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曆史教科書提到：為保障蒙古貴族的統治利益，元朝在很多方面對不同民族實行差别對待政策，被後人概括為“四等人制”，依次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但是，有些學者也提出元朝沒有出現過“四等人制”。那麼元朝到底有沒有四等人制度呢？本文為了大家客觀講述這個問題。
在元朝的典章制度和法律之中，從未發現有“四等人制度”的記載，這個“四等人制度”的概念最早是由民國學者屠寄在《蒙兀兒史記》中提出的，此後就被廣泛地運用，一直到現在。北京大學曆史系系主任張帆指出：元朝并沒有就“四等人制”做過明确和系統的規定，“四等人制”隻是一個籠統的原則，并非剛性規定，又認為将“四等人制”稱為“四圈人制”會更恰當一些。
張帆的說法具有一定的依據。從蒙古帝國到元朝，等級制度是一直存在的，但這種等級制度是不是依據民族來劃分的卻有很大的争議。在“四等人制度”概念之中，蒙古人地位最高，為統治者；西域的色目人其次，他們很多就是高昌回鹘人（維吾爾）；漢人，包括女真、契丹人，其地位又次于色目人；南人，也就是南宋區域内的民族，其地位最低。
然而，蒙元的等級制度并非如此簡單。例如，蒙古人中又分為了貴族、平民和奴隸幾個階層。如果說蒙古人的地位最高，那也僅僅是以黃金家族為中心的蒙古貴族而言，對于廣大和平民而言，大家并沒有什麼特權。而身份低賤的奴隸則更談不上什麼地位，隻能被當做“說話的牲口”。
蒙古人中有高低之分，而漢人中也有高低之分。漢人之中主要分為官僚地主、平民兩大階層。從窩闊台時期開始，漢人（包括契丹人和女真人）在蒙古帝國中的地位就越來越重要，例如耶律楚材就擔任了中書令（宰相）一職，這是蒙古第一位宰相。在忽必烈時期更是大規模啟用漢族人士，其身邊圍繞着大批的漢族士人。當然，忽必烈也并非隻重用漢人，而是同時重用蒙古、色目和漢人，形成了蒙古人擔任武官，漢人擔任文官的局面。
但是，這并不是說“四等人制度”就不存在，隻是沒有明确提出而已。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在制度、法律上必定會偏袒蒙古人，也更加防範南人。例如法律上規定禁止蒙古人和漢人、南人鬥毆，如果蒙古人在鬥毆之中殺死了漢人，就需要仗刑五十七下，付給死者家屬燒埋銀子即可，如果漢人殺死了蒙古人，則要處以死刑，并"斷付正犯人家産，餘人并征燒埋銀”。
而元朝對漢人的待遇也是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忽必烈前期，其幕僚基本是漢人，因為十分重視漢人，漢人能夠擔任中書省的高官，甚至掌握軍隊。自從發生了李璮叛亂後，忽必烈開始刻意防範漢人，于是讓蒙古人擔任軍事長官，讓漢人擔任文官，使其互相牽制。到了後期，忽必烈規定“不以漢人為相”。
南宋滅亡初期，對降附的南宋官吏暫時都優予高官，或仍留原職,以資招徕。1277年，“敕江南歸附官三品以上者遣質子一人人侍”。1278年，忽必烈诏“汰江南冗官”。經過大規模的裁汰，原宋官員得以繼續留任的就隻剩下了呂文煥、範文虎等個别人物。當時的北方官員還将南方視為蠻荒之地，不願意到南方擔任官員。
元朝壁畫
1314年，元朝恢複科舉制度﹐規定蒙古﹑色目﹑漢人﹑南人鄉試各取七十五名﹐會試各取二十五名。由于漢人和南人的人口遠超蒙古，也就是使得這種錄取缺乏了公平。
是以，元朝的四等人制度的确是存在的。當然，網絡上流傳的一些“初夜權”“不準百姓擁有菜刀”則是沒有根據的謠言，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從邏輯上也說不通。元朝的确擁有“四等人制度”，但是這依然是我們民族内部的沖突，不要相信日本和美國别有用心傳播的“元清非中國論”和“元清殖民論”。
忽必烈給日本的國書
在古代，民族歧視長期存在。直到近代以來，提出“五族共和”之後，民族平等的觀念才逐漸成為了共識。新中國成立後，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才從根本上解決了諸多的問題。而元朝推行“四等人制度”，也成為了元朝百年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給人們帶來了深刻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