宦官热衷于豢养文人，结交名士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而有些唯利是图的士大夫则选择与宦官同流合污，甚至放下文人风骨，认宦官为义父，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和外戚集团相比，宦官集团是一个极其腐朽的政治集团，集中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这是因为宦官是政治上的暴发户，宦官集团本身不具备权力，其权势取决于皇帝的宠幸与否以及宠幸程度，这也是为什么宦官一旦大权在握，便大肆屠杀异己以及敌对势力，将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身体上的缺陷使得他们的心理不完整，刻意追求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财富，东汉末年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也是宦官在背后做推手。
也正是因为宦官的专政，导致东汉末年民不聊生，并最终爆发了大规模黄巾起义，400年汉祚就此画上了句号。
二 窦氏天下 君宦联手
公元88年，汉章帝因病离世，年仅九岁的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其养母章德窦皇后临朝称制，是为窦太后。
窦太后年轻守寡，自然将精力放在了权术之道上，其兄窦宪可谓是一飞冲天，集大司马、大将军于一身，权倾朝野，百官莫有不从。
就在汉和帝继位的第一年，窦宪便命人刺杀都乡候刘畅，阴谋泄漏后将罪责嫁祸到刘刚头上，后被廷尉府识破，因罪囚于宫内。
适逢北匈奴南侵中原，朝中缺兵少将，窦太后借机免除窦宪罪过，并命他领兵征讨北匈奴以戴罪立功。窦宪不负所望，联合西域少数民族联军于涿邪山大破北匈奴军，斩首一万余人，窦宪也因战功重新获得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地位远超三公。
窦宪掌政之后，命令地方各官员入朝述职之时，必须要前往大将军府拜会大将军。时任尚书仆射乐恢因忤逆窦宪之意，被朝中众人排挤，每日惶惶不可终日，只好自杀谢罪以保全家老小。
除此之外，窦宪用人更是任人唯亲，其弟窦景为人残暴，不学武术，却被窦宪任命为光禄卿，手下家奴仗着窦宪权势在洛阳街头强抢民女，欺凌平民，搞得洛阳乌烟瘴气，百姓见窦氏出门如见贼寇，闭锁门窗躲在屋内。
窦宪见此大为恼火，派手下士兵逼迫商贾开业揽客，违者轻则被抢夺家产，重则在当街被窦宪家奴打死。窦宪还在司法机关及廷尉府安插耳目眼线，导致大臣不敢上奏。
公元92年，窦宪权势达到顶峰，他也不满足为人臣子，随意出入后宫，与朝中爪牙商讨谋逆之事。而窦宪认为大业即成，以至于失去了最基本的保密意识，窦宪谋逆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久居深宫的汉和帝耳中，此时的汉和帝虽然年少，但心智早已成熟。
他在宫中挑选了一批忠于皇室的太监，准备趁窦宪下次入宫之时将其缉捕。一日，窦宪与邓叠等人入宫面见太后，带来的军队则驻扎在洛阳城外，汉和帝见状大喜，便命手下关闭后宫各处大门，命羽林军逮捕窦宪党羽，并将随窦宪进宫的窦氏爪牙尽皆处斩，与此同时，汉和帝亲信，中常侍郑众前往大将军府，收回了之前赐予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夺回兵权。
随后汉和帝以窦宪体弱为名，命其全家返回封地休养，同年末，汉和帝公布了窦宪数项大罪，为了给这位北击匈奴的名将最后一个体面，汉和帝赐毒酒一杯，窦宪及其兄弟感谢皇恩后纷纷在封地自杀。
汉和帝消灭窦氏集团后，自然要大行封赏有功之人士，中常侍郑众夺回大将军印绶，当局首功，以阉人之躯受封剿乡候，死后爵位由其养子世袭，此举开创了宦官封侯之先河。标志着东汉朝廷宦官弄权的开始，为汉末的十常侍之乱埋下了伏笔。
二 士大夫集团 金字塔之底
曾有人将东汉政坛分为三座大山——外戚、宦官、士大夫。和外戚宦官不同的是，士大夫不依赖裙带关系以及与帝王关系上位，他们代表了国家的官僚利益。因此他们在宦官外戚的权力斗争中落于下风，士大夫群体也被割裂成三部分，他们有的不畏强权，一心为民为国，在国家危亡之际东奔西走。也有一些士大夫在宦官和外戚的利诱下泯灭良知，成为权臣镇压百官及平民的爪牙。
士大夫阶层本质上是皇权的依附者，自西汉刘彻独尊儒术之后，对士大夫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将士大夫阶层变成为专制政府效力的政治工具。
但是士大夫毕竟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个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士大夫大都是官僚子弟或是优秀人才，他们大都有着远大的抱负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即使这些人在平时大都扮演了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般的角色，但是一旦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他们却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宦官外戚的政治斗争中，士大夫阶级却能发挥出意想不到作用的根本原因。
时间来到了东汉末年，桓灵二帝过于宠信宦官外戚，朝政混乱，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企业。社会动荡为士大夫提供了施展才华、实现政治抱负的理想场所。
盘踞在各地的世家豪族纷纷举兵，占据一州或一郡之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而政治地位较低的士大夫更是择主而从，汉末群雄也大都重视招揽贤才，这些官场失意或是不满朝政的士大夫以谋士身份进入到诸侯的权力中心，而此时的宦官外戚，却因为中央政府的威信尽失，无法再在朝堂上掀起任何波澜。
三 结语
外戚，宦官，士大夫是在东汉特定政治环境下催生的特殊政治团体，其本质上仍是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个群体在政治角力中相互倾轧，也相互合作，形成了汉代特有的政治平衡。但是这三个阶层的地位并不是相同的，士大夫由于自身的阶级限制，很难在外戚和宦官的政治斗争中全身而退，少数有抱负的士大夫要么被外戚宦官迫害而死，要么选择助纣为虐，成为两大集团的政治工具。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世家大族的崛起使得外戚阶层与士大夫阶层部分融合，达到了重合的现象。地方势力的崛起给予了底层士大夫一展抱负的机会，并最终成为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后世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正是士大夫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