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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機密檔案:司馬師的“意外死亡”不過是一場權力的遊戲

引子:

曹魏正元二年閏正月的一天夜裡,年方十八歲的文鴦向樂嘉城下的魏軍發動了突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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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無雙》中的文鴦

按照他的計劃,在突擊的同時,他的父親,魏國前任揚州刺史文欽應該同時發動進攻,趁魏軍混亂時,兩路夾擊,擊潰魏軍。

然而,當文鴦的部隊鼓角齊鳴,向魏軍大營發起沖鋒時,文欽卻臨陣怯戰,大軍猶如烏龜一般,遲遲沒有動靜。

眼看計劃失敗,搏殺了一夜的文鴦長歎一聲,勒馬而回,向東撤退。

這時,滿心沮喪的文鴦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這一次突擊,永遠地改變了曆史。

一、司馬家的“二代目”

用現代的話來說,司馬師,從小就是父母口中那個“别人家的孩子”。

《晉書.帝紀第二》中記載,司馬師從年輕時起便“雅有風彩,少流美譽”,與當時的大名士夏侯玄、何晏是齊名的

人物

。娶了夏侯尚的女兒夏侯徽之後,又加上了“宗室”的光環。當母親張春華去世後,司馬師居家守孝,更是成為了當世聞名的“孝子”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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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時代 司馬師無疑是“頂級流量”之一

不僅學問好、名氣大,司馬師在仕途上也是一帆風順,年紀輕輕便當上了中護軍,官居四品,成了曹魏的衛戍部隊副司令。

從這麼一份履歷來看,司馬師稱得上是既有人望、又有資曆。于是,老爹司馬懿去世後,四十四歲的司馬師順利接班,成為了司馬氏的“二代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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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司馬懿

客觀來說,接班之後,司馬師幹的很不差:在他主掌國事期間,一幹能臣宿将各安其位,朝政平穩,國力不斷增強。

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的話,一二十年後,曹魏和司馬氏之間大機率又會搞一次“禅讓”,到時候,司馬師将作為新朝的開國之君,載入史書之中。

然而,曆史并沒有給司馬師這個機會——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正月,

皇帝曹芳的老丈人,光祿大夫張緝串通中書令李豐、黃門監蘇铄、永甯署令樂敦、冗從仆射劉寶賢

等一幹人,密謀“廢易大臣”,以夏侯玄代替司馬師的位置。

在這幾個人中,李豐、張緝是外臣,蘇铄、樂敦是宦官,劉寶賢則掌握着宮中的一支特殊力量——中黃門冗從,也就是在宮中負責值守、護衛的宦官們。

從這些人物的職權中基本可以推斷出,張緝等人大概是想複刻一回“

十常侍誅殺何進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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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是“大優局面翻車”的典範

隻不過,他們忽略了一點,司馬師是親自參與謀劃過“

高平陵事變

”的角色,玩陰謀詭計的老手,豈能上這等大當?

于是,張緝、李豐等人還未來得及将計劃付諸行動,司馬師便搶先動手,将牽涉此事的一幹人一網打盡,全部誅殺,順帶連皇後也一起廢了。

司馬師雖然使用雷霆手段,滅掉了這個背着他搞小動作的團夥,但損失也是顯而易見的——

他苦心經營數十年,忠恕寬仁的良相面具毀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陰

鸷狠

辣的權臣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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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師的黑化

對于這一結果,司馬師的态度是:既然撕破了臉,正好省了那些婆婆媽媽的不好意思。于是,就在這年九月,司馬師威逼郭太後,廢曹芳為齊王,迎高貴鄉公曹髦為皇帝,并改年号為正元。

“正元”這個年号挺有意思——從字面上來看,這個年号有“端正根本”的意思。國家的“根本”不用說,肯定是皇帝,而需要“端正”的,自然是已經成了齊王的曹芳。

司馬師的意思大概是:之前之是以發生那些事,根子上在于皇帝不德,如今新皇帝到位了,從前的事就算翻篇了,咱們就外甥打燈籠,一切照舊吧!

雖然司馬師的小算盤打得“啪啪”響,但曹魏這輛大船上,還有得是心存異望的人,他們時刻圖謀着,要把司馬師從掌舵的位置上拉下來,一腳踢下海去。

二、司馬師的“意外”死亡

很快,這些人就冒了出來——正元二年正月,也就是司馬師行廢立之事僅僅四個月後,

鎮東大将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便在

壽春

聚集兵馬,以司馬師“

十一大罪

”昭告天下,引大軍渡過淮水,占領重鎮項城(

今河南項城

),兵戈直指洛陽,是為著名的“

淮南二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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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春古城

毌丘儉、文欽都是在對吳前線征戰多年的宿将,此番立起反旗,曹魏朝廷上下都為之震動,司馬師也不得不率領大軍,親自前往讨伐。

當大軍日夜兼程抵達

汝陽(今河南周口市西南)

時,司馬師卻不動了。他一面指令荊州刺史王基率軍把守汝陽附近的屯糧地

南頓城(今河南項城南頓鎮)

,一面在汝陽附近修築深溝高壘,擺出一副要在此長住的架勢來。

司馬師麾下的将領表示迷惑不解:咱們手下有大軍十幾萬,毌丘儉、文欽的兵馬往大了算也就五六萬,這都不打,不是贻誤戰機嘛?

饒是請戰的将領來了一撥又一撥,說得口沫橫飛、面紅耳赤,司馬師依然一臉莫測高深、不動如山。

司馬師就像一隻小烏龜,縮在大營裡,與叛軍玩起了大眼瞪小眼、誰動誰就輸的遊戲。

這也難怪,“

穩守待機

”本來就是司馬氏的家傳武功——老烏龜司馬懿當年就是靠着這一招,生生地耗死了絕世奇才諸葛亮,司馬師不過照章辦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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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懿:沒錯,就是我教的~

看到司馬師按兵不動,毌丘儉與文欽便兵分兩路:毌丘儉坐鎮于項城為本陣,文欽在外遊擊為翼衛,也擺出了一副長期對峙的架勢。

然而,毌丘儉和文欽忽略了一點——有些時候,烏龜也是會咬人的,而且一旦咬住就絕不會松口。

表面上的司馬師,坐在大營中悠然自得、穩如老狗,但私底下他卻悄悄地祭出了第二招——

暗度陳倉

在他的調動下,鎮南将軍諸葛誕率領豫州兵馬自安豐津(今安徽壽縣安豐鎮)渡過淮河,進逼壽春,斷掉了叛軍的歸路;征東将軍胡遵則率領青、徐大軍把守住谯縣(今安徽亳州)與宋縣(今安徽太和縣附近)之間的區域,堵住了叛軍轉而北上的可能,三路大軍猶如一張大網,悄悄地将淮南叛軍裹在了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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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二叛軍事路線圖

鐵桶合圍、甕中捉鼈

,這就是司馬師為此戰寫好的劇本。

随着曹魏大軍不斷集結,毌丘儉和文欽也嗅到了危險的味道,他們收縮兵力,盤踞在項城一帶,打算和司馬師打一場魚死網破的決戰。

在這種情形下,雖然司馬師一方的兵力占據了絕對優勢,但如果與死守項城的叛軍正面硬剛,損失必然不小,且如果吳國趁機在背後捅刀子,魏軍反而可能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當中。

為了盡快消滅叛軍的有生力量,司馬師又秀出了第三招——“

引蛇出洞

司馬師傳令兖州刺史鄧艾,率領一支小部隊奔襲距離項城不遠的樂嘉城——樂嘉城雖小,卻是項城西面的唯一屏障,若此地有失,叛軍就會陷入以孤城自守的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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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的鄧艾形象

收到情報後,叛軍果然上當,文欽親自率領大軍,惡狠狠地向樂嘉城撲來。

然而,等到文欽趕到樂嘉城時,等待着他的不僅有鄧艾,還有魏軍的主帥——司馬師。

原來,司馬師在派鄧艾向樂嘉城出擊的同時,自己親自率領輕騎,星夜向樂嘉城進發,要内外夾擊,一口吞掉文欽。

望着面前黑壓壓的大軍,文欽不禁感到一陣戰栗——這時他才發現,這個人并不是烏龜,而是一頭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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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欽面前的魏軍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應當說,在這場戰役中,司馬師的戰略幾乎無懈可擊——直到文鴦發起突擊為止。

也許是司馬師完全沒有想到,在全面劣勢的情況下,文鴦依然敢于向他的大營發動進攻,是以,當文鴦突擊的消息傳來時,司馬師驚訝地睜大了眼睛——正是這個動作,使得他尚未愈合的眼部創口迸裂了。

為了穩定軍心,司馬師用被子蒙住臉,死死咬住被角,直到被子被咬破也沒有發出一聲叫喊,直至于他帳外的衛兵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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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欽退兵後,司馬師忍着巨大的疼痛,立即部署各路軍馬展開總攻。在魏軍的強大攻勢下,坐鎮項城的毌丘儉棄城而逃,在安豐津被斬首,文欽父子則倉皇逃往吳國,而叛軍的大學營壽春也被諸葛誕一舉攻克,“淮南二叛”就此平息。

戰事雖平,但司馬師卻由于傷勢過重,僅僅七日後便在許昌去世,時年四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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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師之死

三、

陰謀的味道

可能有人要說,你拉拉雜雜地寫了一大堆,司馬師的死因不還是意外嘛?有什麼好論證的?

誠然,如果按照史書記載來看,司馬師死于意外,幾乎是無可辯駁的事實。然而,當我們将這次戰事從頭至尾細細捋過一遍後,卻能夠發現,在這次意外的背後,還存在着諸多可疑之處。

第一個疑點:臨陣換将。

根據

《三國志》、《晉書》

等史料的記載,當毌丘儉、文欽起兵時,司馬師并沒有打算親自讨伐,而是準備派自己的叔叔司馬孚為主将前去平叛。

當司馬師做出這一決定時,有幾個人當即表示了反對,而其中意圖最堅決的人,叫做

傅嘏

按照《裴注三國志》中援引《漢晉春秋》的說法,當時傅

對司馬師進行了“固勸”、“重言”,翻來複去地說個沒完,直到司馬師“蹶然而起”,答應親征才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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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傅嘏的說法沒什麼毛病,但細細一想,又不太對頭——

自從司馬師掌握魏國大權後,先後主持對外打了三仗:分别是

嘉平四年的東關之戰;嘉平五年的讨胡之戰;以及與讨胡之戰同年的新城防禦戰。

這三場戰事結果如何呢?

東關之戰,司馬師親自決定戰略,慘敗;

讨胡之戰,司馬師力主派陳泰上陣,無功;

新城防禦戰,司馬師改派司馬孚領兵出征,大勝。

這個......着實有些尴尬了。

是以,派司馬孚前去讨伐叛軍,實在是沒毛病,而傅嘏力勸司馬師出征,如果不是腦子壞掉,就恐怕是另有一番意圖了。

我們先暫且将這個疑問放在一邊,再來看看第二個疑點:

文鴦突擊的過程

《三國志.毌丘儉傳》

中,是這樣描述這場戰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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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記載中,有一個關鍵點:“

夜來欲襲

衆所周知,夜襲這項手藝,講究的是個兵少而精、來去如風——兵少而精,才能在視力極度受限的情況下進行統一指揮;來去如風,才能在敵人反應過來之前造成最大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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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甘甯百騎劫曹營”就是夜襲的典範

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到,文欽、文鴦前來夜襲前,認為敵軍隻是鄧艾率領的萬餘人而已,是以,當司馬師大軍突然出現時,文家父子所率領的部隊就明顯地不夠用了。

此外,作為這場戰鬥中的奇兵與殺招,司馬師和他的部隊在抵達樂嘉城時理應做好萬全準備,随時可以投入戰鬥,絕沒有趕到戰場後,反而放松警惕,呼呼大睡的道理。

在這種極為不利的情況下,文鴦還能夠長驅直入,甚至直接震動了司馬師所在的中軍,最有可能的原因隻有一個——在司馬師的軍中,有人暗中相助。

這個人是誰呢?

《毌丘儉傳》

的引文

《魏末傳》

中,提到了一個人——

尹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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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尹大目曾是“曹氏家奴”,又在追趕文欽時着意透露司馬師舊傷複發的消息。是以,當文鴦劫營時,尹大目很有可能就是這個趁機虛張聲勢、煽動混亂的角色。

正是由于尹大目的煽動,部隊開始混亂,司馬師才會誤認為文鴦已經攻到了他的大營附近,這個完全出乎他意料的變化,最終引得司馬師傷口迸裂,最終導緻了他的死亡。

如果要探究尹大目這樣做的動機,就要追溯到六年前,那起震動了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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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洛陽後,為了将曹爽騙回洛陽,徹底消除後患,司馬懿派出了一批批說客,而與曹爽交情深厚的尹大目,也被派了出去,為曹爽帶去了“

惟免官而已

”的承諾。

之後發生的事情衆所周知:司馬懿揮起屠刀,曹爽與他的黨羽們人頭落地、滿門抄斬。一時間,洛陽城滿是血雨腥風,而在鮮血染紅的高台之上,司馬懿和他的附庸們觥籌交錯,慶祝着來之不易的勝利。

在這個時刻,沒有人想起尹大目。

大清洗結束後,尹大目既沒有因曹爽的關系受罰,也沒有因司馬家的得勢而受賞,依然回到宮中,老老實實地做他的殿中校尉,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然而,對于尹大目來說,他的世界已經天翻地覆了——在心懷曹魏的舊臣眼中,他是見風使舵、賣主求榮的小人;在得勢的新貴面前,他是再無利用價值,也不會産生任何威脅的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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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中的尹大目 也是一副委屈相

被世人唾棄與遺忘的尹大目,就這樣默默地生活着。

他的委屈,無人明白;他的憤怒,也無人知曉。他隻能等待,等待一個報複的機會。

六年過去了,當文鴦挺槍躍馬,沖進司馬師的軍陣時,尹大目的機會終于來臨了。

四、

主謀是誰?

如果文章到這裡畫上句号,那麼司馬師的死,就成了一個小人物複仇的故事。

然而,在我看來,這個推論還有一個很大的漏洞——

根據曹魏的制度,殿中校尉負責領兵侍衛宮廷,是品級僅為七品的低階武将。也就是說,當司馬師出征時,尹大目根本就不該出現在部隊中,更不可能第一時間便得知他舊傷複發這種機密消息!

換言之,尹大目出現在這裡,隻有一種可能:他是被人安排在司馬師左右的。這個人通過尹大目,一直在暗中關注着司馬師的一舉一動,而這個人,才最有可能是導緻司馬師死亡的幕後黑手。

那麼,這個在暗中操控的人會是誰呢?

我的第一個懷疑對象,就是遠在洛陽的皇帝——

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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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貴鄉公曹髦

理由很簡單,尹大目作為殿中校尉,“

常侍在帝側

”,同時又是曹氏的同鄉,他完全有可能從曹髦這裡直接得到指令,在軍中打探消息,伺機除掉司馬師,消除曹魏皇室最大的威脅。

然而,我很快意識到,曹髦是很難将尹大目安插進司馬師身邊的——至少他自己很難做到。

《三國志.三少帝紀》

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曹髦繼位之後,司馬師曾經向時任中書侍郎、經常接觸皇帝的鐘會打聽,這位新皇帝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鐘會回答的很簡單:“

(曹髦)才同陳思,武類太祖

也就是說,在鐘會看來,這位年輕的皇帝,是個能與曹操、曹植比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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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與曹植

聽了鐘會的話,司馬師感歎道:“如果真像你說的這樣,那是社稷之福啊!”

從這句話中,我們能感受到司馬師的情緒——有懷疑、有掩飾,更多的則是暗暗的防備。

在司馬師已有防備的情況下,曹髦不可能直接安排自己的親信進入司馬師的部隊,否則,以司馬師的性子,恐怕隊伍還沒出洛陽,尹大目就被他找借口料理了。

是以,曹髦如果想要實作他的目的,必須要找到一個合夥人——

這個人必須深得司馬師信任,能夠将尹大目安排至軍中而不被懷疑;同時他又要對司馬師深懷不滿,有除掉司馬師的主觀願望。

很明顯,在當時的曹魏朝廷中,這樣的人并不多。

經過慎重的選擇,曹髦最終找到了這個合夥人——司馬師的親弟弟,

司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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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終的真相

之是以會将司馬昭列入懷疑對象,是因為我在反複查閱與司馬師死亡有關的史料時,突然發現,作為司馬師的弟弟,司馬家實際上的二号人物,在整起事件的過程中,竟然顯得毫無存在感,仿佛憑空消失了一般。

這種反常的現象,讓我開始重新審視這些史料,當我漸漸走向深入時,卻發現了一個令人悚然的事實:雖然我們在字面上找不到司馬昭的蹤影,但在許多關鍵環節的背後,司馬昭又仿佛無所不在——

前文說過,當毌丘儉、文欽起兵時,司馬師是傾向于派司馬孚出征的,而當時勸說司馬師親自出兵的人,除了傅嘏之外,還有一個人,叫做

王肅

這位

,就是

魏國前任司徒、“鬼畜網紅”王朗

的兒子,此時官居太常,位列九卿之首,主管

祭祀、宗廟、帝王陵寝、文化教育

等事務,是個職位很高、權力卻不大的清貴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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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世界中,王肅的名氣比他老爹王朗差得遠

按理說,軍隊事務,輪不到他來指手畫腳,但王肅還有另一個身份:司馬昭的老丈人。在司馬師大病未愈的敏感時刻,王肅出來勸說司馬師親自出征,很難說背後沒有司馬昭的意志。

而當司馬師決定親自平叛時,司馬昭領到了一個新的任務——以征西将軍兼任中領軍,留守洛陽。

曹魏時期,中領軍是皇城禁軍中的最高職位,司馬師為司馬昭安排這一職務,很明顯是為了控制洛陽城的武裝力量,以防後方出現變亂。

——這就很有趣了,因為按照曹魏禁軍體系,殿中校尉尹大目實際上是司馬昭的下屬。可以想見,如果司馬昭以護衛司馬師安全為名,安排尹大目進入司馬師的身邊,對于他來說,簡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在“司馬師死亡案件”中的關鍵人物,似乎都與司馬昭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這些證據,隻能夠說明司馬昭有加害司馬師的能力,卻不能确定司馬昭就是策劃謀害司馬師的真兇。

如果要坐實司馬昭的罪名,我們首先要找到司馬昭的動機。

在我看來,司馬昭最初的動機,大概要追溯到嘉平四年(公元252年)的東關之戰時。

東關之戰,是司馬師掌握大權之後,為了樹立自己的威望,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所發動的戰争,由于戰略思想不統一,魏軍在東關被諸葛恪率領的吳軍打得大敗,遭受了巨大的損失。

這損失大到了什麼程度呢?毌丘儉起兵的檄文中提到了:

賊退過東關,坐自起衆,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曆年軍實,一旦而盡。

是以,在戰事結束後,為了安定局面,司馬師需要盡快找到一個替罪羊,挑來挑去,他選中了擔任監軍的司馬昭——削去了他新城鄉侯的爵位,以這種形式給了滿朝上下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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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司馬師的立場來看,這不過是收買人心的必要手段,但在司馬昭眼中,這件事就沒這麼簡單了——

《三國志.王修傳》

的記載,東關之戰失敗後,司馬昭曾經責問屬下:“誰應該為這場失敗負責任?”

曹魏元老王修之子、行軍司馬王儀則回答道:“您是統帥,當然是您來負!”

司馬昭登時大怒:“你這是要加罪與我嗎?!”随即喝令左右,将王儀推出去砍了。

為了消除負面輿論,司馬昭不惜誅殺曹魏元老的子嗣,可見,東關之戰的失敗,對于司馬昭來說,是絕對負不起的責任。

是以,當司馬師将失利的罪責全部推到司馬昭頭上時,司馬昭的内心恐怕是相當崩潰的。

如果說,成為東關之戰的替罪羊,隻是導緻了司馬昭不滿的話,那麼,發生在嘉平六年的“平樂觀事件”,就實實在在地讓司馬昭感到恐怖了。

這一年秋天,司馬昭在隴西擊退姜維的進攻後,帶兵回到洛陽。

在洛陽郊外的平樂觀,司馬昭接到了皇帝曹芳的诏書,稱皇帝親臨平樂觀,要來檢閱大軍,并要他進觀内觐見。

走進觀内的司馬昭,立即感覺到了異樣的氣氛:面前的皇帝臉色蒼白、極為緊張,而皇帝左右的侍衛們亦是個個神情不善、殺氣外露。

看到這種情況,司馬昭匆匆行禮後,迅速走出平樂觀,帶領大軍火速回到了洛陽城内,并将這件事告訴了司馬師。

很快,事情便查清了:原來,當時的中領軍許允與皇帝謀劃,要在平樂觀誅殺司馬昭,奪取軍隊的控制權,并以此為倚仗,逼迫司馬師交出權柄。隻不過是皇帝臨時畏縮,才讓司馬昭撿了一條性命回來。

在我看來,這件事對司馬昭來說,無疑是一記警鐘——即使他是大将軍的手足、司馬家的二公子,但隻要手中沒有實實在在的權力,就總會有人會利用他來對付司馬師、甚至毀滅整個司馬家。

而且,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司馬師會為了保住他這個弟弟,而乖乖交出權力嗎?

答案一目了然——東關之戰的結局,就是最好的說明。

是以,要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道路,就是取而代之。

什麼手足情深、同胞兄弟,在至高無上的權力面前,又算的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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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兄弟

現在,我們可以推理一下皇帝與司馬昭的計劃了——

要神不知、鬼不覺地幹掉司馬師,最好的地點莫過于戰場——他王肅與傅嘏勸告,就是這個計劃的第一步;

執行這一人物,需要一個死士——仇恨司馬家多年的尹大目,便是最佳人選,隻不過在最關鍵的時刻,殺出一個文鴦,代替了尹大目的角色;

司馬師死後的權力分割——司馬昭接替司馬師,成為司馬家的領袖,曹髦則重新掌握朝政大權,各取所需。

正因如此,當司馬師死後,曹髦才敢于下旨,指令司馬昭留鎮許昌,而将大軍交給傅嘏,回師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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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曹髦畢竟太過天真——司馬昭以弑兄為代價換回的權力,怎麼可能輕易交出去呢?

于是,我們可以看到,司馬昭公然抗旨,率領大軍回到洛陽,正式接管了司馬師留下的一切,繼續吞噬着曹魏的天下。

在這場權力的遊戲中,司馬昭終于笑到了最後。

一個新的朝代,即将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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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朝的建立 多半應歸功于司馬昭

後記:

司馬師的死,其實在曆史上并無太多争論,主要是由于史料散佚過多,且這種機密事件,所了解的人應相當有限,是以,真相難以探究,也是并不奇怪的事情。

然而,作為一個一貫的陰謀論者,銜筆一直認為,曆史上所有的巧合,背後必有它的原因存在。這篇文章,就是在這樣的想法之下完成的。

由于史料缺乏,其中許多環節都是基于銜筆本人的推論。希望有同樣考據之癖的朋友們,多多批評指正。

當然,若各位朋友認為本文多少有可取之處,也請點贊轉發,以表鼓勵,感謝感謝!

參考文獻:《三國志》

《晉書》

《魏晉之際的公權力與家族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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