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安冰
這一年，娛樂圈不太平。社交媒體上的小作文從1月寫到了12月，圈裡有塌房的，有蟄伏的，還有進去了的。
本來每年到這會兒，各大衛視都會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的跨年晚會陣容，今年遠沒有曾經的熱乎勁，畢竟誰都擔心花了真金白銀錄好了的節目，萬一再來篇小作文，全糟踐了。
當然，B站以及各家衛視早就準備好了自己的跨年晚會，也都希望像往常一樣分個高低。但從關注度來看，跨年晚會已經成為了可有可無的産品，在“去流量化”的倡議下，人們更找不到一個關注跨年晚會的理由。
或許，是到了和跨年晚會說告别的時候了。
熙熙攘攘，皆為利來
原始社會時期，臘盡春來，人們在祭祀的同時載歌載舞，祈求來年風調雨順，這或許是跨年晚會的最初樣子。
我們現在熟知的跨年晚會，其實是一個舶來品，最早記載應該是1904年12月31日的美國曼哈頓，《紐約時報》的編輯策劃了一場煙火狂歡活動，數以萬計的狂歡者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夜晚。
對于國人來說，元旦的曆史地位遠低于除夕，人們更習慣過屬于農曆春節而非公曆中的元旦。直到被稱為千禧年的2000年，又趕上農曆龍年，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人們接收到的資訊和文化産品陡然上升，那次跨年的回憶也成為了很多人一生難忘的重要節點，娛樂圈也在2000年前後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真正意義上的跨年晚會是來自于2005年的湖南衛視，那個夏天湖南衛視的綜藝節目《超級女聲》迎來了第二屆，移動營運商和贊助商的高調介入，人們一下就記住了這檔選秀類綜藝節目。
（濟南街頭超級女聲的粉絲們 圖/中國新聞圖檔網）
對于商業價值有着敏銳判斷的湖南衛視不僅将一衆選手簽入自家旗下，在當年的12月31日，以超級女聲為班底舉辦了首屆跨年晚會，模仿日本紅白歌會的形式，分隊PK，當然少不了短信助力的活動，最後以大合唱《想唱就唱》結束了跨年晚會。
湖南衛視的跨年晚會讓不少衛視看到了綜藝變現的可能性：增大曝光度、擴大影響力，拓展藝人的商業價值，以及為衛視來年的廣告招商和節目制作奠定基礎。
《超級女聲》帶火了的選秀形式，很快被各大衛視借鑒，就在湖南衛視舉辦跨年晚會的第二年，東方衛視的《加油！好男兒》舉辦，年底自然以“好男兒”為班底無縫銜接了跨年晚會。
就這樣各大衛視都坐不住了，軍備大戰瞬間打響，就連央視都被迫下場，趙本山和郎朗合奏《賽馬》的場面令人難忘。2011年，甚至一度達到了16家電視台同時跨年的鼎沸之勢。
在流量藝人紅利顯現之時，各大衛視每年砸進去的錢不計其數，贊助價格也同樣水漲船高。各大衛視甚至從年初便開始制定和争奪年底跨年晚會的陣容，最火爆的時候，同一個藝人會在不同衛視的跨年晚會中出現5次，甚至有傳聞為了争奪某藝人出場，費用突破500萬元。
（東方衛視跨年晚會 圖/中國新聞圖檔網）
飯圈女孩們一邊瘋狂切換着頻道，一邊在社交媒體上玩命釋出着應援資訊，一個跨年夜過去，嗓子啞了不說，手指頭還腫了。
在跨年晚會鼎盛的時期，有人曾經給衛視算過一筆賬，明星成本大概在3000萬-5000萬人民币之間，制作費用也在3000萬左右，一台跨年晚會辦下來，粗略估計成本約為7000萬人民币。
跨年晚會的廣告贊助收益大概分為，獨家冠名、特約合作、互動支援、指定産品、硬廣等類别，跨年晚會的平均廣告收益也約為7000萬人民币。一場跨年晚會的收益最高不會超過成本的5%。
幾乎不賺錢的跨年晚會，卻引來多方大戰十餘年，這背後的商業邏輯并不複雜。通過晚會證明自己的藝人合作關系和硬體制作能力，樹立更好的品牌，讓未來一年甚至幾年中的商業合作得以更好的發展，甚至奠定行業中的“江湖地位”，而流量效應帶來粉絲經濟，也讓衛視不得不咬着牙辦下去。
就這麼砸着錢辦，2019年底，被使用者以小破站稱呼了多年的B站，還是用一台叫做“最美的夜”的跨年晚會，成功破圈上位。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在2005年湖南衛視舉辦首屆“超女”跨年晚會的時候，就埋下了一個引子。
當年，湖南衛視成立的天娛公司囊括了大部分超級女聲的選手，再加上湖南衛視本來擁有的主持人陣容和自制劇陣容，足夠撐下一台晚會，随後的東方衛視和江蘇衛視同樣以大量的優質自制綜藝節目資源加持，讓跨年晚會打上了各個衛視鮮明的個性标簽。
（跨年晚會中的周筆暢 圖/中國新聞圖檔網）
但觀衆顯然是不買賬的，觀衆更希望在一個晚會上能看到更多的大腕，更多高水準藝人，這就出現重金搶資源拼咖位的情況。當天娛公司和藝人們的經濟合同到期以後，也失去了最重要的藝人資源。
起初的晚會，話語權還是牢牢掌握在衛視方，而當藝人的身價水漲船高以後，衛視方逐漸失去了統攬一切的能力，随着網際網路新媒體平台的興起，藝人和傳統衛視之間綁定的關系被打破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隻有拼錢才能有最終的陣容，而拼錢攢陣容的結果就必然是高同質化，最終也就會必然導緻人們的審美疲勞。
“節儉辦晚會”和“發放跨年晚會牌照”等調控形式的出現表明，國家并不希望這樣的“軍備競賽”持續下去。錢花了，藝術水準沒有肉眼可見的提升，最開始是賠本賺吆喝，後來是花錢聽個響，到頭來響都沒聽見。
不僅如此，從廣告植入上來說，衛視也沒法跟網際網路企業拼未來。從網際網路企業來看，平時大量使用者的使用和停留，讓商業形式變得立體多樣和常态化，而衛視則習慣押寶晚會，不僅希望用一台晚會賺回全年的眼球還希望賺到來年的眼球，這種邏輯在20年前好使，在今天不好使了。
為了拉平成本，歌舞類的晚會廣告植入相對困難，采用主持人大量口播以及畫面貼片的方式，甚至不惜弄個第二會場沙發前面擺滿了廣告商的産品，每一次搖臂掃過觀衆席都要露出廣告商的名稱和産品，甚至能把汽車開到舞台中間，這樣的方式觀衆早已經深惡痛絕。最初人們還會為主持人口播廣告快速清晰而贊歎，而今天人們隻會覺得這樣的吃相很難看。
當“去流量化”的倡議說出來之後，各大衛視顯然是要響應的，從今年的陣容上來看，實力派唱将和老牌歌者的數量有所上升，但衛視同樣心裡在滴血，失去了流量的加持，如何引來收視率和影響力，這其實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流量”本是無罪的，藝人的藝術水準的提升也不可能靠一台晚會能改變，但事已至此，衛視隻有接受，當然付出的代價和金錢也會相應降低，反正都是走下坡路，少花點錢也是極好的。
該死的儀式感
相比起藝人的崛起、廣告植入的困難和去流量化等政策，跨年晚會最大的敵人其實是那個莫須有的“儀式感”。
廣義上來說，儀式感就是花心思把日常的事情變成不日常而産生的一種神聖感。它很個性化且難以營造。
在最初的跨年晚會期間，無論是衛視還是商家都在竭力營造一種跨年夜的儀式感，讓漂泊的遊子們感受溫暖，給被社會毒打了一年的“牛馬”們帶去驚喜，卻仍然難逃成為BGM的命運。
雖然傳統農曆春節的儀式感同樣在降低，但因為背靠七天假期，對于高壓工作下人們仍有不錯的緩解釋放功能，反觀元旦假期，多出來的一天假雖然聊勝于無，但對于壓力的釋放和排解的功能微乎其微。
其次，兩年來反複的疫情和後疫情生活，打碎了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以及娛樂模式，往年來在歲末的期待和對于來年的憧憬，都因為不可知的變化變得失去意義和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跨年的儀式感存在的價值繼續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晚會這個形式已經在各個平台充分證明了其的短闆，由于欣賞藝術的高度個性化，打造全年齡段合家歡類型的一台晚會，已經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了。短視訊帶來的新鮮刺激和感官沖擊和快速滿足感，讓越來越多的閱聽人接受不了晚會這個傳統形式，即便是對某一個藝人或者藝術形式具有高度粘性的使用者，也不願意枯坐3-4個小時等待那一個節目。
2019年被吹爆的B站跨年晚會，也在第二年迎來了“新秀牆”，人們發現，晚會這個形式本事就很難在小衆和主流之間兼顧，更無法平衡流量和資料。
音樂在諸多藝術形式中又不是稀缺資源，在流媒體衆多、移動網際網路和智能手機高度普及的時代，音樂從單價到消費模式上來看均屬于成本效益極高的藝術資源，而現場的制作水準再高，也比不上錄音棚的音質和效果。
從各方面因素上來看，跨年晚會走向末路是必然的，從短期内看，晚會這個形式不會消失，是因為對于衛視來說，制作晚會是童子功，某些衛視可能無法制作高水準的電視劇和綜藝節目，但是制作一台看上去還過得去的晚會，難度并不大。
從目前來看，走垂直個性化的路線或許是一條出路，比如河南衛視的傳統文化風格，在幾次重要的節點都做到了四兩撥千斤式的驚豔；再比如今年某視訊平台聯合笑果文化制作的《脫口秀跨年2021》，這樣的跨年晚會雖然從制作費用和演出陣容上無法和大腕雲集的拼盤音樂會相比，但給了觀衆耳目一新的觀感和獨特的辨析度。畢竟在海量的使用者面前，吃透單一小衆群體，也未見得會吃不飽。
有朝一日，跨年晚會沒有了，人們不必惋惜，因為必然是在那個重要的日子，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重要的人要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